卡夫卡传 作者:勃罗德-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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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鲍姆到他那里作了八天客。“那时村子里积雪很深，”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们通宵达旦聊天的那些长夜中，我对他的了解要超过前十年和后五年。”9月，即重病确诊后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记中报道着：“F．来过了，为了来看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车，我本该劝阻她的。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完全由于我的过错，她极度难过。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全无感觉，同样完全无可救助，想着我的一些舒适受到了打扰，作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么点喜剧。在一些小事上没有道理，没道理维护她所谓的或也许是真正的权利。从整体上说，她是无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为非作歹，她为此而受刑，此外我还操纵着刑具。随着她的离开（她和奥特拉的车绕着池塘行驶，我取笔直的捷径又一次来到她身边）和一阵头疼（喜剧演员的演出后残余影响），一天告终。”
11月初我记下了与弗兰茨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我自己的内心冲突，但也可窥见他的心理：
他：总是这样的。罪过恰恰在于，人们考虑问题。
我：那么应该不动脑子吗？
他：这当然不成法规。但这意味着：你应该不能够考
虑。——这是无法逼迫的。思虑是蚌的建议。但即便如此
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没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兰茨来到布拉格，在这里与F．会晤。她身为柏林一家大企业的女经理（审慎、能于、宽怀大度是她杰出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她利用圣诞节假期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这场悲剧进入了尾声。12月25日晚上，弗兰茨和F．作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12月26日我记道：“卡夫卡一早七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馆。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坚定。只为了度过时光。他昨天对F．非常明白地谈了一切。我们谈天说地，就是不涉及这个题目。卡夫卡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脱是无法写的，只能经历。’下午与鲍姆、威尔奇一起出游。也就是一对夫妇与卡夫卡和F。西普卡关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对我说：‘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兰茨到我的办公室来，进来休息一会儿，他说，他刚送F．去了火车站。他面色苍白，绷紧着脸，一副严厉相。但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他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紧挨着我的写字台是一个同事的写字台，我们在邮政总局的法律部工作——这个部位于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层，不在总局的主要办公楼里。总局成功地将一套亲切的、有厨房和洗澡间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尘堆，面目可增毫无人情味的官方场所，这么一种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来找我的私人来访者，我多半（内心总是歉疚不安）在那变成了废旧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设施的厨房里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办公室里来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头工作的人中间，坐在我写字台旁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这张椅子本来是为请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责任者准备的。而他就在这里哭泣，就在这里抽抽噎噎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怕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除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这么失去自制。
几天后他回屈劳去了。他还给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场非常坚定，他不仅放弃了她，而且放弃了获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内心自然的软弱而不让步，因为他曾经在让步中尝到过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终决定的苦果。
大约一年三个月后我听到了F．结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了弗兰茨。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结合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有些难以解开的疙瘩似乎被解开了，实在是好事，”我私下总结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兰茨那儿，这阴影笼罩的问题的消除还远远木等于说已经铺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卡夫卡传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第六章 宗教观的发展
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这段“悼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不几天后他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常因他去索菲亚岛，游泳场。也去特洛亚。”
关于他当时生活和评判一切的严厉性，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话），他摘录了后面这些伟大的句子：“一旦一个人到来，他带有一些原始的素质，所以他不会说：应该原原本本接受这个世界……而他说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样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本性，而并不出于对世界的好感而想改变它：现在这句话被人听到的一刹那，在整个存在中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童话中——一句话出口；施了魔法达数百年之久的宫殿便开启了，一切生命又恢复了；存在同样关注着一切。天使们有事可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那会变成什么，因为这将使他们忙碌。另一方面：阴森可怕的魔鬼已闲坐了很久，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他们会跳起来，伸展四肢，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他们的名堂了等等。”我对卡夫卡著作中充满希望、乐于行动的一面特别重视，也就是说，特别强调这一基本观点：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并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这些力量追求的法则与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这些力量，永远不会懂，在它们面前他是失败者，只能听任慈悲或不慈悲的发落（古老的约伯问题），——在我强调这个基本观点之时，在我强调卡夫卡那里的人类自由见解时，我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的这种见解只是像火花般闪现，而且在绝大多数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规定得十分渺小，这一点在读者眼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自由和希望的论点也存在着！而且在一个宗教思想者那里只要找到这么一个论点，奇怪的是，他的整个形象便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想说的仅此而已！对这些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迹象切不可忽视，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去读卡夫卡。我认为，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的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正由于信仰的这些征象是从一种极端的怀疑中挣脱出来的，经最后的检验澄清，就其真实性而言非常有价值，非常强烈。“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说。他还补充：“自然无论是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信念都可能会长时期地潜藏不露。”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论的补充句子非常重要：“这种潜藏的一种表达可能性是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说，怀疑和信仰不可能比这个警句结合得更紧密了。
相似的还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毁坏了的东西是可毁坏的，那么这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但它如果是不可毁坏的，那么我们便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绝了原罪的教义。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曾做过的探索一样。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寻着，但没有找到可借以断定的话。他寻找一种信仰像找一个断头台，这么重，又这么轻。但有一点他无论如何是确信的：（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上帝对我们的位置）人的立足点和任务是清楚的，是为善服务的活动，这是指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上的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就要看，是否能通过我们一生中的行动遮暗这幅画而干脆取消掉。”
可以将1911年11月11日的日记引为对照——对我的感情而言这是最震撼心灵的日记之一：“一旦我发现本该由我来消灭的弊病（比如那特别安宁的、依我看来是无可慰藉的我那结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状，我便在此一瞬间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觉。”
相似的话还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强调一切人间事物的捉摸不透和复杂性，这些性质将为美好进行的斗争弄得极其模糊——（也许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文学家总将生活中某种在他之前无人看得这么清楚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通过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没有十分搞错，我确是更接近真实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处的精神斗争。我钻进森林，什么也没有找到，出于软弱马上又跑出去；我离开这片森林时，经常听到或以为听到那个斗争中武器的碰撞声。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在寻找着我，但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虚假表象。”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们只有在不是认真对待事物时，才让上帝和正确的生活之“本”从面前驶过而不登上去，才会失去它。“但你要坚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关键性的思索的语言），“……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稳定不变的昏暗的远行，从那里除了有一次驶出一辆车外什么都未出现，这辆车向这里驰来，越来越大，在它到达你的身边时，它填满了世界空间——而你陷在它里面，像个孩子陷在一辆旅游车的软座里，车在暴风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么个公式：几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但从某个特定的认识程度开始，人们便不会再迷失方向。——这是以最纯的形式表达的柏拉图的学说。因为柏拉图在《费德罗》中也断定，那些驰过上面的小径的人，是不会落到下面的小径上去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伤中，卡夫卡坚信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不是通过语言道出这个观点，而是通过他毕生的态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他周围笼罩着抑郁的空气，人们在他身边却会感到极其舒服。这“不可摧毁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温柔然而坚定的举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