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作者:勃罗德-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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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绝对世界的信仰——但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太弱了，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与对绝对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对人类的无能的意识。这种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据今日不遵循传统的宗教法则的犹太人独特的现状来解释，天主教方面也有这么个解释：不接受基督的犹太人。可是不能忘记作为衰弱感主题的时代形势、战争，卡夫卡个人的、偶然性的缺点和苦恼。这些个人因素是从青年时期的印象，从“失误的教育”中开始的，这一切使他作品中产生了那种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以此可以比通过神学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回事。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一员，是不能正确生活的。卡夫卡将复国主义视为一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个仿佛是犹太的现实主义的阐释我后面还将展开来谈。
但首先应该阐明一般宗教性的问题。
绝对物存在着——但是不能与人类的生活相比较：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从这经历的深处不断出现新的变音。在最苦涩的嘲讽中，在绝望中，在无与伦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种透过一切怀疑的云雾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这种希望并不常见，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无可置疑地在这里或那里显现。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具有如此怪诞的大比重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们会误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铃的误响，——切便无可挽回了。”人与上帝间永远的误解诱使卡夫卡不断在两个世界的图像中描述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永远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中，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人之间隔着无穷尽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动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开父亲和儿子的墙也同样如此。在表达这种不可比较性的一切场合，这位文学家的目光总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视着，并将它同一切误解中最大的、灾难最深重的误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灵——默默地联系了起来。
这一认识的核心无疑存在于这种感觉之中：有一个绝对概念的、无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们称为的“上帝”。这种对“不可摧毁性”的感觉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与此同时，他并未忽略（因为他的心灵具有最敏锐的眼睛）无数可厌的错误步子中的任何一个、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们互相间以此败坏着生活的乐趣，使生活无法进行，并因此而离生活的源泉日益遥远。一种美好的生活是为我们规定着的，但我们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能力去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处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道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营》中如此强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魔鬼无异的机器，一个这台机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眼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眼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感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眼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种怀疑拽入我们的道德体系。只有通过一种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感觉，一种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感觉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管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种启示、宁静、肯定性，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这个奇特之处：在卡夫卡那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怕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进去的人，或是那人头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高法庭）的正义、一种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认——但这种可能性并非肯定性。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这部“无时代”的长篇小说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前一分钟。它会不会成功呢？怀疑、无把握的巨大担忧充满了心胸。
为什么人不能达到根本，达到真实，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个“遵循着夜铃的误响”的乡村医生那样呢？卡夫卡从其本质出发不愿对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许诺和指导。他钦佩一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而他自己处于摇摆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绝对概念是自身中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Arrheton），那么这种摇摆就会是空洞无物的。在他的无把握中人们感觉得到一种遥远的把握，通过这种把握使无把握得以出现和保持。我已经说过，这一积极特征由于他个人总是让人感到安详和开朗，他的本质的温柔、思虑、从不慌慌张张，它也许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这一特征是被压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细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会透过昏暗的外壳看到其亮光闪闪的或说得确切些放射着柔光的核心。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绝望；但是他那叙述时的从容不迫和条分缕析，他那沉湎于细节，也就是沉湎于现实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义”，他那在简洁的、经常通过短路构成的句子结构中和如此众多的风格转换中表现出来的幽默（那些债务人“变得善于挥霍了，他们在一家饭店花园中举行盛宴，而其他人则在逃往美国的途中在这宴会上稍事逗留。”）——所有这一切仅仅通过形式已经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和他所认识到的人类的普遍本质，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诵，这种幽默便显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他给我们朗诵《诉讼》的第一章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着实开怀笑了个够。而他自己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有时候一时读不下去了。如果联想到这一章可怕的严肃性，会感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便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愉快舒适的笑。但里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当然这一个成分是与一百个阴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并不想予以缩小。我只不过想同时指出人们在观察卡夫卡时易于忽略的一点：对世界和生活的乐趣这一素质。
他引以自责的是，他对生活的信仰动摇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够强大。而他赞赏一切坚实地、活动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爱乡间朴素的生活，这一点在青年时期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发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发现大地朝着吃草的奶牛隆起，那么亲切地隆起吗？你发现沉重而肥油油的田里的土在非常柔细的手指中粉碎，那么庄严地粉碎吗？”），在他屈劳期间写的日记中这种观点更明确了，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农民的一般印象，高贵的人，他们以从事农业拯救了自己，在这里，他们如此聪明而兢兢业业地安排工作，他们天衣无缝地与整体融合，不受摇晃与晕船之扰，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当然，他的饮仰并未局限于农村人民，在日记中（1913．10．20）他以类似的口吻描写了一个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纳城市作家：“读了雅各布森的事迹。这种生活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满怀乐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个杰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样。”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划分的价值标度。他爱生活的能力，但只限于那些为善、为建设性服务的。（难以满足的双重要求！）他老是责备自己“没学到过一点有用的本领”。他抱怨说（日记1921．10．25）：“生活的洪流从未卷到我身上，以致我永远不得离开布拉格，永远与体育或某种手工活无缘。”他常责备自己的冷漠，对生活的无能，没有生活力，这在书信中，在《诉讼》最后一章都可读到。那两个穿黑衣的、神秘的刽子手已是执行一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当他们将K．带走时，他们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之物才能组成的整体。”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对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经死去。因此最终毕尔斯特纳小姐幽灵般地出现对他产生了一种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寻求救助，而是“为了不忘她对他所意味着的告诫”。K．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单身汉。他在生活的现实面前感到惊恐，在它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决之前便已经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么英雄壮举，”结束处因此而有这样的话，“假如他现在给那两位先生（刽子手）制造困难，假如他现在抵抗时仍试着最后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于生活上的虚弱，这本书一开始他便已经死了（从被捕的一刹那开始，卡夫卡在写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定处于某种阴魂附体般的状态，一种敏锐预见的感受中。——因为，1914年时哪有那种紧身的有带扣、口袋、钮扣和皮带的黑色制服呢？）。当然虚弱只是相对的概念，假如以这部长篇小说从中生长发育出来的自传性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观的、伟岸如纪念碑般的要求来衡量，才会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虚弱的。但若这么看问题，还有什么不是虚弱的呢？这么一种感觉在极其感人的《诉讼》最后一段中被唤醒了。在这段文字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剧以一种轻松的气氛，这是他完全独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场与约伯的立场接近——但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不同。对这一区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玛加雷特、苏斯曼那样将其归于犹太民族当时和今日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区别。
约伯从一开始便以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姿态出现，认为别人同自己一样；而卡夫卡（出于刚才提到过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这便已构成了问题的不同出发点。
自然，这两个人在对上帝提出问题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对不可测度性的经历是两者的共同点。上帝的正义世界与人的伦理世界间互相裂开的——基克加德的“恐惧与战栗”的空间产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记中表达的：“作为肺结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灵的。福楼拜的父亲患有结核病。选择：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这是非常美的音乐表达，因它之故医生把耳朵贴在病人胸脯上），或者产生福楼拜。当人们在空虚中议论时，父亲在战栗。”不妨衡量一下这句话中可怕的无希望：“……在空虚中议论。”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圣歌：《SederuntPrinciPes》。约伯同样口无遮拦；在他怨天尤人时，不忌讳任何辱骂上帝强烈的言词；
事实上，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没有看见他。
他若匆匆离去，谁来保护他？
谁可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应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会听我说。
他反而会暴风雨般地冲我咆哮，
无缘无故令我伤口增加。
永远不让我喘息，
而用难受的痛苦填满我心胸。
若说强者的力量，非他莫属，
若说正确的道路，那么：谁敢要求我
在前面领路
这正是《诉讼》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个法官；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们不允许自己说话，而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