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作者:勃罗德-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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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现了父亲的言行不一贯，因此而感受到痛苦的失望，换句话说，这里是批判了父亲的自以为是。但是安德尔斯坚持到底地（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出的这本书的危险的手腕转动）要将卡夫卡视为一个世界上的非正义的崇拜者，一个恶的崇拜者，虐待人类的食人者的崇拜者，因此也不允许他的玩偶对父亲发牢骚。实际上整封信是一种尝试（在许多点上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尝试），给父亲提供一面镜子，让他通过照见自己的错误而有所触动。“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这句话难道可以理解为不是嘲弄的、不是作为介于讥讽的边缘的指责的其他什么意思吗？否则的话只能极其认真地看待这个画面了。从卡夫卡的观点出发，他难道真的相信父亲统治着世界——并且是在他的靠背椅上发号施令的吗？不管怎么说，安德尔斯充满激情地写下了讽刺性评语，将它与卡夫卡的嘲弄放在一起读使人感到一种不自在的人道主义色彩：“如果充分坦率地来看，会感到信中这一段是可怕的。”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一下，便会发现，安德尔斯在这段“不加删节地”引录的信文中故意删掉了什么，以使自己对卡夫卡批评和嘲笑他父亲这一浅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先是用省略号取代了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在大倍数的放大镜下显示父亲的自以为是，并通过夸张（雄辩术的一种众所周知的手法）加以驳斥，这个句子是：“（你坐在你的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你的见解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发疯的、偏激的、癫狂的，不正常的。”在安德尔斯所摘的语录后面还写着；“于是，你对一件事也许毫无见解，而一切对这件事可能有的见解便因此而毫无例外地是错误的。比如你可以骂捷克人，然后骂德国人，然后骂犹太人，而且不是有所选择的，而是一概而论，最终除了你以外没有不曾被骂到的了。你在我心中具有一切暴君所有的谜一般的品质，他们的权力建筑在人头上，而不是建筑在思想上。”——卡夫卡在此不容置疑地称其父为“暴君”，并与他论战。这一点安德尔斯小册子的读者们自然不得而知；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卡夫卡看成一个暴君的奴仆，一个一声不吭地、毫不抗议地将世界上的非正义咽到肚子里去的人，这种人自然也不会发出这类致命的嘲讽。
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阐述这个小例子，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德尔斯是怎样在完全相同的方式的引导下最终不合理处理一个广泛得多的问题的：阐释卡夫卡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城堡》。该书的主人公（K．）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村子里，他声称是有人叫他来，并给了他职务的。当局却不记得对K．发出过任何邀请。村庄里的居民们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这个来客，甚至可以说是持敌对态度。他枉费心机地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他枉费心机地试图去找城堡中的最上层人物。整部小说说的是，他永远到不了最高层那儿；就像在《诉讼》中他毫无希望地被允许面谒最高法庭一样。但是小说《诉讼》的主人公是有罪的，我与普遍的、通过戏剧性的理解通俗化了的看法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不是完全有罪，也至少是部分有罪（参见《弗兰茨·卡夫卡的信仰和学说》一文的有关章节）；而《城堡》这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是无罪的。这里面的情况更严峻、更有问题、更令人忧郁。两部长篇小说有个共同之处：主人公总是只能到达中间层，他们或是晕头转向、懒惰或干脆是恶的。假如说这些中间层与“城堡”的最高领导是一丘之貉，那么安德尔斯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言之有理的。即便如此，也还有错误的观点：即认为K．对那些恶的中间层是抱肯定态度的，就像异教徒马其翁那样将一个“恶神”视为世界的缔造者，视为造物主和开天辟地者，拥有永恒主宰我们的力量。其实我们看到K．自始至终抗议着这些中间层，甚至置一身之安危于不顾（正如上面指出的他对父亲的斗争立场一样。另外顺便提一下，马其翁也不曾无条件地接受那个造物主，而是力图削弱其势力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同意安德尔斯的观点：K．同这些中间层交往、打交道而浪费了许多时间，是有一定危险的。然而，挑明这种危险，就这种危险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揭露那大拦路虎或撤旦，揭露那使我们的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失去价值的恶棍，指出其一切阴谋和同伙的罪恶，这些正是被卡夫卡视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他不知疲倦地写下警告性的描述，以使我们的良知觉醒。K．只是偶尔对强权让步，但很快又向前突进。当局派给他的助手们被他撵了出去，直到最后他在村子裹扎根的决心也没有动摇。他否定当局的滥用权力。安德尔斯的断言则相反：根据他的阐释，K．认为权势即有理，他卑躬屈膝，承认村庄里发生的一切令人厌恶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卡夫卡所写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格言中与引导人们走向无自由、被奴役的企图宣战，与一切后来成了法西斯主义或专制制度的诱导宣战，请看这段话：“人类的结合建筑其上：一个现象通过其强大存在似乎否定了实际上不可否定的其它一些单独现象。对于这些单独现象来说，这是甜美的，充满慰藉的，但这缺乏真实性，因而永远缺乏持久性。”（所有强调的斜体字都是我改的人
安德尔斯愣是闭上眼睛提出这样的理论：卡夫卡是早期法西斯分子，他的立场是“最低下的奴颜婢膝”，他今天的影响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上。这种荒谬怪诞的论点的真实价值恰如一个评论家所断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闻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刑营》中甚至明确地描写了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的崩溃。至于此后没有优于此政权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挥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妇人政权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驳的理由。这不像叔本华那著名的轶闻中所传的，叔本华回答一个学生关于是否可以结婚的提问时说：“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卡夫卡完全为第三条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开大门。这里响着的不是叔本华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声音：“我们让你们希望。”当然不像歌德说得这么响，这么爽朗；但在人口过多和原子弹威胁着这个星球的今天，没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来，人类过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因此，卡夫卡为统治者们的为所欲为和凶恶的意图描画的可怕的图像绝不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的写作手段描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玩弄我们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的心声和爱有可能带来针对那些僵化的权欲统治者的骤变。
关于中间层城堡机构，那些确实统治着我们、诱使我们走上迷途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们”，情况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现的无非是这一事实，这种可悲的、官僚主义的现实情况。今天随便往报纸上一瞥都能得到证实。他从来没有承认或赞美这种事实情况的合理性，无论在他的办公处，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在与公众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关于后者，雅诺施的《与卡夫卡谈话录》以事实提出了与安德尔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证明。
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高潮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作出了一项与可耻的下属办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决定；而那些城堡办事机构想方设法遮挡、扭曲人们的视线，不让人窥见上帝随着时间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见上帝的可能。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节》中（斯特林堡对卡夫卡象征风格的影响还不曾得到足够准确的研究哪残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爱的真面目一样。“我们被造就出来，是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写道，“天堂有义务为我们服务。我们的义务被改变了；但却无人提及，这一变化也是与天堂的义务一起变的。”这还不够清楚吗？在这几行文字中难道会有人听不到希望的声音？这里难道不是显露出了犹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难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这个句子仿佛透过许多时代的迷雾显了出来，难道不是使这个句子连同由时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来吗？——可是安德尔斯充满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称，说得过于尖锐也过于肯定：“关于卡夫卡，只有少数论点可以像这一点这样毫无疑问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犹太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此，我可以以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学主题”）为证，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阐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颤抖着描绘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绝的、没有爱的情感只归属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绘了人的寂寞化、与他人的隔离。归根结底，这是旧约中一个主要句子的改写：“爱他人犹如爱你自己。”
此外，我认为我通过提及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基本构思产生了影响的一部捷克经典长篇小说（波切娜·涅姆柯娃的《祖母》），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证据，证明卡夫卡仅仅将那些中间层、那些精灵般的官僚描述为就灵知的自相矛盾而言是恶的，而未将城堡之看不见的最高主人包括进去。
《城堡》是一部无限制的一神论的长篇小说，在一神论的旗帜下约伯的书也曾将中间层撒旦拒之门外，在此旗帜下还有，“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没有任何恶的上帝，尽管预言家关于上帝之不可理解的那句话“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有时候，尤其在今天这样糟糕的时代始终是有效用的；为此卡夫卡会乐意地罗列大量例子。在这样的时代，上帝会在人的阴暗的目光里以各种模样改头换面，以各种假的形体出现，甚至表现为丑陋的、狭隘的，油滑的、不道德的形象，表现为要求人们无目的地谋杀儿子的力量（基克加德语）等等。但他就是他，什么也不能改变。人们希望他压倒一切阴郁和障碍，辉煌地现身。这始终是一切希望中最伟大的希望。尽管从上帝那儿来的“皇帝的圣旨”中途为成千上万中间层所阻，“你却坐在窗前，在夜幕降临时梦一般地期待着它，”卡夫卡说。难道安德尔斯果真没有发现，在卡夫卡这篇无疑是最美的神秘故事中，同被他曲解为对胡作非为的中间层的法西斯式的崇拜的长篇小说《城堡》一样，因无把握而颤抖着希望能最终消灭将上帝与人类行为分隔开来的中间层。此外，安德尔斯将这篇短小的小说也解释错了，他在他的书中随心所欲地走下去，只是间接地考虑到卡夫卡的实际情况，这么做似乎是最为令他愉快的事。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关于蛇发女怪高尔戈的论述是他这本书中最成功的部分，并认为从这里，他不容置疑的才干还将有所发挥。
G·安德尔斯的论述是在一种教条式地规定了的基本观念基础上进行的；尽管他处处小心翼翼，似乎有时仍然没有集中精力充分考虑这一基本观念。这种基本观念是在极左人士的圈子里风行的一种估计：大于世界中一切昏暗的、深不可测的、混乱迷们的、合乎自然却不理智的、制造痛苦的、精灵般的因素（正直的文学家卡夫卡对这些没有闭口讳言，而有时甚至是极力强调）都有可能简单地随着宣布而消失，像变戏法一样变掉；同时，面对不可理解之物，面对人类的局限性心中产生敬畏是耻辱。世上存在着可取消的（不高尚的）不幸，然而也存在着无法取消的（高尚的）不幸，对这二者的区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至今毫不懂得的。我感谢托马斯·曼在他美丽的、博学的论文《歌德和托尔斯泰》中提示了歌德怀着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感觉写给“最高自由的歌手”席勒的信中一段话（写这段话的人恰恰是心中充满了光明的歌德）：“您很快将看到，您的关切对我来说有着多么大的好处。随着进一步熟悉您将会发现我心中的一种昏暗和踌躇，这是些我无力驾驭的因素。”卡夫卡始终视歌德为人类的最高导师不是偶然的，倘若他真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颓废派，那么他是绝不会有这种偏爱的。“昏暗和踌躇”——它们在真诚的、努力的人心中也有一席之地。只是不能对它们屈膝投降；而卡夫卡也从来没有堕落到安德尔斯强加于他的丑恶的奴才性中去。证明：见我这篇辩护文章开头处分列两行以作对照的言论。
卡夫卡无须任何辩护。但如遇到一些卡夫卡论者不断地全然不顾他的与消极方面（这方面我并不否认）并存的正面的积极方面，——安德尔斯就是个极端的例子——那么总会刺激着我不断奋起反击（尽管我对论战十分反感）。
安德尔斯论述道，陌生性、孤立性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说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成语的字面理解（照这说法，小说《变形记》便是取材于成语“肮脏的甲虫”的），则是荒谬绝伦；这就像声称西格弗利德磨大刀的故事只不过是谚语“人人都是自身幸福的铁匠”进一步的语言上的扩充一样。——这类破烂的卖弄聪明之说可惜充斥着安德尔斯的全书。书里也充满了疏忽性差错，比如他让阿尔忒密丝（而不是阿芙罗狄特）从大海的浪花中诞生（57页）；还有不是一处、而是多处将卡夫卡创造的形象奥德拉代克（根据斯拉夫语系词源：无办法可使的人。拉代=办法、建议）变成了脱离词源学的奥德瓦代克。应该公正地强调，安德尔斯之分析的起点是正确的。只不过他很快就通过前面提到过的“手腕的转动”把事情扭到错误的轨道上去；他强调得太少的是：卡夫卡在人的孤立性、无爱心上看到的是罪与原罪，是人必须抗拒的，否则正义的惩罚便会降临，当然他将这种惩罚描绘上了一定的暴虐色彩。可是怎么能将卡夫卡称为一个无信仰的人，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在转圈子”，他唯一的“行动是在成百上千种可能性面前犹豫、思虑”呢？怎么能把他刻画成一个“哲学上和道德上毫无可取之处的作家”（！），一个“受鄙夷的无神论者”呢？在他的言论中明明有一些毫不隐晦的表达信仰的句子，如那关于旅行车的比喻式故事，即使这个故事在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其实它有许多姐妹篇），那也已足够使他上升为宗教信仰者。现引录如下：
你若不停地向前跑，继续击得温和的空气飞溅，双手
像鱼翅般张开在身侧，在睡意朦胧中目光匆匆扫过你所经
过的东西，那么你会眼睁睁看着那辆车子从你身边驰过的。
你还是站稳为好，以目光的力量使根须长得又深又广—一
什么也不能把你卷走，那些不是根须，而是你有目的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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