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残志坚罗斯福-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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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私人投资的计划，而且在支持他的选民中，有组织的劳工是特别有力的集团。当《全国工业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连带使该法第七条第一款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无疑是个打击。新政处在成败的关头。许多大企业家度过危急时刻后，从支持新政变为反对新政，右翼报刊更大为鼓噪。因此，在罗斯福的坚决要求下，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采取行动。
就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康纳利法》）。该法律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它有权对雇主发出强制性的命令。雇主们重演反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纳法》违宪。可是工人阶级对最高法院的强大压力，以及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战，迫使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12日作出“符合宪法”的判决。
1937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罗斯福认为，“一个自给自足并有自尊心的民主国家，竟存在着童工制是说不过去的，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去克扣工资或延长工时”。第七十五届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州际工商业也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其中还有一条规定是禁止资方派遣密探打入劳工队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30年代，在号称进步的康涅狄格州，年轻女工在血汗工厂每周只能挣得1美元10美分，而在锯木厂劳动的男工，每小时工资只有5美分。因此，罗斯福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罗斯福的这些社会改革，引起了新政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当经济危机的风暴席卷而来时，罗斯福的一切反对者被迫收敛他们的敌意。当最危急的局面有所缓和后，一个反罗斯福和新政的联盟开始形成。站在最前列的是反对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报阀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和他的报系。赫斯特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斯福及其一切政策，支持一切反对新政的团体，甚至公开支持法西斯分子。他扬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他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在大危机期间冒出来的野心勃勃的煽动家查尔斯·库格林神父。
库格林是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神父。他利用广播布道的机会，放肆地进行反犹、反共、反工会、反罗斯福的宣传。在大危机期间，他利用美国社会充满愤懑不平和徨恐惧的情绪，疯狂散布蛊惑人心的言论。他要求大铸银币，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没收全部私人银行，等等。1934年，他组织了一个散发法西斯气味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拥有750万盟员，并按照纳粹冲锋队的模式组织许多打手队，上街找犹太人寻衅。库格林对信徒们说，美国所有的工会都是“受莫斯科操纵的”，因此他要求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用强硬手段解决劳资纠纷。他攻击新政是“犹太人的政纲”，罗斯福是“叛徒”、是“卑鄙的总统”，他甚至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
同库格林结成反动联盟的是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现任参议院议员、绰号叫“王鱼”的休伊·朗，他是比库格林更加蛊惑人心的政客。他有选民、政纲，既有煽动群众的本领，又有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白宫，要挟罗斯福，喋喋不休地抱怨政府在分配路易斯安那州的官职时撇开了他，而把所有的职务分配给了他的政敌。当罗斯福说明他的人事政策是遴选好人当官时，“王鱼”把脚一跺就走了。他后来用粗野的乡下话骂罗斯福像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而不像个“唬唬鸣叫的猫头鹰”。他解释说，唬唬鸣叫的猫头鹰敢闯进鸡棚，把一只母鸡打下栖木，不等落地就一把擒住她。“但是缩头缩脑的猫头鹰只会偷偷溜进鸡棚，蜷缩着身子移到母鸡跟前，柔声细语地跟她说话，引她落入他的情网。”
到白宫会见总统后不久，路易斯安那州这位参议员就同罗斯福公开翻脸了。“王鱼”提出了他的富于煽动性而又蛊惑人心的名曰“分享财富”的复兴计划，许诺要让“人人都成为国王”。他主张通过征税将全国的巨大财富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每户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一台收音机。他许诺向老人发放养老金，向退伍军人发放退役金；许诺保证让工人的年薪达到3000美元左右。经济学家们对休伊·朗的建议嗤之以鼻，但千百万穷人在他的蛊惑下，信以为真，纷纷参加他创办的“分享财富”俱乐部。“王鱼”由于自己的追随者增多，对罗斯福愈益藐视。他说罗斯福卖身投靠华尔街，并把全国复兴总署的蓝鹰标志比作纳粹党的字党徽。他嘲笑罗斯福，给他起了个“诺尔马哈尔号的富兰克林亲王”的绰号。休伊·朗对农业部长“玉米大王华莱士”和“芝加麦虱伊克斯”也进行了同样狂热的诋毁。法利告诫罗斯福说，“王鱼”想当总统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他在1936年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可能会给富兰克林·罗斯福造成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给塔夫脱总统造成的那种不利影响。人们认为，如果休伊·朗实现了当总统的野心，他会把美国转向公开的法西斯国家。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朗曾经向传记作家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己出任“美国独裁者”。1935年，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写了一本书，书名竟是《我在白宫的头几天》。
正当休伊·朗的眼睛紧盯着白宫时，1935年9月8日，一个名叫卡尔·奥斯汀·韦斯的青年医生，在巴吞鲁日乌烟瘴气的州议会大厅，一枪把这条“王鱼”打成重伤，“王鱼”两天后就死了。韦斯刺杀朗，是因为他的家族的名誉遭到朗的侮辱。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对朗之死“有如释重负之感”。休伊·朗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反对罗斯福的政治势力并没有消失。相反，联盟党在朗的副手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库格林神父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内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的支持下成立了，并且推出北达科他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当总统候选人。汤森医生是业余经济学家，他利用古老的宗教，一下子就把老年人动员起来支持他提出的“绝妙”的计划。他主张，凡是年满60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每月可获得200美元，条件是必须在30天内花完，不得储蓄。汤森认为这样既达到社会保障的目的，又能增加社会购买力。他赢得不少追随者，在全国组织了二三千个“汤森俱乐部”。他们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开会，接二连三地给报社和国会议员邮寄宣言，极力向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陈述自己的主张。当1935年1月召开第七十四届国会时，罗斯福念念不忘这三个“激进”人物对亿万人的诱惑。罗斯福希望1936年能避开朗、库格林和汤森的威胁，通过鼓励工商界加快投资以扩大就业。他说：“救济是一种麻醉剂，会给人的精神造成一种不可名状的破坏。”他主张制订一项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认为这不仅能使失业者避免贫困潦倒，而且能使他们不丧失“自尊心、自力更生精神、勇气和决心”。
在新政的第一年，美国大企业和它们的代言人，被迫暂时接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药丸，尽管很苦，也得咽下去。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忘记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深深刺痛他们的话：“贪得无厌的钱商们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为人类思想感情上所厌弃的。……钱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逃走，只是暂时收敛一下。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向罗斯福宣战，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等。罗斯福忿然地说：“这些人确实忘了他们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是知道的。我有他们的发烧记录。我知道所有那些度日艰难的个人主义者双膝颤抖不已，他们的心绪是多么不宁。他们成群结队到华盛顿来。那么，在他们眼中，华盛顿不是一个危险的官僚机构。啊，不是的！它像一个急诊医院。所有高贵的病人都要求两件事——要求迅速进行皮下注射止痛，对疾病进行有效治疗。他们急不可待。我们满足了他们这两个要求。现在大多数病人看来都情况良好。他们中有些人身体好到这种程度，能够把双拐对着医生扔过去了。”
第三部分 问鼎白宫第19节 赞誉与攻击（2）
对罗斯福来说，来自左翼的攻击和不满倒没有什么，有时他还利用左翼的反对来证明新政并不激进，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从而安抚一些中产阶级。他感到吃惊和愤懑的是来自右翼的攻击。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他们。
在自由联盟的花名册上，充斥着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头的名字，他们提供巨额款项，掀起一股宣传浪潮，指责新政既带共产主义色彩，又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在南方，自由联盟散发一种传单，上面印有一张罗斯福夫人同两个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罗斯福欢迎黑人到白宫去就餐和睡觉。到竞选末期，有些工厂发薪时，在工人的工资袋里塞进纸条，指责说，要从1937年1月开始实行的为社会保险出资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产生了反效果，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反而加倍努力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新政除了遭到左右两方面、以右为主的攻击外，还面临来自政府内部三大职能部门之一的最高法院的严重威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是一个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分相互制约、维持平衡的结构，最高法院为右倾保守势力所操纵，他们对立法享有最高的权威。在新政开始时，最高法院无法用它的权威来维护旧秩序，只得忍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令他们头晕目眩的立法。当经济局势趋于稳定，老法官们和极右势力站在一起，开始向新政宣战。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九条第三节违宪，这一节授权总统为了保护资源和稳定石油价格，可以禁止把超过各州限额生产的石油运出州外。从此，利令智昏的老法官们，抡起大斧接连向罗斯福砍来。
5月27日，最高法院以9票对零票一致裁定全国复兴法和另外两项法案不符合宪法。新政派把这一天称为“黑暗的星期一”。这一天，最高法院一口气作出三件不利于行政当局的一致同意的裁决：宣布总统无权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该机构不是行政部门的一个机构，不受总统管辖；宣布帮助农村抵押者的《农场抵押延期偿付法》无效，因为它侵犯州的权力；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因为它超出联邦关于州际贸易的权力，侵犯了州权。当复兴法被宣布违宪后，最高法院法官布兰戴斯趾高气扬地对罗斯福智囊团的科科兰说：“这是中央集权这一套的终结，我要你回去告诉总统，我们是不会让这个政府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现在到了尽头。”罗斯福的主要竞争对手参议员休伊·朗公开宣称：“我举手向最高法院致敬，它把我国从法西斯主义下挽救了出来。”
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这两项最重要的法案，经过两年才获得最高法院审议；在此期间，新政派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最高法院作出这种裁决。对此，政府陷入混乱，大家都等待总统作出反应。在那项裁决宣布四天后，罗斯福打破沉默，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华丽的词藻对最高法院大加讽刺挖苦。他说，自促使引起内战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以来，哪一项裁决都没有这一项这么重要。他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使宪法重新回到了“马车时代”。
由于新政在那个“黑暗的星期一”在最高法院遭到了挫折，由于谋求合作的表示遭到了工商界的拒绝，由于支持新政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发出了不祥的威胁，罗斯福终于结束了他五个月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他把国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交给他们一份“必须”通过的法案的清单。他用拳头砰砰地敲着桌子，斩钉截铁地说，国会必要时得开一夏季会，直到把社会保险法案、银行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通过为止。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开始了反击。
为了改革目前的司法制度，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他考虑已久的计划。规定联邦法院法官年满70岁如果在六个月内不自动退休，则由总统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进入法院。这不是代替老法官，而是增加法官名额。按照这个计划，整个联邦司法机构将指派额外的大约50名联邦法官，最高法院将增派6名，连原来的9名一共是15名，原来9名法官中有3至4人对新政还不是坚决敌视的，加上新增派的6人，就可以基本扭转最高法院唱反调的局面。罗斯福的政敌、前总统胡佛把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计划叫做“囊括法院”计划。堪萨斯州众议员尤利塞斯·盖耶模仿莎士比亚的悲恸腔调喊道：“我们这个皇帝吃的是什么肉长得这么高大？”沃尔特·李普曼一本正经地说，这项计划是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罗斯福捅了马蜂窝。多年来，在公众的心目中，最高法院已经成了保护宪法的堡垒。改革最高法院的任何企图，都会被认为是攻击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互相制约的三权鼎立体制。后来，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方式，直接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的擅专独断的强烈不满。他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而且“硬塞进宪法所不包含的字眼和含义”。他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均衡，由于最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