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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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
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
都在公路边。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
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
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
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
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
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
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
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我听对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
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因此就打报告
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
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
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的。

　　　　一般说来，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
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
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
堡大队的党支书。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
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
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
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
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
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
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
弦，坐在他门一堆烂柴烂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
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
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
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
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
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
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谈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同次
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
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左右，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
来，而是非要时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
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
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
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
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
坐在椅上，端着那坏茶，也不喝。“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什
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现在在哪里？”“新城区公安局”。“你见他没有？”“没……走
时我妈安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胸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
“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多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
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
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
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
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
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
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肥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
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
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没？”我
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
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
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子，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
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
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
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
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籽和没有肃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
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
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
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的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
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我沮丧地站在屋角里半天不
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
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办公桌上倒了
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
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
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刚下过一场雪，街上
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车
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人，嘴里都喷着白雾。我在这庞大而纷乱的
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
班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
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
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
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
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
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里。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
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
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
经再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
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
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顺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这位干部告诉我
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
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
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估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
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明胡了毛碴碴的，背
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
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
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嗦着，凄惶得眼泪在毛胡茬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
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咄呐得一个字都吐不
出来了。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
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
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
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
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
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电车、汽
车、行自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
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桔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演
化了水迹斑斑的笔直首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
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
黑色枝丫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碴碴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我
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







　　　　第四次相遇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我的
第一站首先要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
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所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
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
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
裕多了。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受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
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
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在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
开每一部县记、府记，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人国最贫
困地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
新的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
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