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文学奖提名 李洱:花腔 不全-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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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日本人可真孬啊。在上海时，有一个朋友说，日本人好淫，是因为他们是岛民，嗜食鱼虾，而此等水产之中，富含磷质，刺激生理，所以他们最见不得女人和酒。朋友还说，小日本想征服中国，就像蛇吞大象，而蛇就是最下流的东西。我的那位朋友善于讥讽，说他们连本人都要日，遑论他人。好，不说这个了。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你知道，来白陂途中有多么险恶，运气不好，还可能遇见日本人。
那个镇子叫德兴镇。进了镇子，我瞧见了路边飘着酒旗。我请赶车的老乡吃了一次肉包子，喝了几盅酒。酒是地瓜干酿成的，烈得很，就像一团火。他喝起来不要命，转眼就晕了。一晕，就说到了他的儿子，夸他的傻儿子有多机灵。他拿着筷子在大腿根比划了一下，说：“俺那个娃啊，夹一根木棍就可以骑马马，跟演戏似的。演戏还得跟师父学，可俺那娃不跟师父学，就会骑马马。”他是笑着说的，可听得人心酸。伙房后边便是起火店。当晚，因为喝了点酒，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没过多久，我就被吵醒了。老乡正给起火店里的掌柜吹牛。在老乡嘴里，田汗简直就是个活神仙。按说，他不该乱讲的，因为那会泄露机密。我这才醒悟过来，店里的掌柜其实是老乡的熟人，我们并不是偶然路过此镇，这一切都是老乡事先谋划好了的。
他讲的事情我也有所耳闻。是这样的，田汗的人马作为先头部队的一支刚到延安时，曾召集老乡们到河边开会。在会上，田汗给老乡们玩过一次魔术。他问老乡养不养鸡，老乡们说，养个屁，都让胡宗南逮光了，鸡长甚么样，几只眼，几条腿，都忘鸡巴了。田汗就说，那我就给你弄只鸡养养吧。田汗就把帽子摘下来，亮出帽底，让他们看里面空空如也。他一只手托着帽子，一只手在帽子上方东抓一下，西抓一下。尔后呢，他袖子一捋，顺手打了一个榧子，就从帽子里取出一只鸡雏。田汗又问大家想不想养鸽子。这一下，他们都迷过来了，都说想。田汗就又打了一个榧子，从帽子里取出来一只杂毛鸽子。鸽子扑棱棱飞上蓝天的时候，民众都看傻了。田汗又说，鸽子不好养，跟汉奸似的，喜欢跟着别人的鸽子跑，还是算了吧。说着，一枪就把鸽子毙掉了。鸽子落地以后，田汗又说，这么冷的天，耳朵都冻掉了，老乡们没有帽子戴，我还是给大家发顶帽子吧。于是乎，一顶帽子，两顶帽子，三顶帽子，许多顶帽子，像喜鹊似的从他的帽子里飞了出来。人们都高兴坏了，田汗说，这就叫共产主义。于是乎，吸一袋烟的工夫，民众们就有了信仰。
我醒来的时候，老乡正添油加醋，讲着帽子戏法。照他说，最先做出反应的是狗。那些狗把低空飞行的帽子当成了烧饼，都一跃而起。风一吹，帽子就在空中打转。狗呢，也跟着帽子在空中翻来翻去。讲到此处，老乡还学着狗的样子，脖子扭扭，屁股扭扭。他边扭边说，狗发现那东西咬不动嚼不烂，才把帽子叼到主人身边。当有人喊着想要毛驴的时候，田汗就说，只要大家好好干，他保管家家户户都养上鸡，喂上毛驴。最后，这位老乡像田汗那样叉着腰，手指窗外，模仿着田汗的嗓音说：“毛驴会有的，婆姨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看见那个掌柜听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我不由得笑出了声。老乡呢，见我醒了过来，不但不住嘴，竟然还指着我说：“不信你问他。”为了不扫他们的兴，我就点了点头。我想起他在路上说过，他的儿媳妇是用田汗给他的一只鸡换来的，就开了个玩笑，对掌柜说：“掌柜，他的儿媳妇也是田汗从帽子里拿出来的。”
“帽子里藏有黄花闺女？”掌柜的眼又直了。我又点了点头。哈哈哈，这么一来，老乡更来劲了。他真的把那只鸡和帽子戏法扯到了一起。胡说甚么开会那天，他就蹲在最前面。他眼明手快，抢到了一只鸡和一顶帽子。那顶帽子，他的儿子现在还戴着，至于那只鸡，他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当做定情礼物送给了住在葭县葭芦镇的亲家。他特意强调那是一只母鸡，一年四季都下蛋，还说葭芦镇的许多人参观过他的那只母鸡。说到这里，老乡问我晓不晓得李有源。我说晓得啊，不就是唱信天游的那个老乡么？他说，是啊，李有源可是个有头脑的人，唱歌、种地样样在行，李有源到镇里赶集的时候，还专门跑来参观了他那只母鸡，并说它比凤凰还好看。接他的话茬，我顺口胡诌了一句，说李有源还当场吼了两嗓子，东方红，鸡打鸣，凤凰来到了咱葭芦城。我话音未落，老乡就说：“咦？你也晓得此事？”他还问我当时是否也在葭芦镇。我想笑，可是没敢笑出来。尔后他就接着我的话头吹嘘，李有源能唱出《东方红》，多亏他的那只母鸡。
老乡对掌柜说，到延安尽管找他，他不光能让他见到田汗，还会安排他见到康生。掌柜羡慕得不得了，嘴巴一直张着。老乡吹够了牛，才躺下睡觉。陕北人喜欢光屁股（睡觉），可他的裤衩却舍不得脱。他这才告诉我：“俺带着纸蛋蛋哩，一路上接头，凭的都是它。”那个纸蛋蛋，塞在短裤前面一个小兜里。他在那里掏啊掏的，动作很不雅观，甚至有点下流。他把那个纸蛋蛋掏出来，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就又塞了回去。至于纸蛋蛋为何放在那个地方，他的回答是，只有用鸡巴顶着，他心里才踏实。他还说，上面写的甚么他并不晓得，因为斗大的字，他不识半升。他说了谎。我们途经一个叫阎庄的村子时，在村口见到一张布告，他还凑到跟前看了看。他显然看懂了，因为看完以后，他还摇了摇头，咂了咂嘴。这会儿，我问他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他咦了一声，说那可是“组织”，不能让个人看的。我真想告诉他，我的裤衩里也有一个纸蛋蛋，也有一个“组织”。
那天晚上，我出去解手时，看见一个人牵着骆驼来到了后院，他似乎是个盐商。我想，莫非他也是来这里接头的？我们的毛驴和他的骆驼似乎很投缘，嘴伸到对方身上闻着，舔着。它们还很有共产主义风度，用嘴拱着草料，推来让去。回到屋里，我从窗缝看出去，看到清冷的月光在驼峰上闪耀。毛驴躺到地上打滚的时候，骆驼就叫了起来，好像在为毛驴喝彩。那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眉清目秀的，就像姑娘的脸盘。我盯着它看了许久，上面的蟾宫也仿佛清晰可见。我想像着它照耀着远方的树木、沟渠，也照耀着我即将见到的葛任。葛任是否晓得我来找他呢？他是否像我一样，也在凝望月亮？我对田汗愈加感激起来。设若不是他暗中相助，我关在后沟的窑洞中，定然看不到这样的月亮。你说得对，那时候，打死我也想不到，他们之所以派我去大荒山，是要我干这个的。就像我怎么也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我们的早餐竟是骆驼肉。而那个盐商，已被砍杀了，扔到镇上的一眼枯井里了。掌柜对我和赶车的老乡说，这个人很有钱，绫罗绸缎不说，屁股后面还别着一把枪。如今兵荒马乱的，谁能穿得起绫罗绸缎？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反正不是汉奸就是逃兵，干脆砍死去球。
掌柜把骆驼肉递过来，说，他求我们带个话，把他杀掉汉奸的事，给组织上说说。他还讨好地对老乡说：“好事别独占，见面分一半，你就说是咱们两个合伙干的。”这么说着，他也像变戏法似的，从袖口里摸出两个串在一起的东西。设若我不是医生，我还真看不出那是甚么宝物。耳朵！盐商的耳朵。耳根的刀口，切得很齐整，而且被洗得干干净净。那是他杀死汉奸的凭证。此时，我已惊出了一身冷汗，耳朵也嗡嗡嗡叫了起来。妈哟，倘若没有老乡带路，我指不定也会同那盐商一样，葬身于枯井之中？又因为已经割掉了耳朵，即便下了地狱，我也别想听见一点动静。
＆ 李有源之子
李洱
根据白圣韬提到的一些线索，我后来打听到了那位老乡。他姓吴，属狗，小名叫狗蛋，大名叫吴义士。线索之一是缰绳，即当时把白圣韬吊起来，把儿媳妇拴起来的那根缰绳。线索之二是他的憨儿子。憨人有傻福，这个傻瓜后来生了四个娃娃，儿女双全。他的小儿子也叫狗蛋——他要把老子的名字安到儿子身上，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好在小狗蛋出生时，老狗蛋已经死了，不至于搞混。将这两条线索综合分析一下，狗蛋其人就水落石出了。他早在1944年就死了。所以关于他，我没有多少话好说。
而关于李有源先生，我不妨多说几句——他创作的《东方红》，与本书第二部分的叙述人阿庆的命运有关。1996年秋天我去陕北采访时，曾在佳县县城住过一夜。旅馆里的侍者告诉我，县城离李有源生前所在的佳芦镇只有一箭之遥。当天晚上，我就赶赴佳芦镇。到了那里才知道，李有源的村子名叫张家庄，离镇子还有一段路。我雇来的旅馆保安人员宁愿把钱退给我，也不愿陪我一起去，另外加钱也不行。理由是夜里走路不安全，他不想因为区区几十块钱赔上一条命。第二天，东方红太阳升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张家庄。在那里，我见到了李有源的儿子，他正坐在窑洞口晒太阳。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头上包着白毛巾。看见有人进来，他突然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说：“瞅不见（太）阳了，心里头黑呀，心里头黑呀。”其实，他并没有失明，眼睛好好的。
窑洞里挂着李有源先生中年时的照片。李有源的儿子一边抹泪一边说，父亲是得“肿病”死去的。究竟是什么“肿病”，他说不上来，只是说：“肿着肿着，人就给肿坏（死）了。”从门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院子里晒着大枣，有几只鸡正在院子里散步，我突然想起了吴义士送给亲家的那只母鸡——如果他所说属实的话——它们跟那只母鸡，是否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再远处是光秃秃的死寂的土岗（当地人叫土塬）。几十年前，李有源先生就是站在这样的土岗上，面对着红日，面对闪耀的星辰，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呼儿嗨
哟，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村子里上岁数的人都记得，在李有源时代，这里是民歌之乡。他们说：“中听不中听，谁都能喊几嗓子。”我问村子里的年轻人，会不会唱民歌。有一个年轻人，扭捏了一会儿，突然一拧脖子，说他会唱《春天的故事》，《龙的传人》，《今儿真高兴》。他说：“四十岁往上的，大都会唱，正月时候唱。四十岁往下的，都不会唱。哄你是龟孙。”
我离开的时候，去和李有源先生的儿子告别，老人又说：“瞅不见（太）阳了，心里头黑呀。”老人又像婴儿似的哭了起来，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 张家口
李洱
将军，你是否吃过骆驼肉？不吃也罢，肉质十分毛糙，像拧绳用的粗麻，还有一股败节草的味道。可当时吃着香啊。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使用价值比价值高啊。
店里的掌柜考虑得真周到，让我们带走的骆驼肉，已经连夜压成了茶砖模样。走出店门，我就啃了一下。嗬，比鞋底还硬。你得咬上一会儿，用口水把它弄湿了，才能咬下一小块。到了镇子外面，我对赶车的老乡说，赶骆驼的人死得也太惨了。老乡说，谁让他是有钱人
呢。真人不露相啊，如今与他熟稔了，我才发现他肚子里其实一套一套的。他说，革命就是先把有钱的少数人弄死，再把没钱的大多数人弄成有钱的，到了那时候，离共产主义也就不远了。我问他，是否要把掌柜的英雄事迹带回去，他说：“狗屁！他要是调走了，换了个生手，下回来还能吃上肉么？”
他生怕我不晓得他的作用，就在我面前卖乖，说若非与他一起，我定然会成为刀下之鬼。他说的是实话。我正要感谢他，他遽然把舌头吐出来很长，扮成鬼的模样。他的舌苔很厚，很黄，就像一个痨病患者。常言道，唇如鸡肝，久病少痊。我想，他其实是个短命鬼。甚么？我也看看你的舌苔？将军，我有甚说甚。好，真好，不光舌好，唇齿舌三者俱佳，活一百岁没有问题。唇为君，齿为臣。唇为口之城郭，舌之门户，一开一阖，荣辱所系也。我有甚说甚，不耍花腔。将军唇色杏红，可谓不求自丰啊。你（注：指范继槐的随从，本文记录者丁奎）也过来看一下。瞧，范将军双唇闭合时，唇线又长又直，说明甚么呢？说明将军思考问题很周详，处理事情有条不紊。还有呢，将军舌厚而长，表明将军仕途顺达，大吉大昌。将军，我可不是奉承你。若有半句假话，你现在就可以将我毙了。
好，我接着说。又走了许久，一天中午，终于到了张家口。窦思忠住在张家口的四马路。他的公开身份是隆裕店的老板，做皮毛和古董生意。这是分店，据说总店在北平（北京）的高义伯胡同。四马路上还有几家妓院，其中一家还与隆裕店共用了一堵院墙，它名叫翠花楼。这一点，你（指丁奎）无需另记，记也没用，狡兔三窟，等你们的人赶到那里，窦思忠早就跑球了。当时，我没能立即见到窦思忠。店里的一个老伙计对客人执礼甚恭。他招待我们吃了两碗面条，又打来热水，让我们洗洗脚先休息一会儿。老乡不洗脚，说洗脚容易着凉。他问，老板去哪里了。老伙计说，去迪化（注：现名乌鲁木齐）了，甚么时候回来，他说不上来。他把我们交给了一个小伙计。我看出来了，小伙计和老乡也是旧相识，因为他们上来就骂对方是“驴日的”。小伙计有二十五六岁，眉清目秀，举止得体，尔后我得知他毕业于南开中学。因为我一直不晓得他的真名实姓，所以我就称他南开。他说“驴日的”时候，腰杆还不是很硬，语气还有些闪烁，似乎是为了表明能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才不得不这么说的。
老乡对这里着实很熟，没等南开领路，他便径自将我领到后院的一间厢房。我刚躺下，南开就进来了。他盘腿坐在炕上，问过辛苦，尔后与我拉起了家常。他说：“听说先生的岳丈住在孟庄，离镇子不远，你何不趁此机会到孟庄走走亲戚呢？”他这么一说，我的脑袋立即嗡了一声，好像飞进了一窝马蜂。有甚说甚，我的胆囊也缩紧了。是啊，这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从我成了毛驴茨基，我就担心丈人受到连累。唉，丑事走得比风还快呀。看来，他们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我低声对他说，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让儿女私情影响革命工作。将军，我有甚说甚，我真的不想去。我的内人早就死了，儿子生下来没多久就送到了孟庄，后来再没见过。我此时贸然前去，儿子会怎么看我呢？会领我的情么？要是被他扫地出门，那可就丢人现眼了。我越想，越觉得不能去。可南开却执意要我去，不去好像就不给他面子似的。我说，我没带礼品，临时准备又来不及，空手去吧又说不过去，还是往后放放吧。
南开同志开导我，“甚么事都可以放，就这事不能放，因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美德。”我听了想笑，怎么能说特有呢，莫非别的民族就不晓得尊敬老人，心疼孩子？不过，我没有吭声。他又说：“这不，礼品我已给先生准备好了，一件呱呱叫的羊皮袄。”我正感到十分为难，老乡偏偏又在一边瞎起哄，“别装熊了，你不是还有一块骆驼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