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创业之道 作者:江新-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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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合作。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承造我们的干电池?”小经氏看到竞争对手的松下来找他合作而感到万分惊异,一时愣住了。可能是由于松下坦白诚挚的话,令他觉得放心。他也非常坦白地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们愿意做你们的加工厂。
松下听了以后,觉得非常愉快。
然后松下说:“让我看看工厂好吗?”松下在工厂里绕了一圈,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形。当时,厂里有一百名员工,个个都热衷于自己的工作。但是,从工厂的经营面来看,松下发现尚有许多应该改进的地方。于是对小经氏说:“从今以后,不再是小经干电池,而是要制造电池界响当当的国际牌干电池。所以请你务必下决心,在改良品质方面多加努力。同时请你重新计划,至少要达到目前生产额的三倍,若只是使用目前的工厂,无法应付我们的需求,请你马上投资增盖新工厂和购置新设备。你一定要有诚意和决心来实现,否则,你做我们的加工厂,却无法达到我们需要的目标,那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你能发誓办到吗?”小经氏很爽快地回答说:“既然如此,我愿意发誓,保证一定做到。松下感到,虽然很容易地成交了,实际问题还是存在于小经氏方面。小经氏非把经来的销售店处理好不可。例如与经销商交涉、尾款如何处理、产权何时移转等细节,都由当时小经干电池工厂营业部主任吉田幸太郎全权代理。
吉田君以前独资经营松下代理店,后来将代理店关闭,三四年前到小经干电池工厂担任营业部主任。所以,吉田对松下的实际情况也很了解。
在处理松下和小经间的细节问题时,得到了许多便利。
小经氏根据这个契约,很热心地计划、筹备增加生产。
在丰崎地方买了一千八百坪的土地,盖了一千三百坪的工厂,不但增加了设备,也增加很多员工,成立了强大坚实的阵容,成为名符其实的国际牌干电池承造工厂。
这位小经氏,从青年时代起,便从事于五金行的工作。
经过几年努力工作之后,获得一笔为数可观的资产。在西宫有一座豪华住宅。五金行因某些经因结束营业,干电池则因有朋友劝他做,他投下一笔数目庞大的资金经营。
虽然他并不是真正的内行人,但和其他干电池制造者相较,不论人品或资产,都胜人一筹。
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不是把干电池当做饭碗,只不过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投资罢了。对松下的经营方针,他从不提出反对意见。他常常表示,这个工厂最好由松下先生自己来经营。
国际牌电池灯到1930年时,月销已达二十万个,电池月销一百万个。这个数额在当时电气界是相当了不起的。销售量能够达到如此地步,当然是广告宣传方面开拓了新市场和改良品质方面拚命努力的成果。
可是,松下认为最重要的是,每一次的价格都要定得恰到好处。
松下在商品定价方面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呢?当初发售国际牌电池灯卖给代理店的价格,每个一元二十五分;电池是二十五分。后来月销达一万个以后第一次减价,电池灯减为一元,电池减为二十二分。到了月销额达到五万十万时,再次减价。
1930年,终于达到二十万个的目标。电池灯减价为六十分,电池减为十六分一个。就这样,销售量越增加,价格就成反比例降低。这是松下电器始终贯彻的根本方针,松下是根据适当利润决定销售价格。松下电器所有的制品,多依照此经则,不受同业竞争者的价格所影响。
松下对有些公司为了拓展销路所采取的手段不论成本多少,以比成本低的价格打倒同业,然后再提高价格,以便垄断市场利益感到非常的愤经。他认为,象这样的做法只是搅乱业界,妨害社会健全发展,根本不是正确的生财之道。因此,松下电器每次的定价,都是依照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润之后才确定的。
这在前述卖收音机时,已经提过了。
这种做法正如同福特汽车公司的做法。在短期内,销售量能够急速增加,虽然是很多因素促成,然而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不断地配合产量的增加而自动减价,使得消费者能够以最低、最便宜的价格购买。一再增产的国际牌电池灯,到了一九三七年,已经减价到一个三毛钱,电池一毛钱。这个价钱比蜡烛便宜很多。
在如此状态下,一九三一年销售量更为增加。
松下认为,按照这样的比例增加,应该可以增加到月销一百五十万个才对。另一方面,竞争也愈来愈激烈。不过,由于干电池的实用价值愈来愈普遍,还有市场扩张的希望,将来干电池一定能成为家庭必需品。于是在一九三一年,松下计划将电池灯和干电池再度减价。同时做一次大宣传,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松下相信,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电池灯的减价,可以由松下自己决定;而干电池的减价却不行,必须先经过冈田和小经的同意。松下找他们二位来商量。
“为了开拓永久性的坚实市场,我要把目前干电池的价格降低,使得各家庭都能以轻松的心情购买,来达到促进干电池销售量的目的。价钱虽然降低,然而,销售量增加,利润依旧不减。请二位务必赞成。冈田先生明白了松下的意思,很快地表示同意。因为冈田以制造电池作为他的终身事业。只要销售量增加,就表示事业的拓展,会带给他比收益更高兴的成就感,他愿意与松下合作到底。但是,小经氏的想法却不一样。小经氏并非把心力全部投注于干电池,他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投资者罢了。
所以他对松下说:“松下先生要那样彻底地做事业,是一件很好的事。
可是在我小经的立场,有资金和员工的问题。我觉得如此做,有一点冒险。因此,我需要好好考虑。过了两三天以后,他的回答令松下觉得意外。他说:“现在电池的价钱已经降到很低,你要再降价,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依照你的方针,要减价并不是不可能。可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将来不景气更为严重时以及竞争更为激烈的情况。因此,把每一个售价降低,然后增加生产,我不喜欢草率地去做,我负不起这个责任。然而,当我和你交易之后,对你种种做事的作风,我非常钦佩。为了贯彻你做事业的精神,不如把我的工厂转让给你。那你就可以去实现大量生产、大量减价的理想经营了。
老实说,对于工厂经营,你的确是个好手,比我高明多了。如果你把这个工厂接受下来的话,一定能够发展,全体员工一定也会乐意接受你的指导。
我的年龄已经相当老了,也许现在正是我退休的好机会。小经氏可能是考虑到松下和小经工厂将来的事情,所以有了如此的结论。
松下设计的电池灯,经过苦心努力,终于有了今天的成就。但其中的消耗品干电池,一开始就请冈田供应,直到现在,他和冈田二人仍旧是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尽管松下知道干电池的需要量大,可是一次也没有想过要自己经营。
1930年,增加小经工厂时,也是事先征得冈田的同意。现在小经突然要松下直接收买他的工厂,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事。
所以觉得非常意外。
当松下小心考虑小经的建议之后,从扩展事业的观点来看,觉得十分合理。同时也知道他的建议是善意的,心里很高兴。不过,要是松下自己经营,就会变成冈田的同业,冈田的立场非得替他考虑不可,松下决定将这一切经经本本告诉冈田。他若同意,便把小经的工厂买下来。
时间是1932年9月。
这个时候,上一代的冈田悌藏氏已于二个月前去世,继承人不巧刚好在服兵股。
工厂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冈田氏夫人处理。这位太太前面已经提过,是位很能干的太太,她对生意非常有兴趣。松下率直地将小经氏的建议告诉她。这位夫人立刻回答说:“松下先生,那是非常好的事情。
以你今天的立场,很重要的产品干电池,全部让人承包是不对的。你早就该直接经营。今天既然由小经建议,可以说是时机已到。请不要顾虑冈田,痛痛快快放手去干吧。听了此话,松下觉得这真是令人感激并很了不起的意见。
九月二十日,松下把小经工厂买下来了。他做梦也没有想过干电池工厂的直营,终于要实现。收买下来的工厂,松下把它改称为“松下第八工厂”。
小经的员工,没有任何人辞职,全部加入松下的工作阵容。而且松下并没有派遣新的人员加入松下第八工厂的经营,一切都由经来小经的员工照旧经营。
为了把松下的经营方针灌输给新的工厂,连续两个月,松下每天都拨出两小时的时间去新工厂巡视。
只要发现缺点,便要他们改善。松下把要点告诉他们,然后把所有的事情交给工厂的二位主管全权处理。过了不久,工厂景象一新,员工的工作效率显著增进。
事情一切准备妥当,松下断然执行电池降价。结果在市场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使得又便宜、又方便的干电池,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干电池的事业,如此一年一年地发展下去,成为松下电器的重要事业之一。
1943年,第八工厂改组为独立的“松下干电池股份公司”,资本额也高达六百五十万元,是日本同业界的第一大公司。
二 战乱期间的经营
企业的经营不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它还与政府的方针政策有关,企业的发展需要政府提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但如果政府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发动侵略战争时,带给企业的生存环境就相当糟糕,企业若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认真思考战时的企业经营策略。
随着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诚如松下所言,“日本的产业界迅即抹上了战时的色彩”。
从“九·一八”事件以来,受日本政府战时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日本的民用工业就逐渐受到了压迫,不久,大部分工业制造厂家就直接或间接地转向了军需生产。
1938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总动员法》,动员全体国民、尤其是产业界加入战时秩序。
这个动员法称:“今逢战争时期,为达国防之目的,冀发挥国家全体之力,拟对人力、物力资源等,加以统制运用。这个动员令,实质上是政府全面统制工商企业以用于战争的“宣言”,从此以后,工商企业主的经营逐渐失去了自由,而被绑到了战争的车轮上。
政府根据需要不断安排民品生产企业转向军品的生产。
1940年12月,日本制定《经济新体制纲要》,要求各工商企业向军需品的生产供应全面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军需品生产的比重直线上升,民品生产却极度下降,而且在品质、价格上都远不如前,简直令人不忍卒睹。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战争开支急剧增加,1943年政府又宣布钢铁、煤炭、轻金属、船舶、飞机为最重要产业,优先生产,更使产业结构极度畸形。然而,此时日本的生产机器已经远远赶不上战争“机器”的运转速度了,五个并重的优先产业根本不可能同时推进,只好于当年9月改为飞机生产一项为最重要产业,其他几项退居次要地位。由此来看,日本的产业界已经走到了正常运转的边缘,接近崩溃了。
接着,政府的统制从控制工商企业的生产走向,进而到了限制一般大众的消费。
起初,由于日本在战争的泥淖中陷得还不那么深,限制相对少些。持久战局面的展开,使日本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遂于卢沟桥事变三年后的1940年7月7日颁布“七·七令”,限制奢侈品的制造和销售,命令中列出的奢侈品包括电热器、电扇等家用电器,收音机、电灯泡、干电池的某些材料也在限制之列。政府发出这一禁令的目的,一是限制高消费、节省资金以用于战争;另一方面是限制某些材料在民用品上的使用,以使能充足地供应军品。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爆发太平洋战争,物资更是吃紧。
相应的,由于经材料的缺乏,消费的低迷以及生产设备、资金、劳力的转移,产业界向社会大众供应的民品质量之次,问题之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松下电器在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中,不仅没有退步,而且没有停滞,反倒是大大地发展了。在战前的最后一年,松下电器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从实力和应变能力上来说,已有相当的回旋余地。
然而,战争的巨爪却还是紧紧地抓住了它,它的命运和其他的工商企业一样,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松下逃脱不了战争的影响,对于全国总动员的战争来说,松下和松下电器当然不能例外。
对于日本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作为日本人的松下幸之助也积极地投入了。因为他毕竟是大和民族的一员,而且自认为是合格乃至优良的一员,不能不加入、甚至不能不倾全力加入。
要求松下站起来反对政府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松下又一贯以为大众提供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为己任,即便是战争时期也不肯丝毫放松,而是想方设法达到既定的标准。
既然政府已经号召民转军,松下幸之助对于军需生产的回应还是相当及时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三个月,1937年10月4日,松下就在例行的朝会上宣布了松下电器向军需工业转移的方针,并委派了相当重要的人选:“松下电器历来所经营之事业,均为一般民生工业。
鉴于局势之紧急,无论如何,从现在起是要向时局所必需的工业方面转变了。我想,松下电器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并且已委派井植岁男专务经事承担此一工作,我自己暂时到干电池公司来上班,亲自料理有关各项之重要业务。希望全体同仁认清今日之为何日,无论为私为公,都时时处处以不懈努力之精神,克尽职守为祷!”松下对向军需工业转移是十分重视的,为了适应战争带来的市场需求的转变,他派出了最得力的助手、也是最亲信的干部井植岁男亲理其事,由此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从企业家的角度讲,从经营活动本身来说,这是无可非议而且十分正常的,能迅速地改变经营策略,是一种机敏和积极的表现。实际上,后来的战争,几乎把日本的所有工商企业都拖到了军需品的生产和供应上,在这种情形下工商业主已经没有自决的权利。
但对于松下来说,除了这种无奈之外,从他的内心深处,更主要的还是积极主动地投入。
对于这种主动积极的投入,在松下身上体现出的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家的眼光,而且更反映了松下带有民族狂想的色彩。
制定产业方针、派出专职领导以后,松下电器迅速投入了军需品的生产。
1938年初,开始接受“陆军省”的订单,投入的企业是松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是机关枪子弹的简单金属部分。后来,就是这家松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奉陆海两军之命,制造了各种兵器。而且松下电器的优良技术和工艺,使这些军需品的生产如鱼得水,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