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创业之道 作者:江新-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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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定高薪资到高效率制度的同时，松下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福利待遇方面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废止职员、工员的区别制。此前松下电器的员工有职员和工员两种，职员是主管干部和业务人员，工员则是一线的工人，二者名义上有区别，待遇上也有区别，而且工员又分数等，进厂者要从见习工人到三等工人、二等工人、一等工人，如此攀升上去。这种区别，封建的意味十分浓厚，和现代民主化制度颇不吻合，故予废止。

　　实行全体员工薪津制。一是全体员工按职务和效益获取工资，二是给予相应的津贴。

　　八小时工作制。此前如同别家公司自定工时一样，松下电器亦自定工时为每日９小时，这与国外的工时比较起来要长，故松下及时予以改正。

　　如果说以上的制度比较现实的话，松下的另外一些改造和革新，就不仅仅是解决眼下的问题了。在这些方面，松下的眼光是超前的，着眼的是未来的发展。

　　在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松下业已强调专精分工；１９４６年１月新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松下进一步强调此点：“经过专门化的各部门，可以只生产一种产品，但知识、技术、工艺、经营都要提高到世界一流，产量也要达到世界总量的１％。

　　松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企业由小到大的转变，从而跻身于世界最大企业之林。松下的这种想法，多少源自于对美国企业的了解，他的眼光已经看到了后１０年、２０年的发展了。

　　专精分工，实质上是提高技术、工艺和生产规模，以形成集约化生产。与此相对，松下又在全公司推出“提高技术运动”，以生产“有灵魂的产品”。战前的松下电器产品，技术含量高，品质优秀，松下决心恢复、乃至超越战前的水平。

　　为此，他号召全体员工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同时，新成立“产品检查所”，自任所长，以监督产品质量。

　　经过如上的革新改制以及迅速组织生产的快速反应，可以说松下电器业已具备了战前的经营管理状态和生产营销能力，而且潜在能力更为强劲，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总不能一帆风顺。正当松下幸之助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地推进企业经营、力图贡献日本的时候，种种的限制加在了他的身上，使他根本不能投入经营，毁了松下的事业。

　　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４日，盟军通过日本政府指定一批公司为限制性企业；同年６月３日，指定一批财阀，并予以分散财产的惩罚；７月起，分批指定一些工厂向战争受害国赔偿；８月１１日，停止支付战争期间军方所购用军需品的补偿费；１１月２１日，指定一批政界、财经界人物不能再担任公职；１２月７日，指定一批企业作特别处理。

　　非常不巧的是，盟军和政府的所有这些限制，几乎均和松下有关。首先是被指定为财阀，接着是指定赔偿工厂、解除公职、整理股份、指定限制公司、指定特别处理公司，最后是集中排除法。

　　财阀的认定，主要以资产和家族历史为依据。松下电器在战时有关系公司６７家，其中３０多家都有松下自己的投资，而且有不少生产军需品的工厂。盟军把他和三井、三菱、住友等比较，列于同等，以此认定松下为财阀，并列为财阀家族，限制其发展。

　　对于这种认定，松下很不服。他认为认定的两方面依据均不充分。首先，自己拥有股份的公司虽说多达３０家，但其规模合起来还不如别家财阀的一家子公司大。其次，自己是从本人这代才白手起家创业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并非得自前代的遗产，而且历史仅仅有２０来年，和大财阀的数代传承根本不同。松下公司在平时只生产民用物品，是应军方的要求才生产军品的，而且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此，松下认为对自己的财阀指定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为了推经这一认定，松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拿出足够的资料以说明事实，松下命人作了充分的准备，仅说明书一项，就达５０００页，全部用英文写成。他在此后的四年中，来往于大阪和东京之间，向有关部门陈述理由、出示证据，但１００多次的交涉并未带来什么好消息。

　　由于松下拒不承认自己是财阀，而且不断提出抗议、要求纠正，所以他并未因财阀的指定而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而是坚持在任上工作，以示对错误指定的抗议，显示绝不让步的姿态。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就在指定财阀以后不久，盟军又发出了“驱逐公职令”，即解除所有战时生产军需品的工厂或公司经理人员的职务。官方发表的驱逐公职名单上，松下赫然亦在其中，而且松下系统子公司中所有担任常事经事职务以上的人，均受到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当时的驱逐，分Ａ、Ｂ两级，Ａ级是无条件驱逐，Ｂ级是调查后驱逐，被指定为财阀的松下当然位列Ａ等。这一次的命令，对在战争期间造过飞机战船的松下来说，可说恰如其分，没有理由抗议，在此情况下，松下准备辞职。

　　但是，事情往往在一瞬间又会出现转机。恰在此时，盟军一位负责经济的官员来松下电器调查。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盟军正按照他们的计划和步骤着手工作。官员就是因为要建日本机电工业，着手调查日本公司才来到松下公司的。

　　参观了工厂，听取了汇报，这位美军官员对松下电器的管理很感兴趣，对松下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水平颇为赞赏：“松下先生，你的经营观念相当卓越，堪与美国大公司的经营理念相媲美。对于像阁下这样的人遭到驱逐，我深表同情。松下听完此话，觉得有些荒唐，既已驱逐，同情又有何用？但他还是向对方提出解除驱逐的要求。

　　“既然阁下如此同情，何不解除驱逐令呢？”“这个恐怕不行。那人答。

　　“为什么不行呢？”“阁下有所不知。我们任务不同，各负其职。那人耐心地解释说，“对于阁下公司的重建，我有指导的义务，是否要驱逐公职，由其他部门负责，并非我们的权限。因此，对阁下的所作所为，以及才干与贡献和平的思想，我都可以为你建议，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这一点，还希望你能了解。这样的回答已令松下出乎意外，对方能够如此，松下已经感到相当的满足，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不知是工会的呼吁起了作用，还是那位美国官员的建议奏效，不久的一天，盟军突然发出命令，将松下电器由Ａ级降至Ｂ级，算是由“死刑”改判为“死缓”。

　　四个月以后，驱逐令最终解除，松下电器的其他人员亦均如此。松下又一次争取到了命运的青睐。

　　然而，加诸松下的限制还有四项。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松下电器被指定为“限制公司”，限制其发展，并要求旗下的３０余个子公司分离独立。次年７月，日本又根据盟军的方针，提出了“排除经济集中法案”，松下电器公司亦受到此种处分。

　　这就是说，不仅松下的子公司要分离独立，就连松下电器本身也要解体了。根据这种形势，松下一边安排各子公司、制造厂、营业所的独立经营体制，金融关系上也作出交割，同时积极计划解散事宜。

　　１９４８年２月，松下电器将解散的最终计划向有关机构申报。就在此时，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政策发生了转变，由最初的严格限制、解散，变为促进复兴与自立。

　　先前的许多决定也随之失效，松下及其公司又一次度过了生存的难关。

　　早在创业之初的时候，松下就在自己的工厂里主动组织了劳工组织“步一会”。

　　这个组织和工会近似，稍有不同的是，它不仅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更是全体员工（也包括老板）步调一致、共同繁荣的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松下电器刚刚迈开重建、振兴的步伐，松下的一系列举措之中就有恢复“步一会”一项，而且加重这个组织为工人谋福利的特色，使它和工会更趋接近。

　　此后不久，盟军司令部发出了企业成立工会的通令，以作为日本战后民主化进程的内容之一。为响应此一号召，一时间，各企业纷纷成立工会，松下电器的工人不甘落后，带头创办，遂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０日正式成立松下电器公司工会，“步一会”随即解散。

　　这个庞大的企业工会共有会员１５０００名，４２个支部，理事长是朝日见瑞。

　　工会成立的那天，松下来到了工会成立会场，到会的员工大约有１５０００名，几乎全体员工均都到会，会场显得有些拥挤。

　　当时的日本，许多企业的劳资矛盾达到白热化，水火不相容。哪一个公司的老板胆敢去参加工会的集会，那集会极有可能变成对老板的批判会、斗争会。松下莅会，没有被轰走，而且还被请上台发表贺词，已经是很高的礼遇了。

　　那天晚上，一位熟人对松下说：“松下君，你真了不起，公司成立工会，还没有见过哪一位经事长肯来参加会议。因为这个时候经事长来了，员工们一定会借机大肆发挥权利，来者肯定要受到无情的攻击，可你来了，真让人佩服之至！”“这也没有什么可以佩服的。自己公司的员工组织工会，即将进入新的伟大时代，身为经事长的人怎么能置身事外呢？所以我就来了，并不值得惊异。尽管松下嘴上是这样说，心里却为时势、世事的如此变化而感慨。

　　他想到公司以前的情况，当自己进入车间的时候，班长就会喊“立正”，全体员工起立致敬；如今，就连自己要致贺词，也得先经过表决同意，真是变化太大了。

　　时代变化了，新工会也不是往日的“步一会”了。松下电器工会的理事长朝日见瑞是位“老工会”，曾是劳工组织“同盟总会”的成员，对于工会业务相当熟稔。故此，工会一成立，各项业务迅即推展开来。不久，即通过决议，提出了三条纲领和八项要求，诸如“争取团体交涉权”、“参加公司经营”、“加倍支付薪资与津贴”、“撤销资格限制制度”等等，其势头异常凶猛。

　　而就在此时，盟军的“驱逐公职令”发布，松下亦在被解职之列。工会得悉此事，以理事长朝日见瑞为首的大部分会员都不愿松下被解职，他们不顾少数人反对，迅速掀起了保护松下幸之助职位的运动，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全体１５０００名员工中的大部人都在相关的请愿书上签字，部分员工家属亦签了字。工会干部携此文件，赴东京面交有关政府领导，慷慨陈词，与此同时，松下电器全国各代理店的店主们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发起同样的运动，向当局请愿。

　　工会为松下四处请愿，在劳资矛盾颇为紧张激烈的当时，实属罕见。松下电器的工会组织有此举动，非但一般人感到诧异，就连松下自己也感到有些突然。工会如此行动，则有他们自己的考虑：其一，工会业已提出了三条纲领和八项要求，而且正在进行交涉，相对来说，松下是位可以信赖的谈判对手，如果被迫解职，谈判即可能停顿或决裂；其二，松下电器的情形不像三井、三菱、住友，免除经事长的职务对这些公司没有影响，松下电器全赖松下，松下是公司的支柱和靠山，如果失去松下，松下电器可能随时瘫痪，员工的生活必将遭受严重的威胁。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工会不能不予以考虑和维护，所以才力主松下留任经事长、总经理之职。在关键时刻，松下获得了工会的信任和支持，这对以后公司的发展大有益处。

　　松下幸之助被指定为财阀以后，私人财产全部冻结。他本人以及家属等的日用开支，全部要向盟军申报核定标准，然后在此标准的范围内支取，最后还要向上报告支出情况。

　　盟军给松下核准的生活费用，是按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收入标准比照执行的。这个公务员标准的费用，对于颇多应酬的总经理来说，实在是经水车薪，难以应付。松下只好向朋友中山悦三、掘拔义太郎、鸟井信次郎等人不断借贷，结果越借越多，松下欠这几位朋友的钱，都分别有１０万或２０万之巨了。

　　比这更糟的是，不仅自己的钱不能花用，就是借给别人的钱也大多要不回来。首先是政府和军方。当初制造飞机和木船，由于办理起来比较方便，所需款项都是由松下以个人的名义借贷的，数额相当巨大。战后军方把这笔应付的货款一笔勾销，本应补偿给松下的也不再补偿。

　　其次是一些财团。

　　由于资金融通的需要，战时松下收进了许多别家的股票。战后，许多公司关门倒闭，股票当然就无从兑现了。

　　这种情形给松下的生活和企业的发展影响极大，自己在外面的钱收不回来，却还要向别人借债开支，无论如何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提。松下对此曾说过这样的话：“一方面，我个人的生活变得不像样子，不能不让许多亲友特别担心。以前我曾讲过，占领军指定我为财阀，我个人的所有财产被政府冻结，每月连仆人的工资若不经过占领军军官们都不能支付。我的生活费用，当时依照一般公务人员的收入标准作出规定，在核准的预算范围以内花费，而且实际花用的数目，都要一五一十地向占领军当局报告。

　　但是，身为公司的总经理，只这点公务员收入标准的区抗争区生活费是绝对不够用的。我每月生活入不敷出，乃不得已向最要好的朋友中山悦三先生、掘拔义太郎先生、鸟井信次郎先生等人，不断借钱，以补花费。当时，上述各位朋友通融给我的款项，累积起来，每一个人都接近１０万日元之巨。

　　如上所述，战后我身负巨债，经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军方要求我利用大量生产收音机等制品的丰富经验，去生产木造船或木制飞机，自然我没有理由拒绝，而业务开始进行，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那个时候松下事业之经营，专凭个人奔走的能力，公司要用巨额资金周转，只能由我个人设法向银行去借，而公司方面却收进来好多不能兑现的股票。

　　然而大战结束了，战时须给我的补偿费全部停止；应向军方收回的贷款，亦一律一笔勾销；同样，有好多公司关门倒闭，我手里的股票自然变成废纸，不值分文。可是用我个人名义向银行的借款，却必须如数奉还，想要有一分钱的赖账也是做不到的。在这样情形之下，战后那一段时间，要缴纳财产税实在无能为力，当时以个人来说，我恐怕是日本全国之中负债最多的一个人。在战后短短的几年中，松下经历了许多不幸，蒙受七项指斥、惩罚，可是，松下没有被不幸所困扰，而且他也不相信所谓“倒霉的命运”。

　　１９３４年的时候，朋友说这一年“流年不利”，诸事该当小心谨慎。松下不相信这种说法。

　　１月１４日，他召集全体员工开会，发布新年经营方针，他在会上说：“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流年不利的时候会发生不祥的事情，不是去求神拜佛，就是广为布施，以图驱除厄运。世上真有厄运这种东西吗？我有点将信将疑。

　　经经只要我们能怀着宁静的心情检讨过去，怀着感恩的心情和谦虚的态度，更新阵容，以稳健的步伐向前迈进，定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