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 作者:聂运伟-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右面墙上有一扇通向阳台的门和一扇通向爱因斯坦卧室的门。在这面墙上挂着约瑟夫·沙尔的美丽油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

　　窗前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是放烟斗的小茶几，上面还放着一根澳大利亚飞去来器，靠近门口放着圆桌和沙发。

　　爱因斯坦坐在沙发上，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东西，并把写完的纸张扔得满地都是。

　　在战时和随后年代里，爱因斯坦关于社会政治内容的讲话是非常独特的：其中表达了并非某种明确的纲领，却是一种为人们、为使人们免遭苦难而做些什么的不可遏止的要求。罗素于１９４３年迁居普林斯顿，关于爱因斯坦，他写道：

　　“我认为，爱因斯坦的立场是同他的道德品质紧密相联的。对爱因斯坦来说，考虑自己个人的价值，正如轻视旁人一样，始终是和他无缘的。”罗素把爱因斯坦所特有的毫无虚荣心、毫不冷漠、毫无恶意、毫无优越感，同他为每一个人的独立价值、为反对压制和蔑视人的个性的斗争作了对比。

　　“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

　　罗素注意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它们就是对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因此，它们最鲜明地表现在直接的交往中。

　　普林斯顿的居民比起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更生动和更具体地感受到爱因斯坦。但就是那些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也能猜出他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焦急的、感人的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普林斯顿的居民表达了人类的共同信念。他们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包围了爱因斯坦。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家里沿着漫长的绿树成荫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成了普林斯顿风光的一部分。对普林斯顿居民来说，同爱因斯坦交谈几句，就像同邻居聊天一样，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顿的居民又把爱因斯坦视为百年一遇的传奇人物。

　　为什么在住着许多杰出学者的普林斯顿，只有爱因斯坦同时既是最“自己的”又是最传奇式的人物呢？爱因斯坦那巨大的声望来自何方呢？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生活的年代可以具体回答这个问题。在这个期间，爱因斯坦的科学兴趣对大多数物理学家是陌生的，也不为广大公众所了解。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更具体地感觉到大家早在２０年代已经猜到的东西——爱因斯坦在竭力勾画一幅合理的、客观的、丝毫没有任何人类中心论和神秘主义的世界国家——揭示自然界中的理性王国。无论当时还是今天，人们同样感到，合理的科学理想同合理的社会理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非常“自己的”、非常平常的人能成为一个想要在宇宙中发现并在地球上建立和谐王国的传奇式人物。普林斯顿的居民日复一日地观察爱因斯坦，他的衣着，他的烟斗，他的微笑，他的漫不经心之中，都渗透出让人可以捉摸的历史功勋。

　　★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败都没使他丧失信心，但建立统一场论的艰难及结果的不理想给了他一个沉重的迷惑。他又以他独有的幽默自我解嘲：

　　上帝精明，但无恶意。

　　对爱因斯坦来说，“上帝精明，但无恶意”不仅意味着世界和谐的存在，也不只意味着统一场论的必要性和原则上的可把握性。爱因斯坦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但上述箴言也意味着，存在的和谐能否表现为精确的几何学关系式？也就是在这里，爱因斯坦产生了确定上述关系式的最大困难的感觉。所以，在普林斯顿散步时，爱因斯坦常说：

　　“也许，上帝毕竟怀有一点恶意？”

　　在爱因斯坦对成功解决问题产生疑惑后，他更加相信这种“恶意”在冥冥中控制着什么。只是越到后来，这种希望越渺茫，爱因斯坦工作劲头反而越大。

　　１９４２年春天，爱因斯坦写信给自己的医生朋友汉斯·缪扎姆，说：

　　“我成了孤独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出门不穿袜子。但是，我比过去更加狂热地工作，满怀希望想解决我的老问题，即统一物理场的问题。这就好像是一艘飞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却不能明晰地想象出怎样着陆……也许能活到好时光来临并在霎时间看见某种类似乐土的东西……”

　　２年之后，爱因斯坦又给缪扎姆写信说：

　　“也许，我命中注定还要知道我是否有权相信自己的方程。这只不过是一种希望，因为每一个方案都牵涉巨大的数学难题。尽管良心受到谴责并有良好愿望，但我好久都没给您写信了，因为数学上的烦恼使我备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摆脱，我现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时间，直到把一切束之高阁。您瞧，我变成了一个守财奴。在清醒的时刻，我意识到，这种对时间的吝啬是病态的和愚蠢的。”

　　１９５３年，爱因斯坦在为他７４岁诞辰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过：

　　“广义相对论刚一完成，也就是在１９１６年，出现了一个内容如下的新问题。广义相对论极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场论，但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种场的相对论性理论。从那时以来，我尽力寻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对论性概括，希望这个概括性的定律将是一个场的普遍理论。在后来的年代里，我成功地获得了这一概括，弄清了问题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从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观察对比的结论。在我有生之年，完成这件事希望甚微。”

　　对自己获得的结果的这种说明，爱因斯坦重复过不止一次——直到临终前几天，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死期将至并确信，自己的理论将保持其未完成性，数学理论上的正确性保证不了物理学的单值性。

　　但是，爱因斯坦懂得，问题不仅在于接踵而来的物理理论的数学加工、数学困难的克服，以及获得场方程的数量上的解。对爱因斯坦来说，理论如果不包含可以同观察相对应的物理概念，就无权叫做物理理论。

　　这种思想是同对微观世界理论的这种或那种态度紧密相联的。爱因斯坦认为，统一场论可以从非统计的（不是支配几率，而是支配事实本身的）、更深刻的和更普遍的存在规律中推导出微观世界的量子统计规律性。尤其是还可以清除从量子力学发展中生产出来的物理学中的某些实证论倾向。早在１９３８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我正在几个年轻人的支持下搞一个饶有兴趣的理论，我希望它有助于克服对几率的现代迷信和对物理学中的实在概念的疏远态度……”

　　１２年后，爱因斯坦在给索洛文的信里承认，统一场论还不能得到验证，因为数学上的困难不容许赋予它以单值的评价的形式。一般的、哲学的和逻辑的论据说服不了物理学家们。

　　“统一场论现在已经完成……虽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还是不能用任何办法去验证它。这种状况将长年累月地持续下去，何况物理学家们不理会逻辑的和哲学的论据。”

　　英费尔德的回忆录为我们展现出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１９３６年，英费尔德在波兰里沃夫斯基大学任副教授。当时，法西斯乌云已笼罩波兰，英费尔德感到再也不可能呆在波兰大学里了。他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并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邀请书。研究院给英费尔德提供了一小笔奖学金，以便他能在爱因斯坦指导下从事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普林斯顿，马上就去敲范氏堂２０９号的房门。那时，数学和理论物理研究所就设在那里。一进门，英费尔德就觉得，爱因斯坦异常苍老——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１６个年头了。然而，爱因斯坦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目光却让英费尔德终生难忘。迅利的作风也使英费尔德感到惊异，因为爱因斯坦闪电般立即就向他说了自己今后工作的打算。他没问英费尔德什么时候到的，怎么来的等等。但这里丝毫没有书呆子的冷漠。英费尔德理解这一点，不只是由于爱因斯坦以极大热忱帮助了处于困境的他，亲切谈话的魅力这一次又感染了英费尔德。但是，爱因斯坦的心已被“超个人的”问题吸引住了。爱因斯坦开始讲述他对建立统一场论所作的种种尝试的结果。这时，勒维·契维塔——被爱因斯坦用于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走进屋里。勒维·契维塔当时年近６０。这位瘦小体衰的意大利数学家拒绝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权，并在普林斯顿找到了一个避难处。勒维·契维塔刚一进屋就想马上离去，以免打扰爱因斯坦同英费尔德的谈话。但爱因斯坦请他留下来一起谈。爱因斯坦扼要地讲述了刚才谈的内容，英费尔德细听勒维·契维塔的意大利英语，难以忍住发笑，这种英语能被听懂是因为它一半是由公式组成的。爱因斯坦的英语也掌握得不好，但毕竟比契维塔强多了，加之从容、缓慢的风格，富有表情的语调，内容的连贯性和简洁明晰，都使他的语言保持了说母语时的魅力。

　　英费尔德回忆说：

　　“当他们指着黑板上的公式，自以为在讲英语时，我仔细地观察从容沉着的爱因斯坦和那位使劲做手势的又瘦又小的勒维·契维塔。这样的场面，加上爱因斯坦不时提一提裤子（没系腰带和吊带）的那副模样是如此之妙，如此滑稽，以至我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尽力忍住不发笑，暗示自己：

　　我想：‘你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谈话和讨论物理学问题，因为他没系吊带，你却在笑。’这样的暗示起了作用，于是在爱因斯坦开始讲他最近尚未发表的关于引力波的著作的一瞬间，我忍住了笑。”

　　英费尔德看到的这一有趣的场面，对爱因斯坦的传记来说是很有意思的。爱因斯坦的传记不可能是日常事件的实录和生活细节的清单；但也不可能是刻板的公式。纯个人的细节强调了贯穿在爱因斯坦生活中那种脱离日常生活的倾向。不肯系吊带也许是滑稽的，但不能说是可笑的。它令人感动，而且如果引人发笑的话，那么它同时会使人想起爱因斯坦的精神生活，他为了精神生活甚至牺牲了个人的仪表。后来，当一个熟人问英费尔德：爱因斯坦为什么不理发，穿一件不可思议的上衣，不穿袜子，不系吊带、腰带和领带的时候，英费尔德用爱因斯坦想摆脱日常操心事来解释：

　　“答案是简单的，它也可以从爱因斯坦的孤独、从他渴望减少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容易得出。在把自己的需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时，他力求扩大自己的独立性、自己的自由。须知，我们乃是万事万物的奴隶，而且我们的奴隶依赖性愈来愈增长。我们是洗澡间的奴隶，自动铅笔的奴隶，自动打火的奴隶，电话的奴隶，无线电的奴隶，如此等等。爱因斯坦决心把这种依赖性减少到最低限度。长发使他免除了经常找理发师的必要性，不穿袜子可以将就，一件皮夹克可以在许多年内解决上衣问题，没有吊带确实就像没有衬衫和睡衣一样过得去。爱因斯坦实现了最低限度纲领……。”

　　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对爱因斯坦最大限度地简化和限制自己需求的意愿有重大意义。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写道：

　　“我每天无数次地提醒自己：我的外部的和内在的生活都依赖于我的同时代人和我们先辈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正在领受和将要领受的东西。我深感必须俭朴，并且时常痛心地发觉自己占有了比需要更多的我的同胞的劳动产品。”

　　可见，爱因斯坦十分俭朴的衣着是通过某种逻辑的和感情的过程同他的内在生活的基本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总之，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特点：生活、习惯、爱好的每个细节，归根到底，通常是相当简单地和明显地同思想家的基本理想联系着的。这就产生了爱因斯坦形象的惊人统一的印象。

　　当勒维·契维塔离去后，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起回爱因斯坦家。一路上，他向英费尔德讲述了自己对量子力学的态度。爱因斯坦认为，从美学的观点看来，量子力学不能令人满意。

　　英费尔德继续回忆说：“我随他走进一幢房子，走进有一个大窗户的工作室，窗外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充满美国秋天生动的色调，在这里，我听到了他一整天来所讲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与物理学无关的话：

　　‘从这个窗户望去，景色多么美啊！’”

　　这个评语虽与物理学无关，但离它也不是那么远。在爱因斯坦那里，对自然界的美感和对科学理论的美感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从窗户欣赏秋日景色前几分钟，爱因斯坦谈到了量子力学在美学上的残缺不全。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直觉的。

　　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起搞的工作是关于运动方程问题。这项工作的内容是：

　　在古典物理学中有一个场方程，依据它，知道场的来源，就可以确定场在每一点的强度，即力。场以这种力作用于处于这一点的电荷，例如，已知带电物体的分布，就可借助电磁场方程知道，处于该点的电荷将以什么样的力被吸引或被排斥。可见，如果重力质量的分布是已知的，由引力场的古典方程就可以知道每一点的引力是怎样的。在古典物理学中，与场方程并存，还有一个运动方程。这里，场强是给定的量。当这个量是已知的时候，可以借助运动方程找到物体在以后每一时刻的位置。场方程和运动方程在古典物理学中是独立的。相反，在爱因斯坦引力理论中，不可把场方程和运动方程看成是独立的。运动方程可以从场方程推导出来，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在３０年代末，爱因斯坦在自己学生们的协助下解决了这个课题。

　　从场方程得出运动方程是一个艰巨的数学课题。但是，克服数学困难伴随着某种物理直觉，伴随着关于上述课题对物理世界图像的初始思想的意义的直觉的、纯物理的观念。

　　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或时空弯曲被看作是物质物体——场的源泉在时空中存在的结果。场方程表面，时空怎样弯曲，或者也可以说，在场源给定的条件下，在引力中心——物质物体的分布是给定的条件下，引力场的强度也怎样。粒子在引力场中运动着，如果它的运动定律（运动方程）依赖于场方程，那么这就涉及两个实在：１．场；２．场中运动并产生场的物体。如果说运动方程不是独立的，而已经包含在给定的场方程中，那么我们面前除开场之外就没有别的实在了。如果粒子的运动归根到底取决于场方程，并且只取决于场方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粒子看作是场的某个中心浓缩点。

　　这一思想过程同场方程得出运动方程课题的解决，不是单值地联系着的。但是，爱因斯坦的这种推论大概含有上述潜台词。它同爱因斯坦建立统一场论的物理学思想的发展线索是联系着的。

　　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间，英费尔德几乎每天到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