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雀群-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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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个屁！”她用力一推，把他推了个仰天大跟头，不等他爬起，便把铺盖卷里的被褥全抱了出来，扔到空空的床板上。等他再纵身从地板上跳起，到床前来跟她夺那些被褥时，她却一把紧紧地抱住了他，低声说道：“留下。啊？陪我呆几年再说。呆几年，我……我为你生个小狼崽。行吗？”明知道“为你生个小狼崽”之类的话是哄人的“鬼话”，韩起科那天却还是“留下”了。仔细想想，赵光和“薛姐”这些人说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薛姐”的确不可能无视她必须倚重的那个“圈子”里种种虽不成文、却沿习已久的“礼法章程”和“游戏规则”。当今世界，谁都活在一定的圈子里，谁都在构筑着一定的圈子。从根本上说，人本来就是个群生群灭、圈生圈养的“动物”。家庭就是最原始意义上的“圈子”。这圈子无非小了一点。而“社会”不就是最广大意义上的一个“圈子”？它无非是所有圈子中最大的一个罢了。我们说“人”，更要说“人群”。我们说黑雀，也说黑雀群。人和黑雀是这样，狼，难道就不是这样吗？我们说“狼”，不也说“狼群”？回过头来说说最清高的学术界和硬装清高的文学界，不也充斥着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圈子吗？有几个人是只认公道为父？而又只以真理为自己学问人生的惟一秤星的？面对大大小小的圈子，我们惟一能做的事，大概就是应该努力设法不被某一个圈子所局限。既挣扎在某一个圈子里谋利，又能透过各圈子设下的壁垒和围拦，去悉心地真诚地关注别的那些或大或小的圈子，把他人的生死存亡事当做自己的生死存亡事来做。能这样做的，已然就算是大好人了。因为，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这么去做的。也许这正是在许多时候，许多的场合下，我们竟然会说，某些“人群”真的还往往不如“狼群”仗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该吃晚饭的时候，他和“薛姐”都没那心思自己做饭，上外头街边，随便找了个大排档，随便凑合了几口，回到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那个小楼里，甚至都不想去开灯。那晚上，“薛姐”留下了。没走。上床后，他们头一回像一对陌生人似的，拘谨地躺在同一个被窝筒里，半天也不向对方伸过手去。黑暗中，他看到“薛姐”闭着眼睛，直挺挺地仰面躺着，缓缓地直喘着粗气，而后眼角处就亮亮地滚出两颗颤动的泪珠。而后她整个蜷曲了丰满结实的身子，索性侧转过去，背对着韩起科，大声地抽泣起来。他忍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不忍心，便伸手去抱她。她一把抓住他冰凉的大手，把它贴到自己滚烫的脸颊上，而后用牙齿尖使劲咬他的手指，并窒息般地恸哭起来。
那天晚上，他俩仍然做了一回爱。跟以往那无数次知冷知热掏心掏肺的“零距离接触”不同的是，这一回没等完事，韩起科就松了劲儿，并从那逐渐变得温软湿润扭动的身体上悄没声地滚落到一旁；而后赤身裸体地坐起，拽过一件衣服遮住自己的下身，并从衣服兜里取出一包新买的硬壳儿“红塔山”，小心地撕去盒面上那根细长的塑料封贴，取出一支来点着，默默地吸着。“薛姐”吃惊地一下坐起，问：“你学抽烟了？找死啊？！”说着，就伸手过来上他嘴边夺烟。她一扑，仍裸着的上身便整个白生生地一晃。她这是从“狼”嘴里夺食哩。
“狼”自然是永远也及不上“人”
当然要落空。紧接着，她又慌慌地夺了两回，都让他轻易地躲过了。“我跟你怎么说的？这一辈子别学抽烟赌钱，别跟那些男人似的，本事不咋的，先学一身臭毛病。我不要看你这样。”她微微地喘息着，脸却胀得通红，还嗔责，数落。他不还嘴，也不反击，只是一边小心地防备着她，一边却仍在一口一口地慢慢地吸。“你气我？好吧！”她一赌气，侧转身躺下了，继续咻咻地喘。他斜瞄了一眼她那在月光下显得越发柔软宽厚的光脊梁，却仍然保持着沉默，仍然在吸着他的那支烟。直至空气中月光中慢慢布满难闻的烟气，直至他自己都讨厌起那烟油的恶臭。但他没去掐灭它，只是由着它慢慢地在他手指间自燃下去，燃出一截浅白色的灰柱，陪着他一起在月光下，在也算黑暗的房间里，在“胖姐姐”赌气的喘息声中，默默地呆坐。后来，“薛姐”怕他着凉，也曾支起半边身子，想把他用力拉回到被窝筒里去的，甚至想把他重新拽到自己的身上来。但拉了一下，韩起科纹丝不动。再拉第二下，韩起科仍跟生了根的石墩子似的，一动也不动。再拉第三下，她真生气了，拽过件衣服，裹住自己的上身和腰部，便上卫生间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韩起科辞去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的职务，正式投到“赵老板”赵光门下。这主意其实是赵光、“薛姐”和马桂花等人认真商量确定的。他们权衡了一下起科今后的前程，也不是说他就一定不能留在省城发展。但实事求是地说，以他的现状来权衡，他真还需要一个“进补”“见习”和“热身”的过程。假如现在就这样把他强留下，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高不成低不就，半死不活地做僵在一个相对低的层次上，搞得大家都会十分地遗憾和难堪。马桂花执著地认为，韩起科是一个有巨大潜在能量的人。在许多事情上，他能发挥他的巨大影响。赵光和“薛姐”没跟她争论。但在有一点上，这三人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韩起科的能量和影响，他相对的长项，目前还是在冈古拉和哈拉努里。而赵光留在哈拉努里的那个分公司，当前正缺这么一个真正能在那儿“压阵”的人。赵光到省城来发展后，把冈古拉和哈拉努里的公司业务暂时都交给了张建国。应该说建国干得挺勤谨，但在赵光看来，不是十分理想。“这孩子”……（这两年，原小分队的人发现，赵光这家伙说话口气越来越大，说到原小分队的伙伴，总是称“这孩子”，“那孩子”，好像他已成了他们的“爷”似的。对此，大家一开始总觉得特别别扭，在背后也有许多议论。但当面却谁也不说啥。只说是没必要跟这家伙去“计较”。时间一长，不仅不计较，对这称呼居然听着也不那么别扭了，甚至觉得也没啥不可以的了。唉，人呐。）赵光觉得张建国“这孩子”守成有余，拓展力不足。而，现如今，不能顽强拓展进取者，肯定也无法守成。如果把韩起科拿到那个位置上，都不止是“两全其美”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三全其美”。（既妥善安排了韩起科，又加强了哈拉努里分公司的领导力量，还不会太伤了张建国的自尊心。）三人商量下来，觉得最担心的当然还是韩起科愿不愿意屈尊去做“赵老板”的部下。赵光却大度地放量说，这好办，只要起科愿意上我的公司来干，他当老总，我当副手。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跟韩起科一提这事，他马上就同意了，不仅同意回哈拉努里，而且还斩钉截铁地不当那个“老总”。赵光又说，那就委屈你当副老总。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那你当什么？”大家问。他说：“我在这里是营销部副主任，上那儿还从副主任开干。我不想沾谁的光。否则，就免谈。”大家还想劝几句，赵光忙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咱们就听分队长的。别的我来安排。赵光这小子也是有办法。他立即以公司总部的名义给哈拉努里分公司发了道指令，改哈拉努里分公司为“总公司第二营销部”。该营销部暂时只设副主任两名。“现任命韩起科先生为该营销部第一副主任，全面主持公司在哈拉努里地区的工作。张建国先生为第二副主任。此命令自签发之日起立即生效……”这样，既满足了韩起科只当“副主任”的要求，又在实际上把哈拉努里分公司的操作大权交到了韩起科手上。这一点，正如赵光他自己在很多年以后很得意地总结的那样：拿我和韩起科相比，我承认，有许多地方我不如他。但有一点，是韩起科致命的，也是他永远及不上我的地方，那就是，在很难让各方都满足的关键时刻，我能做到既满足这个，又满足那个。在很难做到不伤害各方的情况下，我又能做到，既不伤害这个，又不伤害那个。您可别小看了这个“既……又……”的能耐，这可是在一个群体中当好领导者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之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善于妥协和善于斡旋的能力。说一句开玩笑的话，在这一点上，“狼”自然是永远也及不上“人”的。
回哈拉努里的前一天晚上，“薛姐”来给韩起科送行。韩起科备了一点酒菜，（特地买了红葡萄酒和专门用来喝葡萄酒的大肚子酒杯，）还点了两根白蜡烛，穿了件天蓝色的新衬衣。
无法接受这种“清醒”
“薛姐”爽朗地笑道：“干吗呢，要跟我搞诀别仪式呢？”他笑笑，没多说话。“薛姐”一边喝，一边大口大口地嚼着她特别爱吃的那种蒜泥醋汁芥末凉拌海蜇皮，一边语重心长地说了不少嘱咐的话。他却仍只是笑笑，不说话。吃完，喝完，说完，满脸布满红扑扑酒晕的“薛姐”，喘着长气，先把鞋蹬掉了，再往床上一倒，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衣扣，然后像个大白猫似的，慵懒地蜷曲起身子，冲韩起科招招手，让他过去帮她扒衣服。韩起科收拾了碗筷，在毛巾上把手上的水迹油迹擦净了，去坐到她身旁，握着她胖胖的凉凉的小手，低头坐了会儿，然后探过身去，抚平她散乱的短发，又替她把衣扣一粒一粒地慢慢扣起，说了声：“挺晚的了，回吧。”“薛姐”一愣，侧过脸来，考询似的打量了韩起科一眼，一声不吭，就从床上坐起，穿上鞋，拿起自己的那件纯毛风衣和名牌手包，板着脸向门外走去了，但走到楼道口却又站住了。省新华书店库房后头的这幢小楼，其实只是幢简易楼。房门外的走廊是敞开式的。楼梯也是敞开式的，直接挂靠在楼体外侧的山墙上。站在楼道口，越过那一片片高矮不一新旧不等的屋顶，就能看到老人民广场上那一丛丛浓重的树影和新省委大楼广场上璀璨的灯光。韩起科料到她会生气，也料到她会拿起风衣和手包，啥话也不说，转身就走，但就是没料到她居然好像受了千万重委屈的小丫头似的，眼眶里闪烁着泪光，在急火火冲下楼梯的那一刹那间，收住了脚步。于是他在她身后也静静地站了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听她粗粗地喘息。他知道只要他再往前移动半步，柔柔地贴住她后身，再把两只手从她腰后抄到她身前，或轻，或重地把她围抱住，甚至都不用说什么道歉的话，一切不愉快都会“灰飞烟灭”，一切又都会变得跟从前似的那么“简单”“明了”。她会立即尽释前嫌，返转身来，倒在你怀里，赐你一千个一万个“大嘴巴亲吻”。他知道，“薛姐”是真喜欢他，真需要他。但现在他已经同样很清楚，她不可能让他进入（或占据）她生活的全部。在这方面，她是那样的清醒，就像在装修布置一套新房似的，哪个家具哪件装饰品该陈放在哪个位置上，该占多大的一个地盘，该动用多大一笔预算，该在某个局部达到一种什么效果发挥一种什么作用……她心里绝对有数，都安排得恰如其分，不会发生任何一点错位、越位、不到位现象。而他，也就是她心中这幢“新屋子”里众多她“心爱”的“必要”的“家具”“装饰品”中的一件，永远只能是“其中之一”。他不责备她的这种“清醒”。但却无法接受这种“清醒”，也不能接受这种“清醒”。在要返回哈拉努里的前夕，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她生活中的“身价”和“位置”。其实，韩起科，你进一步想过这个问题吗？在现代社会中，谁又能占着谁的“全部”？想占全部，可能吗？应该吗？“再也不跟我见面了？”她突然转过身来怔怔地问。
“……”面对这样一种伤心的逼问，他多少有些难堪，内疚，躲过她灼灼的目光，只说了句：“时间不早了。要不……要不，我叫个出租送送你？”
“不用。”她很生硬地一口回绝了，噔噔噔噔地快步跑下木质楼梯板，然后连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深秋夜晚那种特有的雾霭和悲凉之中……
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
韩起科的事，也许打根儿上起，就不该由我来说，更不该由我来说得那么多。我真的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客观准确地向你们描述这个“狗屁孩子”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内心在这些经历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和层层回澜。但是我总想说说他。即便过了这么些年，也仍然控制不住自己这方面的冲动，也无法忘记了他……前边我说到，那天我从“灰鸭嘴村”回到家里，责怪马桂花，这么长时间一直对我“隐瞒”“封锁”韩起科返回哈拉努里的消息，而马桂花居然也“稀里糊涂”地接受了我这通责怪。其实，事后我细细一回想，在此前，我曾见过韩起科一面，而且那一面还是马桂花“引见”的。为了她的这个“引见”，我还嘲弄过她，生过一丝妒意。只是那回的事情，发生得十分仓促，跟韩起科的那一面见得也有些“没头没尾”，时间又很短促，就像大地震前某一个村子的某一个麦垛背后突然闪过的一道白光，总是难以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只有在事后，大祸发生了，人们才会捶胸顿足地后悔，如果当时能重视这道白光的启示，可能就会减少多少多少损失。但谁会把某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一个更不起眼的烂麦垛背后闪过的那一道微不足道的光，跟一场天崩地裂、山呼海啸的大地震联系起来呢？几百万年来，伴随着人的生生息息，大大小小的地震已发生过多少回了？但有多少人重视过这一道游走在地平线上、高岗背后、丛林中间、洼地底部的白光？人们在攫取眼前实利的忙碌中，总是轻视了那些具有重大含意的“预兆”……在掂量“眼前实利”和“预兆”的天平上，人们总是会不自觉地倾向前者。虽历遭惩戒，也一再表示“接受教训”，但还是“坚决不改”。这又能怪谁呢？那天的事情是这么发生的。当天，我约了马桂花回家来“谈话”。谈我俩的关系。到家已是午夜时分。那时，在农科所工作的马桂花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在家住了。我父母经我说服，前年总算同意搬离畜医站，进城来生活。但他们住的是我原先在市政府大院里使用的那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老两口不愿跟我们住一块儿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看到我和马桂花老这么“别别扭扭”。他俩“心烦”。他俩怎么也想不通，像马桂花这样，长得又好，又懂事，又肯干的媳妇天下少有，我怎么就不能跟她处好关系？他们总觉得是我在“欺负”她，有“陈世美”之嫌，又不忍心跟我“打嘴仗”，便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政策，搬走，另住。
……前一段时间，我跟马桂花也长谈过几回。我告诉她，我对她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不想你去拿文凭，不想你实现啥“自我价值”，更不希望你跟别的那些夫人似的，装出一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样子，帮我去争狗屁面子。我没这个要求。我甚至都不要求你有多么温柔，多么体贴。我只要求你一个“本色”。你别“自卑”。即便像我们头一次见面时那样，你只穿着那双有破洞的布袜，但依然无所顾忌地露着你那个时而粉红、时而苍白的大脚拇趾，踩着嘎吱作响的地板，无所顾忌地来回走动。我需要你那样一种自信。因为有自信就会有活力，有活力就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