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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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大爷“气魄”真不小，为我竟请了三桌酒席。季、高两府全体几乎已占了一席半，高大爷又邀了另外许多亲友作陪，不少人是我当年在高府见过的二大妈、三大姨、四大妗子、五大婶，男客人多半是高大爷的现任同僚，其中还有两位是新从重庆来的接收官员。高大爷在交际土，不能不算一把好手。　
　　酒过三巡，高大爷霍然起立，发表演说：　
　　“诸位至亲好友，今天我为张特派员醒亚老弟洗尘，真是感到万分荣幸，并且也感到万分欣慰和骄傲！因为张特派员醒亚老弟有今日的荣归故里，本人敢说不无微功；当初我早就断定抗日战争一定胜利，所以一再跟醒亚老弟讲：‘没问题，没问题，日本小鬼想跟咱们打，简直是等于鸡蛋碰铁球嘛！’”　
　　一阵堂大笑，大家纷纷举杯向高大爷致意，并且异口同声地对于他这个“鹤蛋碰铁球”的比喻，表示钦佩。高大爷得意地继续说下去：　
　　“所以，平津失守以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劝说醒亚老弟到南方去参加抗战！果然，醒亚当真不顾一切艰难，跟随今天在座的地下抗日英雄贺力贺先生同往重庆，如今醒亚老弟官拜特派员，真是我们全体亲友的光荣，更是全天津市二百七十万市民的光荣！诸位都知道，‘特派员’　是目前最重要最有权势最吃得开的头衔，财政部在这儿有特派员，经济部在这儿有特派员，交通部在这儿有特派员，教育部在这儿有特派员，军事委员会在这儿有特派员，资源委员会在这儿有特派员——可是，其中最大的一位特派员却是我们这位张醒亚张特派员——因为他虽然不是各部会的特派员，可是他是报社的特派员，俗语说得好：‘新闻记者见官大三级！’做官的谁敢不买新闻记者的账？”　
　　又是一阵堂大笑，夹杂着掌声与赞扬高大爷口才出众的评语。　
　　贺力大哥跟我偷偷使了个眼色，撇了下嘴，我知道他对高大爷的演讲已感到太大的厌恶。在座的人，没有比贺大哥更清楚高大爷当年如何“鼓励劝说”我南下抗战的了。高大爷在七七事变刚发生时，确曾说过：“日本人打中国，等于鸡蛋碰铁球！”平津一沦陷，立即高叫：“抗战绝对没有前途，中国梦想打日本人才是鸡蛋碰铁球呀！”也正是这位仁兄。　
　　高大爷结束演讲径行宣布：“现在请张特派员致词！”我站起，道谢敬酒，请求免除“讲话”。高大爷马上也站起来，大声说：　
　　“机会难得，一定请特派员讲讲解，分分析当前天下大势！”　
　　一阵掌声不停，我难再推拖，便简单地说了一下日本投降后的国内形势。我特别提出来：到处攻城略地的中国共产党，和强据东北坚不撤兵的苏俄，又为我们制造了一个新的内忧外患，今后大家的努力课题也就是如何消除此一新的内忧外患，并且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　
　　高大爷立刻振臂高呼：　
　　“没问题，没问题，共产党不过一堆土包子，一群流寇！能成甚么大事？诸位放心，共产党想打国民政府吗？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哇！”　
　　高大爷话说得多，酒也喝得多，席散时已经半醉了。客人纷纷道谢散去，他拉住我不放，非要带我去逛逛夜天津不可。他又不住地说：　
　　“老弟，我告诉你啊，不，特派员，我报告你：现在接收大员们都在搞‘五子登科’，老弟如有兴趣，愚兄我绝对可以效劳办到！这五子登科呀，乃是占房子、抢车子、叫条子、买金子、玩戏子——人生也就是这么点享受，何况你们都苦了八年——”　
　　我实在不敢继续领教，强挣脱开高大爷的拉扯，跟尚未散去的客人们摇手告辞。高大爷仍在摇摇晃晃地叫着：　
　　“慢走，慢走，你这位老弟未免太老古板了，五子登科不来全，起码来个二子三子登科也好哇，包在愚兄身上——”　

　　六十　

　　第三天，表姊丈在义顺合请我吃西餐。第四天，表哥请我吃正阳春烤鸭子。第五天，贺大哥请我吃同和居涮羊肉。以后一连几天，都有姑父海关的同事、表姊丈邮局的同事、表哥银行的同事，以及左邻右舍与初中时代的校长老师们，分别请我吃饭。　
　　虽然酬酢频繁，我并没有松懈工作。一周内我已经写了两篇特写与通讯，电讯每天拍发一、二次，从无间断，表姊回唐山以前还一连三日开夜工，帮我把新闻稿译成电码。　
　　半月后，应酬逐渐减少；工作更形加重。要拍发的新闻很多，得报社同意聘用了一位专任译电员做为我的助手。　
　　北平方面似乎比天津的新闻更多，我开始经常往返平津道上，在北平住几天，再回天津来几天。　
　　这期间，华北各地的日侨和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官兵陆续集中在天津，由我政府照料，遣送他们返国。对投降后的日本尽量宽容，是国家的政策；然而，饱受了多年蹂躏与残杀的中国老百姓，实在一时忍不下这一口气，于是，偶尔仍有殴打日本人的情事发生。　
　　一天下午，人群拥挤在天津的黎栈大街，交通几乎堵塞了，我以为是发生了车祸，要不就是化装游行，再不就是国军演剧队上演街头戏；结果，挤进去一看，只见男女老幼市民们摆了一条长龙，领甚么配给品吗？不，原来竟是依照排队的前后次序，每人可以在两个日本人的脸上打两记耳光。　
　　排队的人们，不住地叫着：　
　　“前面请快点打哟，我们排在后面的好心急呀——”　
　　“好多天在马路上，碰不见日本人的面，这一回，可让二大爷逮住，出出气了——”　
　　围观的人们，则不停地鼓掌、喊好。　
　　有人说：被打的两名日人中间的一个，被认出来过去是宪兵军曹，有人指说他曾经毒害过不少中国商民和抗日志士，因而他挨的耳光较多较重；另外一个大概只是一个普通侨民，大家数道不出他的具体罪名，然而在群情激愤下，他也无法脱逃。他们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孔流血不止，十分狼狈，那个当过宪兵军曹的人连连拱揖、鞠躬，乞求大家罢手；长龙内立刻爆发出怒号：　
　　“不行，不行，当初这小子收拾咱们中国人的时候，灌凉水，上大挂，抽皮鞭，坐老虎凳，一样也少不了；今天只赏他两个‘锅贴’，已经太便宜，太宽大了！”　
　　两、三名警察在一旁劝阻；可是，显然无能为力。　
　　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参加劝阻的工作。　
　　“各位父老兄弟，日本人已经正式投降了，如果这两个人过去的行为已构成‘战犯’案件，自有政府法办，他们是跑不掉的，我们老百姓可以不必再这样对待他们，因为——”我刚刚说到这儿，便遭到了制止、抗议，与嘘嘘的嗤声：　
　　“嘿，谁要你来多管闲事？不开眼！”　
　　“嘿，你是‘亲日派’吧？日本投降了，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宣传中日亲善呀！神经病！”　
　　“嘿，你别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吧？胆子可真不小哇！”　
　　我忍受下这些谩骂，理智地答话：　
　　“诸位的爱国心，我很钦敬；但是，我们如果真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放大，正如我们国家元首所说的，要以德报怨，因为不如此就不能解除中日两国百年来的世仇。如果，我们继续跟日本为敌，或者将来再掀起一场中日战争，那岂是我们国家之福——”　
　　“不听，不听！”大家打断了我的话，接着有人说：　
　　“日本人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我们打了胜仗，并没有去强奸一个日本娘儿们，只想打两巴掌也不应该吗？”　
　　又有人哭叫着说：日本人杀了他的父母，或是杀了他的子女，谁要再阻止他们今天打日本人，他们就连谁一起打——　
　　这时，一个小伙子，跳到我的眼前：　
　　“对，谁再多管闲事，我姓庞的眼睛认人，拳头可不认人！”　
　　后面的人有的喊他小庞，有的喊他庞老弟，有的喊他庞二哥，异口同声地给他“加油”，喝彩。　
　　警察拦阻了他；否则，我或许已被他扭住。　
　　我再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人，连外圈的围观者也大多对我起了反感；只有少数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这位先生说得也不算错，日本已经投降，已经解除武装了——”　
　　“你们这几块料，少废话！我的亲哥哥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你们到今天还想当汉奸哪！”那个姓庞的小伙子跳起脚来叫。　
　　大家跟着．齐吼：“‘亲日派’　快开路，要不就乖乖地排队到后边加入我们‘抗日’的行列——”　
　　这时，驰来了几辆警备车，警、宪纷纷跳下车来，两名日人终于被“抢救”走了，咆哮的群众逐渐散去。　
　　我默默地走开，步子沉重，心更沉重。　
　　一连几天，有两家广播电台找我，去播讲我所知道的抗战期间战地与后方军民的生活；又有两家当地的报纸，也以同样题目邀我写了两篇报导。每次，我都在结尾加述上一段：　

　　中国抗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战止战，建立亚洲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应该跟他们的人民友好；实际上，日本人民确是无辜的！祸首罪魁仅只是少数的日本军阀、政客、财阀，他们被打倒以后，中日两国的老百社应该如兄如弟，恳合作，共同为人类幸福，才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真正的福气——　

　　我担心，我这话会被人听不进去，或被人讥为“八股”；可是，那两家电台和报社的友人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不少听众与读者的来信，反应相当良好。而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次几乎要把我当汉奸“严办”的庞姓青年，一变而为我的知音。　
　　在一次民众集会的公开演讲中，我应邀讲述了我们抗战的艰苦与牺牲的惨重，最后少不得又讲述了从此中日两国应该真正亲善——当我走下讲台时，一个小伙子跑到我的跟前：　
　　“张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我是那次——”　
　　猛然间，我想起他来：　
　　“你贵姓是庞，对吧？”　
　　他点点头。　
　　“又要向我提抗议，是吗？”我问。　
　　“不，”他恳地，并且一脸愧色，“我要特别请您原谅我那天的鲁莽，我要向您道歉——前几天，我在电台和报纸上听了读了您所讲的话，越想，您讲得越有理；今天在这儿方才知道您就是张先生——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您曾经是一位抗日军人，这也怪您那天在黎栈大街为甚么不告诉我，不告诉大家伙儿您的身分——”　
　　我连忙劝慰他，告诉他我十分高兴今天在这儿重跟他相遇，真是缘分。　
　　“我的胞兄是国军一名连长，抗战时阵亡了，”他接着说，“所以，我一直恨日本人；自从听了您的广播，看了您的文章，我已经慢慢明白了，日本老百姓也很可怜，他们并不喜欢到中国来打仗。昨天我的邻居——一家子日本人，老老小小哭得死去活来，原来她们接到了正式通知：老太太的两个儿子统统在日本投降前战死了，全家目前只剩下一个老婆婆，两个年轻的寡妇，四个孤儿——您刚才说得对：人与人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应该和平相处——”　
　　临行后来他留给我一个地址，他说他会开汽车，希望有机会给我服务。　
　　后来，他果然做了我的司机。　

　　六十一　

　　在忙碌紧张的采访生活中，我无暇念及唐琪。能以不断的工作弥补心之创伤，原正是我所企求的。　
　　可是，新的烦恼开始向我袭击：　
　　我多么渴望和平，全国同胞也多么渴望和平；然而，在平津地区以外，共产党的军队却不停地攻城略地，破坏交通，拉夫征粮，清算斗争——人民苦不堪言，每天都有难民逃到平津——　
　　平津市区，物价开始上涨。人民对一些政府官员的作风开始抱怨，由于若干接收大员，对收复区的人民摆出唯我独尊的姿态，作威作福，尽力搜刮，“五子登科”也确有其事，使得方庆重睹天日的老百姓们感到失望、痛心——　
　　我刚回到天津时，市民们那种敬爱“重庆客”的表现，少女们争相嫁给军人的风气，都烟消云散了。一些官员的贪污无能与一部分军人的军纪废弛，造成了这种不幸的后果。再加上共产党从中离间煽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便日深一日。　
　　北平的一些大学生由于政府官员昏庸与共产党的诱惑，开始走上歧途。一位政府大员到北平召集学生训话时，竟胡涂到开口你们伪学生，闭口你们伪学生！天下只有伪政权，何来伪百姓、伪学生？于是，共产党便在北平西山开设“招贤馆”，号召青年到他们怀抱中去，并且派人到城内各大学张贴标语，上面写着：　
　　“此处不养爷，　
　　　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　
　　　爷去投八路！”　
　　果然有些受了刺激，或满怀幻想的大学生、青年人相偕出城西去。　
　　——　
　　我如果每天都拍回重庆这些令人失望的新闻，我的读者该是如何伤感啊！可是，怎么办呢？一个新闻记者是不能伪造任何新闻的，我总不能把平津人民的创痛撰写成快乐！　
　　感谢天，这种严重的情形，中央终于晓得了，并且派出督察团北来接受人民控告，严惩不肖官吏，同时把军纪欠佳的天津驻军他调，改以军纪严明的“老广部队”（注：该部队官兵多为广东人，天津人乃呼之“老广部队”。）接防。　
　　首批驻津的部队，在抗战期间也曾建有战功；胜利后的骄奢，使这支部队逐渐瘫痪，他们奉调离津到平汉在线与共军作战，结果竟垮得七零八落。他们已无心打仗，因为连长以上的人员几乎都在天津占有一座小洋楼拥有一位漂亮的太太。新来的“老广部队”一律住在大营房里，连军长师长都不例外，他们不但负责卫戍天津，并且经常派出一部兵力到冀东扫荡共军，挽回了国军的声誉。　　
　　更令人欣慰的是革命元老张继先生到天津宣抚来了。他在银行公会大楼里，邀请了天津市各阶层的代表数百人做了一次恳切长谈。一些代表陈述了人民的创痛，张老先生声泪俱下地一面向全体人士鞠躬，一面说着：　
　　“是中央对不起人民！是政府对不起老百姓！是政府无力保护国土和人民生命财产，才丢掉绣河山，才使老百姓沦入敌伪魔掌。老百姓没有一点错！听说政府接收人员中一、二昏庸份子竟指同胞为伪人民，竟指青年为伪学生，这简直是丧心病狂不知所云，政府绝对予以严惩；又听说若干官员‘五子登科’贪污腐化，这简直是目无法纪败坏道德达于极点，政府绝对予以严办！我先在这儿替中央向人民赔罪，我先在这儿替政府向老百姓道歉！”　
　　在场的全体人士几乎都被张老先生的挚感动得啜泣不止。大家一面拭泪，一而说着：　
　　“从没有想到过，更没有见到过，这么民主开明、爱心深厚的伟大政治家！”　
　　我亲眼目睹这一动人场面，并且连夜赶出一篇通讯，描述当时的情景。一面写，我也一面流泪了，那是喜悦的泪，我们有张继老先生这样的民主斗士做楷模，为表率，我看到了国家实施民主政治的美好远景。　

　　六十二　

　　我给美庄写了三封信后，她的回信来了：　
　　“接到你第一封信，本想回信；可是，想到你竟抛下我一人飞往平津的狠心，我便也想狠一下心，不给你写一个字。后来，最低领袖、维他命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