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087-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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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2004…08…05　15：59：54　

　　■月度论文

　　□薛涌

　　编者按：问题与观念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怀。在后改革时代悄然到来的今天，影响中国前途的关节性问题有哪些；面对现实复杂性，观念的呈现和颠覆又如何。这些都是很多读者用心思量过、一直关心着的问题。月度论文拟为这种思考添薪加火，每月月初推出一个话题，旨在为作者留出讨论这些问题的公共话语空间。我们深知，任何对真理的简化都是危险的。所以，我们留出充裕的空间，也期待有兴趣的读者耐心品味。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热切盼望读者的回应与批评。

　　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谨防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道。这无疑是对笔者观点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少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一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赤贫，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国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几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两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19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

　　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抱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既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这次“民工荒”的报道，特别提到有些绝望的厂家，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优惠的条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发工资”！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很多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资的。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贫困阶层，无法进入中产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长期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同时，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与印尼这样的国家持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中国便宜，我们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同时，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无法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二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应该说，在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用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　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不少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度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三

　　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最为矛盾的现象是，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的“世界工厂”，认定制造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待这一注定要长期在我们社会中生根的制造业的基础———蓝领工人时，却是典型的短期行为。结果，产业是长期的，工人却是临时的。本来，近25年中国的经济起飞，制造业的工人立了首功，而且在未来几十年他们还将是中国发展的主动力。可惜，中国社会崇拜的是所谓“中产阶层”，而且将这个“中产阶层”明确定义为白领。市场追逐着这些“中产阶层”口味，奢侈品大行其道，教育争先恐后地为这一阶层生产高等文凭。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蓝领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达到“小康”，才能创造健康的消费品市场。我们的教育，应该为这一阶层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蓝领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有足够的经济和教育资源，中国的制造业才可能升级。我们才有资本谈“中国的世纪”。

　　（作者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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