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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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我就拉开架势给他们抡一遍二十九军大刀实战操。” “用什么抡？”我问。 “用打狗的木棍呗。”我感到好笑。 “到底是二十九军的，连要饭都和别人不一样”。我想。 杨说中国人尊重老人还崇拜英雄，尤其是杀日本鬼子的八路和二十九军。因此，有饭吃，有觉睡。但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祥林嫂”那样总说车轱辘话，也不成。于是，他就“转移”下一个村子。那里还有殷实人家，还有村委会，还崇拜英雄，还在以口述的方式，延续中国人自己的历史。 说起要饭生涯，杨很有兴趣地连比带画说：“华北平原真大呀！村庄和村庄近的10里，远的30里。每天早晨升起的都是一车轮火红的日头和忙碌的人们；每天傍晚都是橙红的晚霞和静谧的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我想，咱中国的庄户人家，再也不用扶老携幼地跑反啦！” 我不明白“跑反”的意思，大概是村民为躲鬼子的大逃亡吧？ 杨云峰老汉倒很惊讶，他反问我：“你连‘跑反’都不知道？” 我弯腰，一脸的惨相，伸出右手，说：“您给我一点剩饭吧，我三天没吃了。” 杨云峰大笑：“我们二十九军的官兵从不弯腰！鬼子冲锋、拼刺、撤退、进村时才弯腰呢！” 我见过将军、干部、馆长挺胸抬头撅屁股，一个破衣烂衫的要饭的也如此，不禁让我惊讶。
世间已无杨云峰现在没人管，不好
至今追思，扪心自问，我仍然对他的身世和处境充满了同情。我想，我的感怀、感叹、同情绝对不是只对杨云峰一个人物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曾经挺身而出、同侵华日军血战的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我5年前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描写过采访杨云峰的情景，文章的题目叫《92岁要饭人》。我在文中的一开头就说：“把92倒过来就是29，杨云峰就是当年在卢沟桥与侵华日军血战过的二十九军老兵。”据说，许多的人看过这篇文章。香港的凤凰卫视前不久给我来电话，谈到这篇文章，还说希望采访这个人物。北京市前副市长白介夫夫妇也和我谈到过这篇文章。我惟一感到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抗战》剧组已经在杨云峰谢世前一个月专程采访了杨云峰老人，给老人留下了一些影像的资料。 我5年当中见到杨云峰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卢沟桥抗战馆。 一次次，他来要饭。一次次，他又被送走。 “送走”两个字的意思是：“是通过警察的帮助把需要帮助的人送到政府的收容机构中”。…… 杨云峰的境遇至少在他们的乡村产生着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乡亲们在我苦等外出要饭的杨云峰时，扶老携幼地来看我，对我念叨： “日本鬼子到咱这儿来了，他们进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女人。”老太太们说，“杨云峰是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咱村的，他当时身穿军衣，背着大刀，横着走道，威风八面，全村羡慕。打日本鬼子好！现在没人管，不好！”
世间已无杨云峰关于烙饼的故事（图）
友谊商店员工把钱放在杨云峰手里
我的朋友叫阎宏，他在北京友谊商店当头目。一次，他安排友谊商店的党、团员参观卢沟桥，并让我安排卢沟桥事变亲历者讲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讲二十九军的历史。正好，还没被送走的杨云峰上阵了，他是“合适得不能再合适的人证和物证”。他背手挺胸对青年们说：“今天，我给你们讲个大饼的故事吧。”青年们都说：“好，好，您随便。” 因为我和杨老汉一起在传达室吃的午餐是烙饼，所以，关于“烙饼”，他已经给我念叨一遍了。 “1931年侵华日军占领东北，1933年1月占领山海关。3月进犯我长城上的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军事要隘。我们接到命令：急行军140里去增援万福麟部。当时，日军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们激战一天也没有拿下高地。牺牲了不少官兵。冯治安旅长、何基沣副旅长、赵登禹旅长就和我们大伙儿商量：咱们的武器差，不可以光天化日之下从正面和日本鬼子硬干。我们二十九军的优势，就是利用近战、夜战，袭击日军。” 说到这儿，杨云峰做了一个往斜下劈刀的手势，呼呼生风。 “那时，二十九军的军官都是冲锋在前的，所以，士气高昂。那时，我们战士给何基沣副旅长起外号叫‘何疯子’、‘何阎王’。他平时对我们凶，可是，对日本侵略者更是凶狠！所以，我们佩服他。夜战出发前，赵登禹旅长、何基沣副旅长问大家：‘这次，咱们趁月黑风高摸进去！咱们左臂都缠白毛巾，没有白毛巾的，一律给我狠狠地砍！杀敌有功的有重赏！100现大洋！’赵登禹顿了一下，又说，‘谁害怕了，谁是孬种，现在就给我站出来！’ “这时，慢慢站出一个老兵，他叫侯万山，是个班长。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这时候，怎么可以当孬种呢？可侯万山的理由是：‘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我的孩子怎么办？我如果战死了，希望二十九军把我老婆、儿子给养起来。’当时赵登禹就挥着拳头大声说：‘我们二十九军官兵生死与共！有我的就有你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二十九军的官兵都一样！’ “喜峰口大战，侯万山冲锋陷阵，果然勇敢。后来，在掩护司务长送饭时，他牺牲了。司务长当时背了一包大饼，目标大、动作慢，日本鬼子的机枪扫来，侯万山一下就扑了上去！司务长和大饼保住了，老侯却再也没站起来。他身中两弹。咽气前，老侯可没再提儿子的事情，他只是手指大饼对司务长说：——快！打了一天，弟兄们还饿着哪。 “司务长后来给大家分大饼时，哭着给大家讲了侯万山的事儿，大家拿着大饼就怎么也吃不下去。也有的人使劲嚼，一边流泪一边往下咽。 “后来，我们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养了老侯的两个儿子。这件事情，我们二十九军上下都清楚。不管在喜峰口还是在卢沟桥，我们二十九军始终在抗日最前线。”杨云峰的衣服、裤子都是味道，很脏。但是，并没有妨碍他表现光彩照人的历史瞬间。 “我现在吃大饼时还可以想起侯万山班长呢！”杨老头子对那些青年说着，扫了我一眼。 我急忙迎合说：“关于大饼的故事，中午，老头儿已经给我讲了一遍啦。” 所有的人都在沉默，大家都沉浸在冲锋陷阵的老侯和大饼里面。 我在凝固的空气中对友谊商店的靓男美女们调侃：“这个老头子老是‘大饼、大饼’的挂在嘴边，是因为他现在不过是个要饭的老头儿而已。他老来卢沟桥要吃，是因为他当年，不但在喜峰口，而且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拼杀过呢。” “那么，他是英雄哇！”女青年们谴责我，“怎么这么形容人家？！讨厌！缺德！” 友谊商店的青年们大哗，当时就掏出所有的钱给杨云峰买大饼，一共给了640元。 “讲个故事就给这多钱？”杨云峰老头儿昏花着老眼、迷惑不解地问我。 我看他拿钱的手在微微发抖，他大概是头一次挣这么多的钱。 杨老头子还对我说他是头一次在卢沟桥给这么多人讲当年的历史。 杨云峰为什么总把人生的归宿和梦想放在卢沟桥呢？卢沟桥事变已经过去了67年，像他这样的人物也仅有一例。确切地说，我只看到他一个人常去卢沟桥的抗战馆要饭。 他有他的理由：他是喜峰口大战敢死队的成员。他说，当年，他在卢沟桥事变中和侵华日军血战过。他把他多年珍藏的二十九军大片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 “难道有这些理由就可以来要饭吗？哼！” 有人说他不应该要饭，应该自己劳动；有人说他给抗日老兵丢脸；有人说他给社会抹了黑；也有人说他是一个疯子…… 想到杨云峰，想到抗战馆，想到一些人。多少年来，侵华日军的刀枪摆在那里就没挪过地方，早就生锈了；历史在许多人心目中也只是可有可无的一块锈迹斑斑的铁而已。不管每年来卢沟桥参观的人怀着怎样的心情而来，我知道这里在观念的心目中一定是沉甸甸的神圣庄严之地。可我在抗战馆工作期间，经常一阵阵汗颜、不安。因为待在这里，自己亲眼所见一些现象：百十人的单位有20辆公车，最盛之时干部都开公车回家，是工作需要。我亲眼看见干部在办公室赌博，没人管。有人自费出国7年了还在发工资。有人公款吃喝一餐就够杨云峰一年的。抗战馆还想在山东建宾馆、在美国开饭店。抗战馆一年光招待费就有60万元！可是，荣誉和关怀一到杨云峰这儿就什么都不行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门在杨云峰面前都关上了。 也可能抗战馆领导太忙，无暇顾及抗战老兵的事情。 从抗战馆传达室迈出一步往西眺望，可以看见770米外夕阳西下中的卢沟桥。杨云峰经常从那里慢慢地走来。那里是一片血红的落日自然景观。67年前，那里曾经是一片战火纷飞的天地。
世间已无杨云峰英雄如云烟？
最近，抗战馆很多职工听说我要写杨云峰，都向我提供资料线索。 据一位司机讲，杨云峰老头儿曾经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区的赵辛店一次，还被送到保定一次。送的人想必是认为，这回，老头儿可回不来了。 可是，河南杨老头子硬是又从赵辛店走了回来！ 保定府虽然遥远，可是，保定府的人民警察耐心地听取杨老头子诉说后万分同情。原来，这些保定警察也知道二十九军的卢沟桥抗战！他们佩服这个二十九军的老战士。所以，遥遥数百里，他们又风尘仆仆地开车把杨老头子送回来啦！ 看了看抗战馆数十位群众拿来的各种各样的资料。——没什么呀！都体现的是抗战馆领导的繁忙工作呀！以前，抗战馆下属有13家公司，如此繁忙的业务，还能顾及要饭的杨老头子吗？这之后北京市纪委不是已经给了有关人员警告处分吗？这是在抗战馆全体党员大会上当大伙儿的面宣布了的，这不是组织上已经下了结论吗？上级部门已经激浊扬清了，群众也认可了呀！ 更何况，在我退休离开馆里的岗位三年之后，上任的新馆长的确带来的新气象，树立了廉洁之风，鼓舞了士气，大大改变了那里的工作面貌，这不就结了吗？ 杨老汉如果去北京酱油厂要饭，说“我和侵华日军抡过大刀片儿”——这样的理由没人关心，容易理解，可二十九军老兵杨云峰来抗战馆要饭就是正茬儿！ 我最后一次见到杨云峰是我48岁被退休那天。 那天，他又去了卢沟桥，有人警告我不要和他说话，不要给领导找麻烦。当时，他正在吃一碗面条。掉在桌上的面条被他抓起来送到嘴里。可我们当时吃的是米饭、炒菜！他上下穿得还算整齐。可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吃完，他就被请上一辆小车。我目送他离去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他穿的是一双新鞋！我的天呀！ ——是为了走老路来的吗？ 听说他在路上发觉旧戏重演，所以，挣扎，拳打脚踢。 他认定他属于卢沟桥，他认为他的归宿是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辛酸。 几年来，我常想：没抡过大刀片的，当了关云长，进了庙，有享之不尽的终生俸禄和荣华富贵；真正抡过大刀片的关羽刚进了庙，还东张西望呢，就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处。 在这里我想讲两个故事： 1973年我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四连炊事班当兵。当时，部队在陕西省镇巴县渔渡坝村。我的任务是每天站在直径1、5米的大铁锅前，用大铁锹给全连186名官兵炒菜。那时，窗外总有一个瘦小老头儿眼巴巴地看着我，要饭。 我把下巴抬起来对窗外的老头儿喊：“嘿！老头儿！你怎么总来呢？——滚蛋！” 老头子说：“小同志，我这里有复员军人的证件哩！”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破包，取出一张旧纸递给我，我吃惊得差一点儿在锅台上摔个跟头。那张复员军人证件上不但有他的一张小照片，有第二野战军的大红章，还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亲笔签字。我急忙打开老头要饭的口袋，用铁锹铲上米饭装满。不巧，这事情让营教导员徐光宗老远地看见了。在军人大会上，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军人大会一完，我就跑到山坡上去大哭。教导员找到我，厉声喝道：“立正！你给我站好！18了！你是军人！哭什么哭！想翻案不成？” 1973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所以，“翻案”这个词很流行。教导员就把它安在我的头上了。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是咱们的老兵！有刘伯承、邓小平的签字哩。” 教导员大惊，他和气地说：“我没调查，我错了，我向你道歉。以后，凡是这个老同志来了，就给我用铁锹，把他的家伙什儿统统都给我装满！” 徐教导员，天南海北的，你在哪里呢？我今天也要给你敬礼呀！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还和“要饭”有关。2001年杨云峰要饭到卢沟桥抗战馆，领导说：“谁认识他干女儿家？没人认识的话，就再把他送走啦！”我为了讨好领导，也担心把他送到警察那里去，我就自告奋勇大声说：“我知道。” 杨云峰干女儿家住丰台东高地万源南里。一路上，杨云峰对我说：“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去投奔她，让她不高兴哩！光给我脸色看！你还是让我去要饭吧！天南海北，自由自在，走到哪里，就倒在哪里完了。” “你说‘倒’的意思是睡？还是死？”我问他。 在车上我看了看他缝了又缝的破书包。根据他回忆，他的破书包是1952年买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那里面几乎装下了他全部的家当和让人辛酸的食物。 馒头很硬，不知从哪里要来的，有个水杯，有两件破衣服。 我也是复员军人，我如果要饭的话，也需要带上这几样东西。 杨云峰干女儿家在五楼，老头儿登上去居然不是特别的费劲，这和锻炼有关。 在杨云峰干女儿家，杨云峰和我，果然见到了令人尴尬的目光。 我是自尊心不强的人，甚至连我这样的人看见这种目光后，都想出门去要饭了。
世间已无杨云峰“卢沟桥事变又一次爆发！”（图）
1937年7月7日；日军占领卢沟桥
睡梦中，卢沟桥事变又一次爆发，侵华战争又一次开始！中华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二十九军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的金振中营长，又跳出战壕，他右手高举大片刀，向官兵声嘶力竭地呐喊：“兄弟们——宁当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杀鬼子！” 杨云峰又上去了！你和我也冲上去了！ 鬼子群中，又见二十九军大片刀抡得是八面闪光、四面透风、血肉横飞！ 后来，杨云峰又去要饭。金振中也去要饭。循环往复…… 我在河南采访过金振中。他和家人一起，要了5年饭…… 梦醒了之后，我感到无路可走的悲哀：这个梦是个反动的梦呀！ 杨老头子，颤颤巍巍的你，紧绷嘴唇面对蔑视目光的你，走到哪里去了？ 你自尊心可强哩！遇到侮辱，你惟一的方式就是挺起胸膛！ 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的外甥女李惠兰女士给我来电话，说杨云峰的去世让她深感难过。她说杨云峰应该是在艰难之中离世的。她说她早应该邮寄一些钱去。李惠兰女士曾经于不久前来过电话，约我一起去看望、采访杨云峰老人。我算了算，盘缠太多，自费的话，影响吃饭。所以，我没有积极响应。如今，杨云峰已去，我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