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图记-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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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了解多一些的人，都知道官的重要。清末人欧阳钜源这样写道：“官之位高矣，官之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士人因此对做官趋之若鹜，阿Q因此见了官腿就发软，民间因此也就有了形形色色的官崇拜习俗。中国的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史学家都很重视这个社会阶层，关注官本位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下的深刻烙印。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种魂灵叫“官魂”，“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先哲们的话是极富洞察力的，他们一下子掐住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一根神经：官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拥有巨大势力的社会阶层——官，形成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圈子——官场。官权、官职、官威、官势、官名、官制、官话、官腔、官谱、官派、官箴、官诀、官习、官俗、官仆、官亲、官场病、官样文章、官场教科书……这林林总总的官场现象，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纷呈的官场景观。了解有关官的知识和这种官场景观，对于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写作这本《清代官场图记》的根本缘由，实出于此。
但怎么来写官场呢？自民国以来，史学界、社会学界曾出版过一些专门研究古代官制和中国官僚政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多是骨架多，血肉少，即对于缺乏人物具体活动的制度的考证和描述多，宏观的理论性的探讨多，而对于官僚制度的微观形态，对于官场中的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则缺少具体的、细致的描述和介绍。本书打算从微观方面补缺拾遗，给人们对于官场的已有的骨架式的认识增加一点血肉。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呢？就以清代的官场为个案吧。清代的官场应当是最典型的，因为处在中国传统社会残灯末庙之时的清代官场，集中了两千年来中国官僚制度的许多特点，表现出中国官僚制度的烂熟状态。但清代的官场又是一言难尽的。本书着重选择了几个视角，即主要从官员的道德规范、官场仪注、官场风习、官场弊端、官员生活、官场人际关系、官场小人物、有关官场的谣谚俚语等方面加以介绍和描述。“官场”二字，历来多含贬义，重在强调其中的虚伪、逢迎、庸碌、倾轧、贪婪、弄权等特点，因而本书所述也以清代官场的病态、丑史为多。
了解清代官场的情况，常需要追溯到古代，这就需要有一种通史的眼光，因为清代官场是古代官场的继续，积淀了厚厚的历代官场的堆积物。例如，清代州县衙门中设置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就是经过了肇始于五代、演变于宋明的过程而定型的。又如清代的捐官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弊端和官场风习，是秦汉“纳粟拜爵”以来的买官制度及其弊端的高度发展和“集大成”者。有鉴于此，本书在写到清代的官场情况时，间或也要略考其古代渊源，以见其来龙去脉。当然，这方面的比重不大，谈清代的官场还是最主要的。清代的官场较之前代官场，有许多独具的特点，如八旗官员的颟顸昏聩，公门中的吸食鸦片之风，师爷在衙门中的重要作用和显赫地位，军机章京和南书房行走这些官职，仕宦会馆中政潮的涌起，等等，都是前代官场所没有的，特别是晚清官场的极端腐败，作为封建王朝处于崩溃前夜的一大征象，更是具有清代一朝的特点。本书对于晚清的官场的腐败，着墨不少，这既是因为这一段官场腐败史自身的丰富性，更是由于此段历史对于认识中国古代官场的腐败机理有重要的价值。
考清和描述微观历史，需要丰富多样的史料，如果有图片可以目击，是再好不过的了。本书在史料的丰富性方面，花了不少力气。书中采用和征引的古籍达百余种，其中有许多是以往不被史家重视的野史笔记。受陈寅恪先生“以小说证史”之法的启发，书中还使用了不少清代小说中的材料，如乾隆时的《歧路灯》和晚清时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左图右史”，本是中国古有的体例，近年来中国出版界更进入所谓“图文时代”，这给微观史学带来了日益兴旺的有利条件。本书携图版之直观性，结合文字之细密性，而成“图记”之体。细究之，清代高官麟庆已著有《鸿雪因缘图记》，体例即为“左图右史”，我的这本《清代官场图记》，可以算是麟庆之书的一点余绪吧。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1节 翰林：清廷里的“大秀才”
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由翰林院负责编修的，总纂官是翰林出身的学者、文学家纪昀，编书的机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内，《康熙字典》的编纂者也都是翰林或翰林出身的人。翰林还要担任全国科举考试的考官。
翰林院署
在今北京东城正义路迤北向西拐弯的地方，明清时，有一处官署，叫作翰林院。从日本人画的《唐土名胜图绘》上看，翰林院的规模很大，厅堂巍峨，花遮柳护，御河从旁流过，一派庄严而又清幽的景象。
翰林院又被称为玉堂署。早在唐代，内廷中就设有翰林院，但翰林院作为外朝官署，则始于明代。在明代，翰林院掌管制诰、修史、图书、文翰等事务。清沿明制，也设有翰林院，主要掌管编修国史，为皇帝写起居注，为皇帝讲解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等。翰林
院的主要任务，实际是充当皇帝的政治军事秘书和文翰侍从。此外，翰林院还要在上书房给阿哥们（诸皇子）讲课，并负责检查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景山官学、咸安官学等皇家八旗子弟学校学生的功课。翰林院还要负责编纂和校订图书。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就是清乾隆年间由翰林院负责编修的，总纂官是翰林出身的学者、文学家纪昀，编书的机构四库全书馆就设在翰林院内，《康熙字典》的编纂者也都是翰林或翰林出身的人。翰林还要担任全国科举考试的考官。明清科举制度极盛，府县有府试、县试，省有乡试、院试，全国有会试。在这些考试中，翰林担任乡试和会试的考官。清代的学政是掌管一省教育和科考的最高长官，也多从翰林中选派。著名的清代历史学家钱大昕当过乡试的正考官，又当过广东学政。
翰林院设置的官职有掌院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以下又设有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职。其中掌院学士是翰林院的负责人，一般由内阁大学士充任。担任翰林院的官职的人，一般统称翰林官，简称为翰林。
翰林一称的本义，是指文翰荟萃的所在，李善注《文选•；扬雄〈长林赋〉》云：“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所谓文翰，即文墨、文章之意。翰林作为官名，说明其充任者都是精通文墨之事的士人。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大秀才”。所以，可以说翰林这一官职是“才子官”。清朝皇帝也一向是把翰林院作为“储才”之地的，凡是进翰林院任职的，都必须是科举考试中的出类拔萃者。状元按规定要入院当修撰，榜眼、探花要入院当编修，进士中的优秀者为庶吉士（即取得翰林官的预备资格），要先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三年期满，考试优良者可授以编修等职。由于庶吉士当翰林都是皇帝亲笔勾定的，所以民间称此为“点翰林”。
翰林院在清代被称为“人文之渊薮”，其中聚集过许多人才，可以说这里是清朝的学术文化中心。比如大学问家、思想家戴震，文学家法式善、蒋士铨，历史学家钱大昕、赵翼、王先谦、王鸣盛，文字训诂学家王念孙，音韵学家孔广森，诗人袁枚，大编辑家、古籍专家陈梦雷等，都曾在翰林院里任过职。在翰林院里任过职的，还有不少著名的政治人物，如民族英雄林则徐、邓廷桢都当过翰林院庶吉士和编修，戊戌变法时期，向光绪帝推荐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军机处任职的徐致靖当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支持过戊戌变法的文廷式也
当过翰林院侍读学士。此外，湘军首领曾国藩、淮军首领李鸿章、守旧派领袖人物倭仁和徐桐，也都当过翰林官。清末，不少海外留学归来，具有西学知识的士人也进入翰林院，俗称为“洋翰林”，他们给古老的翰林院带来了全新的知识。
在清代社会中，当翰林是非常荣耀的。这不仅因为当了翰林便说明自己已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流人物，更重要的是能够受到皇帝的赏识和恩宠，而且在官职上还可能进一步升迁。清朝皇帝常常亲临翰林院与翰林们欢宴，并时常邀请翰林们到西苑三海之一的南海赏花和欢宴，名曰“太液赐宴赏花”。翰林如果故去，可以谥以非常荣耀的“文”字，而非翰林出身的人则不能享受此殊荣。由于受到皇帝恩宠，翰林们常有一种飘然成仙的得意心情。在官场中和社会上，翰林被人们羡慕地称为“玉堂仙”。翰林们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望，非常珍视，总希望能够传代——“诗书继世长”，世代当翰林。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当了翰林，就想把孙辈鲁迅兄弟也培养成翰林，为此在家中挂起一块刻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字样的匾额。但鲁迅没有走这条升官发财的科举之路，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路，最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
第一章 官场中人第2节 南书房行走：皇帝的“机要秘书”
南书房是康熙朝设立的，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
在清史读物和清宫影视作品中，常能见到“南书房行走”这个有点古怪的官名。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是在南书房里执勤的翰林的称谓。所谓“行走”，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那么，南书房行走，就是指原来有翰林一职，而被派到南书房中去执勤。凡入直南书房的翰林，其正式官衔，称为“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
南书房是康熙朝设立的，是康熙皇帝为加强皇权、巩固清朝统治而设置的宫廷御用机要秘书机构，又是他读书学习的书房，也是以他为首的清王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地处康熙皇帝听政的乾清宫西南隅，是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
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清秘近臣，在清廷诸大臣中的地位尤为显赫。关于南书房创设的目的，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打算设置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东华录》载，康熙十六年（1677）十月“始设南书房，简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等入直，以备顾问”。实际上，康熙帝设置南书房，并非只是为了“讲究文义”，而是把“特颁诏旨”的起草之权交给了南书房。张英入直南书房时，康熙政务军务繁忙，张英侍读左右，“一时制诰，多出其手”。昭梿《啸亭续录》载，“康熙中谕旨，皆其（南书房）拟进，故高江村（士奇）之权势赫奕一时”。由于高士奇是康熙帝近臣，掌管机要，所以朝臣纷纷至高宅探访消息，以至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张、高之外，还有不少清初著名文人学者入直过南书房，如王士祯、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何焯、戴梓等等。
在康熙时代，南书房的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清人吴振《养吉斋丛录》曾述及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清宫南书房林视草。”清人震钧《天咫偶闻》也述及南书房的重要职掌：“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南书房设置之前，主要的中央权力机构是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国议）和掌管全国政务的最高官署内阁。这时皇权还不十分集中。康熙帝为了整个清朝统治的需要，设置了南书房这个中枢机要秘书机构，来分夺国议和内阁的权力，以加强皇权。南书房的地位和职掌就说明它已经成为与国议和内阁并峙而且更加重要的机构，成为康熙帝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
由于南书房是御用机要秘书机构，所以具有机密性质。史书说它“地分清切，参与密勿”。如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圣驾（康熙帝）在外，南书房绝无人到，极为隐秘”。南书房行走供职时也都“慎密恪勤”，格外小心。
南书房的设置，是清朝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的前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实际上，军机处的某些特点，如地位显赫但无决策权，机密性质等，南书房都已具备。南书房又是康熙帝笼络汉族士人的“木天储才之要地”。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入直南书房的王士祯为诗坛一代宗匠，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朱王，方苞是桐城文派创始人，沈荃经术湛深，戴梓是很高明的天文算学家，等等。
南书房能集中这些人才，体现了康熙帝统一中国的雄才大略。他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标准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查慎行入选因其是著名诗人，“名闻禁中”；高士奇出身寒微，曾“鬻字为活”，先被荐入内廷当了詹事府录事，后加内阁中书衔入直南书房；何焯因“通经史百家之学”被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入直南书房；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刑部大狱，但因“圣祖（康熙帝）夙知苞文学”而入选。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或亲自考察，或询于他人。如选拔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于是入选。选拔王士祯时，康熙帝问某大学士：“‘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言。……入直南书房。”方苞入直，也经考试。《养吉斋丛录》说：“圣祖时尝召方苞入试南书房，是书房之试相沿久矣。”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不时咨询”，为的是“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康熙皇帝惟才是用的用人标准、择才的严格和慎重，及他对汉族士人的高度重视。
满族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必须接受比本族文化先进得多的汉族文化。康熙帝设置南书房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汉族士人学习汉族文化，其中包括语言文字、经史百家、书法绘画、天文地理、算学几何、典章制度、历代统治经验等多方面的内容。南书房行走要奉命讲诵经史，考订文章，抄录经典，纂辑讲章诗文。康熙帝为人勤奋好学，在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