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图记-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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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正式的官员用书以外，小说《红楼梦》、《官场现形记》还被作为钻营、倾轧的秘本。胡林翼曾说；“本朝官僚，全以《红楼梦》一书为秘本，故一入仕途，即钻营挤轧，无所不至。”《红楼梦》里写了不少封建家族中攀附植党、勾心斗角的事，大概因此而被清代官僚作为钻营倾轧的秘本。《官场现形记》被晚清官场中的钻营者视为“做官的法子”。清末民初人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记两江总督端方曾对某做了知县的名士戏言：“此后抛却笔墨生涯，沦落宦海，亦曾购备《官场现形记》学种种谋官之秘诀否？”又评道：“端语虽诙谐，然晚清官场之得力于是书，亦诚为不可掩之事实矣。”清末一篇《官场现形记》的序言说，长于钻营者皆曰：《官场现形记》是“吾辈之先导师”。可见此书在晚清官场上确实被一些人奉为钻营的教科书。
二、幕友用书
比较有名的有清代名幕邬先生（据说名思道）的《抚豫宣化录》，汪龙庄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和《病榻梦痕录》，万枫江的《幕学举要》，王荫庭的《办案要略》、《刑钱必览》和《钱谷备要》，佚名的《刑幕要略》等。邬先生是越中老幕友公认的祖师，他在田文镜幕府所撰的公文书牍，汇辑成《抚豫宣化录》，以田文镜的名义刊行，这部书被绍兴师爷视为枕中鸿宝。汪龙庄作幕除短时期作书启师爷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作刑名师爷，所以他撰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主要是谈做刑名师爷的经验，因而主要是刑名师爷的教科书。《病榻梦痕录》是汪龙庄晚年卧病时口述的一部编年体回忆录，其中谈到一生作幕的许多情况，所以也是幕友很重视的一部书。
幕友用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作幕品德、怎样处理与官员主人的关系、作各种师爷的具体方法、怎样管束书吏等。如《佐治药言》谈“立心要正”：“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故立心不可不正。”谈与官员主人之间的宾主关系：“宾之与主非有势分之临也，合则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自无疚于己。”谈作刑名师爷必须明习律例：“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至延及生灵。”谈管束书吏之责：“幕友之为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为了阅读方便，有些比较重要的官员用书和幕友用书被编为丛书，一函在手，得以周览。清许乃普将《州县事宜》、《州县须知》、《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折狱便览》辑成《宦海指南五种》，咸丰年间刊行。清张翰伯将《幕学举要》、《佐治药言》（正、续）、《学治臆说》（及《续说》）、《办案要略》、《刑幕要略》辑成《入幕须知五种》，光绪年间刊行。
三、长随用书
长随多出身贫困，缺少文化，不容易写出论述本行业务的专书，因而长随用书极少见。今人谢兴尧收藏一本抄于道光年间的长随手册，名《偏途论》，又曰《仕途轨范》、《长随论》。书中备述长随“立品之要诀”、“文墨之要诀”、“仪注之要诀”、“差务之要诀”、“公务之要诀”，甚为周详。如“立品之要诀”包括“十要”、“十不可”。“十要”即：1。办事谨慎，切勿疏虞；2。银钱经手，来清去白；3。无欲则刚，遇事则谏；4。先公后私，不致人怨；5。上和下睦，礼别尊卑；6。处世为人，廉耻为重；7。人有苦难，量力提携；8。敬君子，远避小人；9。受恩深重，有始有终；10。食主忠禄，尽心报效。“十不可”即：1。不可倚官仗势，欺压小人；2。不可袖里藏刀，暗箭伤人；3。不可瞒心昧己，轻出重入；4。不可妒贤嫉能，听信谗言；5。不可行为轻狂，飞扬浮躁；6。不可行小人举动，被人唾骂；7。不可饮酒留恋，有关洁己；8。不可贪杯误事，性命相关；9。不可淫人妻女，奸人僮仆；10。不可与署中妇女嬉笑献言。近人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还征引过一本《长随须知》，注明其版本为嘉庆三年刻本。征引的是该书《官府在京出任论》一节，其中说到官员由京师出任外地时，长随要办发红谕、问风俗物产等项事务。
第五章 做官规矩第24节 做官的守则
官员是否恪守官箴，恪守的程度如何，是吏治与世风好坏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
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有不少规戒，即所谓官箴，亦即做官的守则。官员勤政清廉，就被称为“不辱官箴”；渎职贪残，则被称为“有玷官箴”。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不少督促官员恪守官箴的措施，包括皇帝亲自对官员训诫、建立监察制度、惩办违法乱纪官员、在地方衙署中设立戒石铭、在官员上任仪注中进行官箴警诫、在官吏教科书中辟有论述官箴的专章等。一般官员在表面上对于官箴也不敢轻视，做有违官箴的事时往往要顾忌三分。如许多官员都在自己的衙署中挂上有关官箴内容的楹联，其中不少都是官员自撰的，一些官员还在日记中用某些官箴自警自诫。但是，从总体来说，不守官箴的官员仍是大量的，违反官箴的事情也是普遍存在的。官员是否恪守官箴，恪守的程度如何，是吏治与世风好坏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标志之一。清代康乾盛世，恪守官箴的官员相对较多，到了晚清衰世，顾惜官箴者便越来越少。官箴的内容很多，这里着重谈谈三纲五常、戒石铭、为民父母、清慎勤等几种。
一、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更是做官的基本道德。清朝统治者不仅以此作为礼教之本，在整个社会中大加提倡，更将其作为最基本的官箴要求来约束官吏。《歧路灯》在写到做官之法时特别提到六个字：“三纲正，万方靖。”反映了清代官吏以三纲五常作为基本官箴的实况。清代官吏上任的仪注中也含有告诫官吏要恪守三纲五常的内容。官员到任进署后，先举行拜仪门、拜神、拜阙、拜印诸仪式，然后聆听敲梆子。头梆七下，意为“为君难为臣不易”；二梆五下，意为“仁义礼智信”，又为“恭宽信敏惠”；三梆三下，意为“谨慎勤”。三梆过后，官员升堂。敲梆子之仪，意在告诫新官要时刻牢记皇帝在上，做臣下的必须按照三纲五常的要求去做，必须忠于职守，勤政爱民。
二、戒石铭
清代州县衙门大堂的前面都立有一座碑，碑面北，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州县大老爷坐堂时一抬头，便见到这十六个字。这座碑称为戒石铭，又叫戒石箴，是皇帝用来戒饬官吏奉公守法，不得贪赃虐民的。一些衙署的楹联中还有取自戒石铭的立意或与之相通的内容。湖南督学署联云：“才要真爱，名要略爱，总之己要自爱；天不敢欺，人不可欺，实于心不忍欺。”又某衙署联云：“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民穷财尽，地无可剥之皮。”虽然官衙中有戒石铭赫然在目，但很多官员熟视无睹，根本不理这一套，照样贪赃残民，使戒石铭成为一纸具文。对此，有人在每句铭文下面各加了一句话，加以讽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转吃转肥”即越吃越肥，“来的便著”即遇民便虐。
戒石铭上的十六个字，源出五代时后蜀主孟昶颁行天下的一篇“令箴”，原文有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宋太宗择取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颁行天下。至南宋赵构又以黄庭坚所书这十六字“颁于州县刻石”，州县衙门奉谕将刻石立于公案之侧，称为“戒石”，遂相沿为制。至明代奉新制，立碑于头门内甬道之上，以便官员出入时经常看到。清代沿之。
三、为民父母
州县官应“为民父母”、爱民为民，这是清代州县官的重要官箴。州县官俗称父母官，人们对所认为的清官、好官，也多赞誉为“民之父母”、“爱民如子”。这种官为父母之说，既反映了州县官直接治民的特点，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州县官应该“为民父母”，即应像父母爱子那样爱民的官箴。《牧令须知》对州县官何以称“父母官”及怎样“为民父母”有较清楚的说明：“牧令（州县官）民称父母，何也？盖因其有教养之责，与民休戚相关，故称其父母。使其顾名思义，常存惠爱之心，为牧令者，当以目前之赤子，如膝下之儿孙。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恶丁役之虐我民，则管束不得不严；恶盗贼之劫我民，则缉捕不得不力；恶差徭之累我民，则支应不得不减；恶稼穑之苦我民，则催科不得不慎；恶荒歉之乏民食，则仓储不得不备；恶旱潦之害民田，则水利不得不行；恶词讼之妨民事，则审理不得不速……”在大量的衙署楹联中，也可看出关于“为民父母”官箴的一些观念，如认为官民关系如父母与儿孙的关系，父母应慈爱儿孙，父母官不易做，民不可欺，应该做真父母而不要挂羊头卖狗肉等。这些楹联，如江南许多州县署挂的：“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母恩情。”贵溪县署联：“民不可欺，常愁自折儿孙福；官非易做，怕听人呼父母名。”遵义县署联：“到处皆称父母官，要对得自家父母，方可为人父母；此中易作子孙孽，须顾全百姓子孙，以能保我子孙。”无锡县署联：“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清代官员中践行“为民父母”官箴者虽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的。《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就是一个。他晚年曾在贵州思南府印江县做过一任知县，即以父母官的标准要求自己。道光本《印江县志》载：“李海观，字绿园，能兴除利弊，爱民如子，疾盗若仇。”他在书中塑造的清官形象荆县尊、娄潜斋、谭绍衣等，正是他本人为官的写照。书中对父母官的议论，反映了他对父母官形象的理解：“俗语说，知县是父母官。……第一句要紧话，为爹娘的馋极了，休吃儿女的肉，喝儿女的血。”意即做父母官的要爱老百姓，决不能压榨、残害百姓，否则便是吃喝儿女的血肉。清初小说家、曾任深泽县令的刘璋（《斩鬼传》的作者）在民间也有父母官之誉。据载，他执政“严而不猛”，“民情吏治间留心久”，“任四载，民爱之，皆曰贤父母哉”。
清代大量的父母官有名无实。他们虽表面上也以“为民父母”为官箴，但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某县署大堂赫然悬挂“爱民犹子，执法如山”的大匾，其县令却贪黩成性，于是有人续匾文讽刺曰：“爱民犹子，牛羊父母，仓廪父母，供为子职而已矣；执法如山，宝藏兴焉，货财殖焉，是岂山之性也哉。”一说续文为：“爱民犹子，金子银子，皆吾子也；执法如山，钱山靠山，其为山乎。”有的官员始为清官，人们赞为“父母”，但后来变为贪官，人们便加以抨击。嘉庆年间秀水县令某刚上任时，清廉公正，官声颇佳，士民赠以匾云：“民之父母”。不久该县令一改旧操，广通贿赂，有人便在匾侧题一联云：“漫道此之谓；谁知恶在其。”
四、清慎勤
“清慎勤”是清朝极为重要的官箴。清帝曾亲自加以倡导，如康熙二十年，玄烨御书“清慎勤”三字，遍赐京师与各地衙门。《牧令须知》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当官之法，惟清慎勤三字。”州县衙门大堂正中的暖阁上常写有“清慎勤”三个大字。很多衙署楹联中都有关于“清慎勤”的内容，或言做官责任重大，当以“清慎勤”对之，或言只有做官“清慎勤”才无愧于天，或着重强调“慎”字的重要。如宁波府署联云：“念厥职匪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求斯心可问，是非惟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广东抚署联云：“充无欲害人心，不忧不惑不惧；行可以告天事，曰清曰慎曰勤。”桂林抚署联云：“行所当行，不为已甚；慎之又慎，未敢即安。”
关于“清慎勤”的含义及其主旨思想，《牧令须知》做了详细的说明。所谓“清”，是指明于义理之辨，绝其嗜欲之私，专心事君尽职，不好利，不好名，不以自家妻子为念，做到念清、神清、心清，做清白良吏。所谓“慎”，即事事为民计身家，慎于事而熟思审处，审案要慎，取予要慎，不以幽独昧天良，处处如鬼神临鉴，如诸葛武侯一生谨慎。所谓“勤”，即视国事如家事，时时持未雨绸缪之思，怀痛痒相关之念，审理公务要勤，查禁赌博要勤，治水要勤，防盗要勤，勤以补拙，勤则寡过。“清慎勤”三字合而观之，其主旨即视国如家，视民若子，如此则可操守清，持躬处事不敢不慎不勤。“清慎勤”除作为一般官员的官箴外，有些官职还因其自身特点，被认为特别需要守此官箴。如刑部官员濮青士曾作《提牢琐记》，对狱官尤须守此官箴做了论说：“清、慎、勤，官箴也。箴，提牢（狱吏）尤亟。众狱所归，竿牍易行，清则绝之。猾役作威，大盗阶厉，慎则制之。躬理巨细，耳目入微，亵毋嫌渎，烦不惮劳，勤之谓矣。”
清代官员中堪称清官、好官者，都是在“清慎勤”方面做得比较好的。著名者如清官于成龙（字北溟，与包公、海瑞齐名，时有“天下廉吏第一”之誉）、施仕纶等。雍乾时曾任笔帖式、主事、知州，颇有政绩的徐世琏也可说是在这些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在笔帖式任上，他得到户部的好评，被褒为“行走勤慎”，并因此而升为户部云南司主事。他的老师在《教言》中要求做官要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为民为国当个良臣，他便努力按照老师的话去做。他曾劝做千总的弟弟要“勤以持身”，即“栉风沐雨，不以为劳；带月披星，勿以为苦”。他自己就是照此行事的。其突出政绩是扑灭蝗灾，他写的《历阳捕蝗记》是此项政绩的实录。在清代官员中，有违“清慎勤”官箴者是举不胜举的，特别是晚清，吏风败坏，“清慎勤”三字几乎谈不上了。作于晚清的《牧令须知》说到当时的吏风是：对于所谓立身之道、报国之忱、勤民之隐，皆置之度外。一旦得官，唯利是图，尸位素餐，其节不清，其心更昏昏如醉，谈何慎勤。即使有所谓清者，大半也是有其貌而无其实，不过是为邀名图官而已。
关于“清慎勤”的缘起，清人王之春《椒生随笔》云：“‘清慎勤’三字为司马昭训长史之言，见《三国志》。”宋代，“清慎勤”当已成为普遍行之于官场的官箴，《牧令须知》云：“清慎勤”三字，“宋吕文勤之官箴也”。宋人笔记中记一年轻进士向当参政的同乡老前辈求教：“做官有什么秘诀？”回答是：“做官要勤、谨、和、缓。”此四字诀与“清慎勤”甚为相近。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谈到另一种说法，即：“清慎勤”三字是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的。
第五章 做官规矩第25节 做官的谱儿
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