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图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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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做官规矩第25节　做官的谱儿

　　　　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版，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　　　　
　　　　清朝官吏有许多坏习气，其中之一就是摆官谱、讲官派。所谓官谱、官派，就是做官的排场、派头。民国时有位深知清代官吏此习的人评说道：“前清旧官僚习气最为可恨，当其未得志时，徒步而行，不以为苦；一登仕，出入非肩舆不可，一若天生两足为无用者。不宁维是，一切起居动作，均须依赖他人，甚至吃饭穿衣亦须奴婢相助，官愈大，则此种习气愈甚。”实际上，清朝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表现还有很多，包括衣食住行、说话办事等各方面。官场中人的普遍看法是：做官就应当有官谱、官派，不然算什么官？所以，一旦为官，便要摆谱、讲派。即使条件不允许，也要想办法硬摆穷讲。下分六个方面来看清代官吏摆官谱、讲官派的情况。　　　　
　　　　一、官员出门时那种鸣锣开道、仪仗威武的排场尤能体现官谱官派。《官场现形记》里的钱典史说到州县官要靠鸣锣开道显示官的身份：“我们做典史的，既不比做州县的，每逢出门，定要开锣喝道，叫人家认得他是官。”清制，各省文武官员自督抚到知县，外出时皆有仪仗，仪仗依官品分等级。督抚的仪仗是所谓“八座之仪”，即：以小红亭（头亭）为前导，次为红伞（避雨之用）、绿扇（障日之用）及鸣锣者四人，其后为肃静、回避木牌各二（制人冲道）及官衔牌，再次为红黑帽皂役各四人，呼喝不绝，再后面是骑而导者一人（俗呼顶马）及提香炉者四人，然后是本官所乘绿围红障泥大轿，四人抬之，四人左右扶之（即八抬大轿），轿后为戈什哈（巡捕）二人和跟马二骑。《歧路灯》里写了学台出行时其仪仗走过的情景：“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回避、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一对又一对，过了半天。……金瓜开其先，尾枪拥其后，一柄题衔大乌扇，一张三檐大黄伞儿，罩着一顶八抬大轿，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脸上挂着叆镜看书的一位理学名臣。”如果官员出行走水路，则必择高大楼船，舱门贴红纸字条，旗、牌、伞、扇插列舱面，也鸣锣开道，锣声一响，行舟让路，两岸肃然。出行鸣锣的次数，依官职而不同，其含义也不同。州县官出行鸣锣，打三响或七响，称为三棒锣、七棒锣，意为“让让开”、“军民人等齐闪开”（一说“君子不重则不威”）。道府出行鸣锣，打九棒锣，意为“官吏军民人等齐闪开”。节制武官的大官出来，要打十一棒锣，意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总督以上官员出来，因是极品，打十三棒锣，意为“大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官员出行时鸣锣开道，被认为是必行的官仪；反之，则被认为不成体统。如郑板桥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用“回避”、“肃静”牌子，只用一小吏打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时人对此都看不惯，他的朋友郑方坤说他“嵚奇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　　　　
　　　　二、京官到衙署时，皂隶要在门口迎接侍候。如是堂官，则有四个皂隶在前面扬声喝导而进；如是司郎官，则有一个皂隶导引，只作遏声。清前因居士咏此官派云：“京官体统亦尊荣，舆从临衙皂隶迎。分引诸司惟有遏，堂官对导共扬声。”　　　　
　　　　三、住宅要讲官派，表现之一是讲求宅第宏敞气派。如李慈铭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愿出高价租赁宏敞的大宅。同治十三年起，他租居了位于北京保安寺街的故闽浙总督季文昌的旧邸，其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气派阔绰。当时他的年收入是一百二十三两银子，而房租就达四十八两。表现之二是在宅门上贴上可显示官派官威的“封条”。北京宣南一带官宅多贴有标有官衔和禁人“喧哗”字样的“封条”，以壮观瞻，以示荣耀，以警行人。有两首竹枝词是咏封条上标有官衔的：“陆海官居各表之，衔条比户贴参差。长班领客无须问，但到门前便得知。”（《日下新讴》）注云：“京城内外有职者，于所居临街大门之上，各贴官衔封条。”“居官流寓仕京朝，门示头衔壁上标。待得春秋亲校士，红笺添亚两封条。”（《燕京杂咏》）注云：“官宅禁示闲人。”红条书主考官姓名、职务，“贴大门以示荣”。又有两首竹枝词咏贴封条禁人喧哗。其一：“封条处处禁喧哗，小小门楼也宦家。为问何人曾入仕？舍亲始祖作官衙。”（《草珠一串》）其二：“每做京员势必添，两条四块甚威严。喧哗禁止偏难止，多半门前壮仰瞻。”（《增补都门杂咏》）关于禁喧哗的字样和所谓“两条四块”，《官场现形记》有描写：京官吴赞善家的“大门之外，一双裹脚条，四块包脚布，高高贴起，上面写着甚么‘詹事府示：不准喧哗，如违送究’等话头”。　　　　
　　　　四、吃饭讲排场、讲派头。一些官员食必方丈，根本吃不了。待客时，客已停箸，菜肴却仍在上桌。知县大老爷吃饭的仪节是：一个神气活现的家丁快步跑到签押房门口，把门帘高高打起，大喊一声：“请大老爷吃饭啦！”喊完再撑着门帘恭敬地肃立在那里侍候着。　　　　
　　　　五、摆官谱、讲官派对于官瘾十足的人来说，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有的求官者官位还没到手就摆起了官谱，有的官却在已经失掉官职后仍在摆官谱。《官场现形记》里有个黄某，祖上办盐，“到他手里，官兴发作，一心一意的只想做官。没有事在家里，朝着几个家人还要‘来啊来’的闹官派”。某都统被革职回到家乡，但官习不改。每天起床后吸鼻烟时，便有仆人持官衔手本数十份，立在旁边，依次呼手本上的姓名：“某大人拜会——”，“某老爷禀见——”，然后躬身待命。都统吸完烟，便挥手令仆人出去。仆人走至中门，再大声呼曰：“道乏——”（拒见客人的客气话，意为你辛苦了一趟）。如此程式，就像演戏一样。每日行之，都统便觉得心神舒泰，否则便寝食不安，如患心病一样。　　　　
　　　　六、许多官僚自己摆谱还不够，家人婚丧做寿也要大讲排场。晚清上海知县叶廷眷上任三年，其母做寿的排场一年比一年大。以寿筵为例，同治十一年为烧烤二席、鱼翅十三席、次等鱼翅十二席；十二年变为烧烤二席、燕菜二席、鱼翅十四席、次等鱼翅十席；十三年又变为烧烤三席、燕菜十席、鱼翅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三十席（中等鱼翅五席、次等鱼翅十三席、海参十二席）。对本衙和外衙随官前来贺寿的差役仆人也请吃寿面、给赏钱，连县狱里的犯人也赏面赏肉。有一年请吃寿面的数目竟达二千零五十碗。


第五章　做官规矩第26节　应酬的套数（1）

　　　　清代官场中的交际应酬活动极为繁冗，不仅名目甚多，且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要想做官、升官，不懂得应酬之道是不可想像的。　　　　
　　　　清代官场中的交际应酬活动极为繁冗，不仅名目甚多，且有一定的规矩和诀窍。要想做官、升官，不懂得应酬之道是不可想像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说到他初入京师时，“见时论所称一切酬应，皆有套数诀术”。吴趼人《近十年之怪现状》也说到当某些官只需熟悉官场的应酬规矩即可。嘉道间官场中有“闲官忙做”之谣，嘲讽一个叫周采川的官僚“专以期会应酬为职志，其勤勉冠于同人”，实际反映了整个官场都忙于应酬的状态。反之，如果有谁不懂官场的应酬规矩，那就不仅会被人耻笑，而且自己也要吃亏倒楣。如苏州有个即用知县，生性迂拙，因不识应酬，到省二十多年，不仅无署事，且未得差遣，结果生活无着，终至自尽。官场应酬的套数很多，有拜客、宴客、送往迎来、馈送上司、应酬同寅及打秋风者、应酬时须讲究衣冠等等。　　　　
　　　　一、拜客　　　　
　　　　拜客也叫谒客，是官场中拉关系、通声气所必须的。除平时交际拜客外，新官上任、新年贺岁、外官进京等更例须拜客。拜客有时一次出门要拜访多人，因而要先开拜客单子，交由长随具体安排，地址不明的，要由长随先打听清楚。拜客一般都去官员家中，或到会馆、戏园。拜客时，先由跟班投上名帖，经通禀允见后再进门拜谒。但有时只须投个帖而不必见主人，也算是拜过客了，或是官员本人并不亲往，而只让长随代为投帖。同级官员间甲方拜过乙方以后，乙方一般还要答拜。清代官场拜客风气极盛，特别是冠盖云集的京师，拜客的车马经常如龙似水，“途为之塞”。有的人“一日间往谒之客，多者以百计”，有的权贵名士之家，终日宾客盈门。《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进京“引见”的官员为广通声气，“到京之后，凡是寅、年、世、戚、乡谊，无不亲自登门奉拜，足足拜了七八天的客才拜完”。　　　　
　　　　新年贺岁拜客，是一年中官场拜客的高峰，整个官场此时都活跃起来，频繁地互相往拜。不但同寅、同乡、同年、故交旧友等关系近密者互拜，一些关系甚疏者此时也乘机拉扯互拜。清人有一首咏官场新年拜客诗，描述了拜客者奔走如织、车马如云的状况：“争门投刺乱如烟，辘冲风亦可怜。触眼但逢骑马客，纵怀须待听莺天。”新年官场拜客，很多人都是只投帖而不见主人，届时只在门房簿子上登个名字就走了。孙宝在日记中说到自己在新年拜客时看到的情景：“新年造门投一刺，不见其人，极无谓，而为社会之惯习，必不可废者。余检视门簿中，其来拜者多不相识，且所居极远。”一首清人写的《都门新年词》曾说到新年应酬太滥的表现之一，就是多年不见的旧交此时只投一名帖：“贺岁何曾滥应酬，乡情寅谊始停驺。同年已是三年别，仅见新年一刺投。”还有更多的人的所谓拜客是自己并不亲往，而是让长随代为投帖，所谓“帖到人不到”。清翟灏《通俗编》说：“京中士大夫贺正，皆于初一元旦，例不亲往，以空车任载一代身，遣仆用梅笺裁为小帖，约二三寸，写单款，小注寓邸款下，各门遍投之，谓之‘片子’。”有人作小令道：“是日也，片子飞，空车四出。”这种投帖拜客的方式称为“飞帖”或“飞片”。新官上任，拜客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仪注，既能通过拜客与署中各种人联络感情，又能借此了解情况，熟悉任内各种事宜。《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叫随凤占的新任知州，到任后“东也拜客，西也拜客”，拜同寅，拜绅士，拜官亲，拜师爷，拜了三天，不但拉拢了关系，还“把前任署事的一本账簿都打听得清清楚楚，放在肚里”。　　　　
　　　　二、宴客　　　　
　　　　宴客即请客吃饭，是清代官场应酬的重要方式。宴客应酬的目的在于“以吃会友”，拉拢关系，故有“嘴头请天神”之称。《偏途论》说到衙署中人彼此间宴客应酬：“跟班有内外之别，同事有家乡旧人之间，不可得罪合署朋友，相隔一半月间，另添菜肴三样，在人运用维持，此曰应酬，又曰嘴头请天神，闲时栽培，到时自有关照。”不但官员之间需要宴客应酬，跟班等各种衙门中人都需要这种应酬。清代官场中的宴客应酬之风极盛，尤以晚清为甚。道咸年间，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职时，“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光绪年间，官场“酒食之局，大都循例应酬”，“弥积弥繁”，其席面愈来愈丰，靡费甚巨。京中官场宴客还有一恶习，即不按时赴席。巳刻请客，至申不齐；午刻请客，至暮不齐。有时主人实在等不及便只好先吃，吃完客人才到。有个叫祝云帆的官员请新任金华知府杨古心吃午饭，一直等到掌灯，杨还不到，祝便与其他陪客自吃起来，吃到三鼓，杨才到。　　　　
　　　　三、送往迎来　　　　
　　　　送往迎来，侍候过境的上司、权贵，是地方官必行的常课。包括恭迎来客，安置住宿，设宴招待，陪同看戏，馈送盘缠，送客上路等。他们为此而经常终日忙碌，疲于奔命，以至无暇问政治民。特别是冲繁省会和附郭县（首县），迎送长官的任务就更为繁重。顾炎武曾说到守令有四难，其一就是：“时日耗于趋迎，精神殚于馈遗，鞠跽，东西奔驰。”因而不能“专精课治”。蒲松龄说县令对上司的迎送如伎如鼠：“况送往迎来，则贱如声伎；婢膝奴颜，则状同伏鼠。”袁枚在《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中痛论过迎送、应酬上司的苦况和为此而无暇问政治民的状态，其中说道，每每自念，如果劳苦自己是为了治下的百姓，我甘心情愿。但现在起早贪晚，风霜寒露中奔忙的，“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常常是迎送了东边，误了西边；本以为已准备齐全了待客物品，却往往缺少某些上司想要的东西。如果不奔忙张罗，屈膝逢迎，就要受到上司的斥责。每次送往迎来，都是身虽去而心不随，边迎送边生气。一天下来，百姓们又牵衣呼号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只好秉烛办理。理毕又要批阅堆积如山的文书簿册。公事都办完了，刚一躺下休息，又接到驿站报告说某官又到了，于是只好马上又去迎接。袁枚的这番论说，实际反映了一般地方官们对送往迎来这一苦差的厌烦和无可奈何的心情。有个叫洪子澄的附郭县令，因苦于迎送之烦，想弃官回家，他对人说：“终日奔驰，望尘而拜，不是奴颜婢膝，也是同流合污，我决计不干了。”闻者听后调侃道：“欧美人管官吏叫公仆，足下仆仆于道途，真可谓公仆！”


第五章　做官规矩第27节　应酬的套数（2）

　　　　四、馈送上司、应酬同寅及打秋风的　　　　
　　　　官场中许多应酬，实质上就是掏钱。馈送上司、应酬同寅、应酬打秋风的，就是三种这样的应酬。　　　　
　　　　1。馈送上司。清代官场有下属向上司及上司衙署人员馈送钱财礼物的规矩。逢年过节及上司有喜庆事如贺寿、迎娶、生子等，做下属的都要馈送钱财礼物。直接的上司，几乎每月都要孝敬。此外还有一些临时的殷勤，如送时鲜土特产等。年节喜庆时的馈送一般都有一定“尺寸”，要按上司的官位确定数目。《官场现形记》写州县衙门馈送上司的规矩：“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甚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又写到按规矩送礼：新任知州瞿耐庵“于上司面上的孝敬，同寅当中的应酬，并没有少人一个，而且笔笔都是照着前任移交的簿子送的”。做下属的为了逢迎讨好和不得罪上司，都必有孝敬上司这笔开支，即使勒紧腰带，四处告贷，也要按时如数奉上。清愿雨楼《〈活地狱〉评语》云：“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可见孝敬上司的数目不小。张集馨说到他在陕西粮道任内馈送上司的详细情况：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八百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四十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八旗协领八员，每节每员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将军、都统又荐家人在仓，或挂名在署，按节分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