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科学思想发凡-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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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学思想的发展也颇有贡献。例如，道教科学家葛洪很早就观察到了“高山为渊，深谷为陵”这样的地质变化，认为“此亦大物之变化”《抱朴子内篇》卷十六《黄白》，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4页。。道书中对“沧海桑田”这一海陆变迁的地理现象也有描述唐末五代杜光庭集的《墉城集仙录》卷四《麻姑传》中有“见东海三为桑田”的文字，《道藏》第18册，第186页。。
在大地的形状方面，中国传统的观念一直是以“天圆地方”说为主流，但道教学者却另有不俗的新见，例如，《钟吕传道集》中就天地日月的形状和运行规律进行了讨论，其中《论日月》有一段吕洞宾和钟离权关于昼夜的对话：
吕曰：“东西出没以分昼夜，何也？”钟曰：“混沌初分，玄黄定位，天地之状，其形如卵，六合与中，其圆如球，日月出没，运行于一天之上，一地之下，上下东西，周行如轮。凡日之东出而西未没为昼，西没而东未出为夜，是此日之出没以分昼夜也。《钟吕传道集》，《道藏》第4册，第660页。
钟离权在解释昼夜划分时，就以日月围绕天地的球形状模型的运行规律做了解释，指出天地之状，其形如卵，六合与中，其圆如球。如果说晚唐华阳真人施肩吾所传的《钟吕传道集· 论日月》还是笼统地说天地为球形的话，那么元代道教科学家赵友钦的弟子陈致虚则明确指出地之“形如鸡子”：
地之宽阔，自东海滨之西，至西海滨之东，五万余里。海之阔又三万里，海之外二万里，则极东至极西通十五里，径与十八万里之高，则浑天谓形如鸡子者是矣。《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解注》卷下，《道藏》第2册，第427页。
第八部分：俯察地理——道教地理学思想稽考道教与地理的契合（2）
大地形状为球形的思想无疑是道教地理学的一个杰出科学思想。道门中人为什么会产生地形是球形这一思想呢？笔者以为，一方面是在宇宙结构理论方面，道门自葛洪开始一般都主张浑天说，元代道教科学家赵友钦在其《革象新书》就提出“天体如弹丸”的思想，这一思想为其弟子陈致虚所发挥。“浑天论天如鸡子，地如中黄，大地在天体之内……《革象》云： ‘天体如弹丸，圆体中心，六合之的也。周围上下，相矩正等，名曰天中。’天中直上至于天顶，古者测景于阳城，得天顶正中之景，仰观北极出地入地并三十六度是为天中，而非地中。若论地维四方之中，当以四海之至而求。黄河之源为昆仑，是大地最高处。西番指为闷母黎山，水分四向而流。其山距东海不满二万里，距西海三万余里，阳城距东海近而距昆仑远，天下之地多西，昆仑尚在东土，要知大地之中，乃在昆仑之西也。浑天比天如鸡子者，中黄为地，是地上天少，地下天多。《革象》乃云地上天多，地下天少，亦为有理。”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解注》卷下，《道藏》第2册，第426页。浑天说以鸡蛋为模型来解释天地的结构，地是蛋中的蛋黄，这一天地结构模型有助于形成地为球形的思想；另一方面，这与道教修炼金丹之术有关。无论是外丹或者是内丹，其所孜孜以求的金丹大药，外形上都是以圆形为上的。道教内丹家明确认为，金丹“形如弹丸，色如朱橘”《海琼问道集·金丹之图》，《道藏》第33册，第149页。而这浑圆的金丹是之模拟天地宇宙结构的小宇宙丹房或者人体内合成的，所谓“金丹以天地为鼎器也”《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解注》卷下，《道藏》第2册，第426页。。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出发，只有天与地本身的形状是球形的才能给于合理解释，因此道书在论及天地结构时，多持地圆说。地球为圆形的思想是道教对传统地理学的一个杰出科学思想贡献，它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天圆地方说的不足和缺憾之处。
道士在外丹黄白术的实践活动中积累了许多矿物学方面的地质知识，有关这部分内容参见本书第五章，兹不复述。
道门中人在云游过程中，留给后人诸多有价值的地理游记，如著名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道教地理学著作；道教洞天福地的名山志和宫观志中包含有丰富的地理学知识，据今人对《道藏》经书的分类方法，在《道藏》里可目为地理类的道经有一、二十种，朱越利著《道藏分类解题》第拾部“地理”第二十一类“名胜古迹（宫观山志），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9页。其中较重要的有唐代杜光庭编《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一卷、金代王初一编的《西岳华山志》一卷、原题上清嗣宗师刘大彬造的《茅山志》三十三卷、元代刘道明集《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元代邓牧撰的《大涤洞天记》三卷、明代查志隆编《岱史》十八卷等等；道教徒出于自身宗教修行的需要，绘制了大量符图，其中有相当多是刻画道教五岳名山地形地貌的山脉图及描绘道教洞天福地地理信息的图谱。据《梁书》卷五十一《陶弘景传》记载，道教茅山宗的创始人陶弘景不但精于医术本草、炼丹和天文历算，而且通晓“山川地理方图产物”《梁书》卷五十一《陶弘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册，第743页。。据考证，陶弘景在地理学方面也有著述，著有《古今州郡记》三卷并曾造作《西域图》一张，惜失传。道门中人在地图绘制思想和技术上有许多创获，涌现了象宋思本这样杰出的道教地理地图学家；道教的宗教宇宙观对传统地理学和制图学思想有着渗透和影响，隋唐时期所形成的道教制图学派，在中国地图绘制史上独树一帜。尤其是道门中人的堪舆活动对中国地理知识和地理思想的拓展颇有发明和贡献，并对传统建筑思想有深刻的影响。有关这一部分的讨论，将在本书下一章详论。下面我们重点就隋唐道教地图学派的形成及其科学思想方法展开讨论。
二、独树一帜的道教地图学派隋唐时期，道教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持，道教一度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唐代，李氏王朝为了提高自己的门第，更好地利用宗教神权佐国安民、维护其统治，诏令“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将道教视为皇族宗教，居于三教之先，并予以道士、女冠种种优待。在统治者崇道政策推动下，道门中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节节攀升，不少有才学的道士为朝廷所重用，出任朝廷命官。如唐太宗所器重的贞观名臣魏征，就是道士出身《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云：“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册第2545页。。而那些上知天文，下通地理的道门中人，则备受朝廷青睐，仅唐代就有五、六位高道先后出掌国家最高天文机构――任太史令。参见本书第2章。道教在天文学领域的成就，也促进了道教在地图学领域里的发展。“ 隋唐时期，在中国地图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图学派。即地图与天文道教历法相互渗透。 ”卢志良编：《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道教天文历法与地图学的相互间结合，在中国的地学史上形成了一个以李播、李淳风、李该建道士家族为核心的特殊的地图学派，这表明道教在地图学方面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方法。下面我们就这一地图学派的形成及其思想展开分析。
据史料记载，李淳风的父亲李播，曾任隋高唐尉，后弃官为道士。李播、李淳风、李该祖孙三代都擅长天文。《旧唐书·李淳风传》云：“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李播所撰隋代《方志图》后来又经其子李淳风做了刊定，“李淳风刊定隋《方志图》，颇为详细悉，所注郡邑，多依用。其复州县，又隶管属不同，但山河以分耳”。李播的孙子李该撰有《地志图》，《唐吕和叔文集》卷三《地志序》云：广陵李该，博达之士也。学无不通。尤好地理，患其书多门，历世浸广，文词浩荡，学者疲老。由是以独见之明，法先圣之制，黜诸子之传记，述仲尼之职方，会源流，考异同，务该畅，从体要，卓然勒成一家之说。犹NFDF5其奥，未足以昭启后生，乃裂素为方仪，据书而画，随方面以区别，拟形容之训解，命之曰《地图志》。观其粉散百川，黛凝群山，元气剖判，成乎笔端，任土之毛，有生之类，大钧变化，不出其意。然后列以城郭，罗乎陬落，内自五侯九伯，外自用要荒蛮貊。禹迹之所穷，汉译之所通，五色相宜，万邦错峙。毫厘之差，而下正乎对略，方寸之界而上乎分野。乾象坤势，炳焉可观。《唐吕和叔文集》卷三。
第八部分：俯察地理——道教地理学思想稽考道教与地理的契合（3）
从这篇序言中，我们可以得知，李该《地志图》用不同的颜色描绘山川海域、城邑，而且采用了分野图说，即地域划分与天文星象分野相对应的制图思想方法。
道士出身的天文学家尚献甫受武则天之命，召集上阳宫学者撰有《方域图》。《旧唐书·尚献甫传》称：“则天时，……以献甫为浑仪监。数问灾异事，皆符验。又令献甫于上阳宫集学者撰《方域图》”《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尚献甫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6册，第5510页。这些出自道教天文学家之手的《方志图》、《地志图》、《方舆图》，是一种带有地志性质的特殊地图。其最大特点是将天文星象与地图所标示的唐代各郡县地理位置匹配对应起来，即所谓“方寸之界，而上当乎分野，乾象坤势，炳焉可观”意思是说，地图上所标明的每一方寸疆域都相当于天空星象的某一区域。如此一来，就可以达到通过天象分野来确定地面某一区域地点的位置的目的。
“地点的测定和地图的绘制是地理理解所必不可少的要求”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 86年版，第188页。。地点测定的主要形式有两种，即确定位置关系和大小比例关系。道教地图学派在地点测定上采用了一种先进的天文定点思想方法。天文定点是近代地理学广泛应用的地点测定方法，其主要思想为：根据星座观测来确定地球地点以地理经纬度表示的绝对位置；由此间接地推导出它们方向和距离方面的相互关系（相对位置）和空间大小比例。反过来，地面上的测绘是按照方向和距离来确定地球地点的相对位置，这要比上一种方法细致得多；但是，相对位置至少必须加上一个天文的地点测定，获得地面地点的经度和纬度数据，才能给出绝对的位置。在现代，天文地点的测定一般属于天文学家的工作，因为这需要专门的天文测量仪器；地理学家或者地图绘制者的任务就是把天文的地点测定和地面测绘结合起来加工，从而绘制出精确的地图。然而早在唐代，这一结合工作已由身兼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双重身份的道士尝试进行了。尽管这种尝试还不成熟，但其展示的思想方法却值得称道。唐代李淳风把唐代的州县与天区相配合，试图以天象来固定各州县的位置。《旧唐书·天文志》记载：“且悬象在天，终天不易，而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令后学难为凭准。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县配焉。至开元初，沙门一行，又增损其书，更为详密。”《旧唐书》卷三十六《天文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册，第1311页。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经常变动，各州县的地名也经常变更，名实不符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很多混乱。为了确定各州县的准确位置，李淳风等道教天文学家将天区分野与地面上的州县区划一一对应配合起来，通过天象来锁定各州县的位置。那么，为什么道门人士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方法，笔者以为，这是在道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支配下，与道教天文学家所秉持的天地人同源、同构的思想密不可分。
唐代道士通过这种思想方法绘制的地图不同于一般的地图，史称《方志图》、《地志图》、《方域图》。这种将天文与地域联系起来绘制的地图虽然有很多不足，但其中蕴藏的思想方法却十分有科学价值。它表明唐代道士已试图通过天文星座的观测来确定地球地点的位置，以此来绘制较为精确的地图。这在一千年前是一项了不起的地理科学思想。其实，道教先进的制图思想很早就已显露出来并彪炳史册，汉代道教的《五岳真形图》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第八部分：俯察地理——道教地理学思想稽考《五岳真形图》地图（1）
绘制科学思想一、道教符图与地图溯源
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公元1859年～1941年）认为：地理学的知识是关于地表的空间的知识，人类的地理学活动可分成三种。“第一活动是发现，即踏进某个地区，取得地区的粗略观感；这是每个普通旅行家在进入一个陌生地区时在主观方面都要重复的活动。第二种活动是确定这个地区的位置和空间情况。第三种活动是了解这个地区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地区或者在有关的地点里自然和居民构成的知识。”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2页。换而言之，地理学可分为发现工作、确定地表的空间关系和认识地区和地点的内容这三大任务。在发现工作之后，地理研究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空间定位工作，具体说来就是地点的测定和地图的绘制。地图是表达地理知识的一种手段。当人们用符号或图形按一定的比例和方位关系表示地表的面貌、社会经济状况和行政区划时，就成为地图了。地图具有简明形象的特点，有很强的实用性。地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原始地图、古典地图和实测地图三个阶段。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已设有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先秦典籍《管子》中就有《地图》专篇，云：“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管子》卷十《地图第二十七》意思是说，凡军队主帅，必须先明悉地图。对山川水路、林木茂密、城池分布都要有所了解。这样指挥军队行动时才能把握时机，不失地利，这就是地图的长处。地图测绘的思想方法和技术直接反映了人们地理知识水平的高低。道教徒出于自身宗教修行的需要，绘制了大量刻画道教五岳名山地形地貌的山脉图。道教的宗教宇宙观或多或少地渗透于传统地理学和制图学中，道门中人在地图绘制思想和技术上有许多新思想和创获。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之一，有关地图的神话传说很多，如“史皇作图” 《世本·作篇》记载黄帝在对蚩尤的战争中，使用了其臣子史皇所绘制的地形物象之图，大获全胜。、“ 河伯献图” 河伯是《庄子》等古籍中记载的黄河水神。传说夏禹治水时，使用河伯所献的地图，考察地形，标定高低，因势利导，治水成功。及“禹铸九鼎图”等。这些神话传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图的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原始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