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来是冯玉祥的部下，宋的二十九军属于地方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士兵素质上和南京的中央军有巨大差别。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２月１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２月２２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５月，中日两国将外交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级。
现在看来，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日本国内并不是铁板一块清一色的侵略扩张派，也有主张与中国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两国的情况一样，都是强硬的主战派占据绝对上风，中日两国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国民和社会舆论的猛烈批评。汪精卫的对日和解政策引起国民党内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的呼声日渐高涨。１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休养，于８月８日发电给南京政府，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支持汪精卫的铁道部长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也跟著辞了职。
汪精卫在位时承担著“卖国”的主责，使蒋介石的压力减轻了很多，汪精卫的辞职，将使蒋介石不得不陷入单独承担“卖国”责任的困境。所以蒋介石这次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再三电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卫则提出了复职的三个条件：一、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三、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被国民党中委会全部接受，汪则于８月２３日宣告复职。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汪精卫被刺受伤后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由蒋介石接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接任。此后蒋介石的独裁权力不仅在政府方面和军队方面，在党的方面也增长起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和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手操纵。
汪精卫被刺后，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又遭暗杀，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日强硬的主战派成为主流。蒋介石在军政上“单独负责”后，没有汪精卫那样敢承担“卖国责任”的勇气，所以蒋介石主政后的南京政府开始向主战派的方向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希望调整中日关系，否则只有靠战争解决问题。１９３６年６月蒋在讲话中说：“中国和日本的冲突已不可避免，而且为期不远了”。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主战派大占上风，确定了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政府方针。蒋介石在该会上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如危及国家生存，则必出最后牺牲之决心”。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发生了军人暴动的“二二六”事件，此后日本政府基本被军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变以后，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又开始策划“华北分治运动”，试图将华北五省也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五届二中全会后的南京政府，在华北问题上以不妥协的强硬姿态和日方进行交涉，１２月３日双方的谈判决裂。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最大“受害者”是张学良，《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军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地盘。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张回国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地盘后，一改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张学良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共产党红军的围剿，联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迫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国内的许多人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不赞成张学良以武力对国家元首进行逼迫的作法。除共产党以外的各路军阀和各地实权者纷纷通电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基本站在蒋介石一边。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对张学良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使张学良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没有签署任何有文字的文书。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国民政府官员、各路军阀的代表、以及数以万计市民的盛大欢迎。１２月２８日，蒋介石以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为由提出了辞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军事法庭以反乱罪对张学良判刑１０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军事法庭对张学良进行了特赦，此后张一直被软禁。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西安事变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变中，包括以前和蒋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将领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一致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中许诺接受蒋介石的领导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蒋的胜利。此外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为了争取日本之宿敌苏联的帮助，蒋介石调整了以往反苏反共的政策，１９３６年初开始试探和苏联改善关系。由于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问题，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消除了蒋介石和苏联改善关系的难点。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的结果，使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不过由于身体原因，汪精卫并没有在政府内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已经病逝，留下汪、蒋两巨头。尽管汪精卫不担任政府职务，汪仍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极大的影响力。
１９３７年以后，南京政府开始采取强硬的姿态对待“华北自治政权”。１９３７年２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时，要求华北五省的领导人也出席。阎锡山和韩复渠同意出席，而宋哲元以立场特殊为由要求不出席会议，但蒋介石却给宋发出必须出席会议的强硬电报，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纯德代理出席。此后宋哲元颇受日本和南京的两面挟板之苦，１９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干脆回山东老家，不问华北政事来回避责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府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出二十九路军实行国军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货币等强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承认八国联军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数量的驻军。此后日本一直在北平附近维持数千人规模的条约驻军，日本将其称为“天津军”。此外在１９３７年，英国和法国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驻军。由于日本“天津军”和二十九军同驻一处，磨擦颇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进行演习的“天津军”，在芦沟桥附近与二十九军发生了军事冲突，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１９３７年的芦沟桥事变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变，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日本是战败国，战前的档案已全部公开，“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已毫无疑问，但现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发芦沟桥事变的证据。在战后远东国际法庭上明确判定“九一八”事变是由日本人所挑发，但并没有断定芦沟桥事变是日本人挑发的。近年日本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芦沟桥事变是隐藏在二十九军中的共产党间谍首先向日军开枪而引发的，因为从动机上来看共产党最希望发生中日战争。特别是中共中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所以才会这么迅速地作出反应。
日本方面对芦沟桥事变的记载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个小队的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演习。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日军小队长立即进行点名，发现少了一名士兵。日军小队长联想到刚才的枪声，以为该士兵已在刚才的枪声中被打死，于是小队长下令向中国军队进行还击，形成了军事冲突。但不久那个失踪的士兵又回来了，说当时因为闹肚子去解手而没有赶上点名。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应该对蒋以及他领导下的南京政府进行军事惩罚。但在军部内却分成“事变扩大派”和“事变不扩大派”，两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不扩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少将作战部长，他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的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石原认为一旦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日本将陷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绝无取胜的希望。而军部中的大部分却是事变扩大派，他们无视中国团结一致抗日力量的形成，认为中国军队会象以往一样一打就跑。他们提出“对支那一击”论，以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就会屈服。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离庐山回南京进行军事部署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