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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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１９０８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贪污革命经费２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经费的使用情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第一部份之二：玉石共焚
１９０５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１９０８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１９０８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１９０７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２００００余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２０００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１９０８年冬，《民报》主编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著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著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２６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１９０９年１０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来话：正月十五（１９１０年２月１０日）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著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著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著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原来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亲王之下为贝子，贝子之下为贝勒）。２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附近，载沣每天早上８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精卫等人本准备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后来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１９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著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著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只是拉著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
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著觉，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气。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男人带著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警。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著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三天后又有报纸登出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却中了清廷的计谋。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１０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１９１０年４月１６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