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 作者:林思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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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后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１４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名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议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对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于当时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９月１３日通电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后，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介石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于长久。汪精卫辞职后，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于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广州，然后于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京的孙科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走后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职，出面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特委会后，使他们的政权已难于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介石回来复职。蒋介石在这次访问日本时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对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１９２７年３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击报复。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出了通牒，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在列强提出通牒后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本来西方列强对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使英美日等以反共为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旦离开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以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民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信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介石后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为什么会发生杀戮外国人的南京事件问题上，国外学者比较倾向于北伐军战士自发地发起反外仇外事件。当时北伐军战士在共产党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相信中国的贫穷落后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为“侵略者”的外国人，自发地发起了杀戮外国人的事件。也有人认为南京事件是苏联的阴谋：由于当时蒋介石反共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苏联顾问密令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挑动士兵杀戮外国人，这样就使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敌对化，从而断绝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后路。但苏联人的计谋却起了反作用，不但没有阻止蒋介石投靠西方国家，反而促成了蒋介石彻底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山以前的诺言（据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蒋介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介石提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蒋介石访日期间还与美国驻日本的特使进行了会谈，得到了美国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许诺，而蒋介石则许诺保障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利用“下野”进行的外交活动，取得了日美等列强的政治经济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于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场倒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后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于１２月１１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香港。而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后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于是汪精卫１２月１６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后，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届四中全会明文取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
这次蒋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独裁引起党内强烈反对的教训，特别注意不给人造成独裁的印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把最高职位的国民政府主席让给了谭庭楷。此外蒋介石还建议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建立四个政治分会，以便互相进行监督。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的政治分会主席由掌握军队实力的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
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于６月８日攻占北京。７月６日，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霭见孙中山灵位，蒋介石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于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后，改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介石上台后，却要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介石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介石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后来国民党内部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于他本人的军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在具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第二部分之五：护党救国运动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后，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后，于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后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于１９２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后，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后，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后从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后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十几年后，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军政”阶段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后，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后，最后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后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后，于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１０月３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