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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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领导权力继承重要性的强调对政治发展或制度化的问题有着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当人们考察革命后的巩固和制度建设的进程时，领导权力继承问题的重要性就变得非常清楚。同样，人们在思考非殖民化后的新兴国家的政治事件时，这一问题也相当重要。在对新的制度性秩序的成功前景进行分析时，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关注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在卡斯特罗去世后，古巴人民是否原意坚持当前的政治形式？很明显，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最终没有能够维持他创建的政治形式。在霍梅尼死后的伊朗，现有的政体的远景又当如何呢？难道坦桑尼亚的政治安排将能够挽救尼雷尔创建的体制？
从整体的层次上讲，韦伯对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探讨又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发展的时间（timing）问题。我已经指出，韦伯的合理合法型权威和传统权威的一个基本的特性是这种权威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创建。这说明国家政治制度的实际年龄（chronological ages）是测量这些权威类型效用的一个主要标尺。同样，克里斯玛权威这一概念也使我们必须关注新秩序下的领导权力继承和制度建设的问题，鉴于新兴民族国家的绝对数字，这一问题关系非常。考虑到制度的代际更替年龄（generational age），这一问题也驱使我们回到发展时间问题上来。
所有这些说明组织年龄有两个组成部分：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韦伯的分析至今仍然是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论述，它对当今的学者在研究组织的更新倾向（liability of newness）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tinchbe，1965）。那么这些研究对分析政治能力有何启示呢？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18节 组织实际年龄
斯塔巴克（Starbuck，1965，p451）在他的著作中把组织发展定义为“组织年龄时间范围内的变化”。把发展等同于实际年龄，这是建构在组织生存下去的可能性随它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手边的经验事实总是确定的和有效的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比如在美国，寿命达五十年以上的商业公司只占最初公司建构数目的2％。与此相似，美国的产业公会年龄达五十年以上的只占最初建构数字的4％（Starbuck，1983）。如果把年龄越长生存能力越大的观点考虑进去，那么这些情景与组织具有自我更新倾向的观点是完全吻合的。
我并不是说存在着这样一个神秘的临界点，达到了这一临界点，组织就将永远生存下去。斯塔巴克在报告中指出年龄达五十年的公司有30％在其后的十年里就不存在了。美国产业公会的相关数字是26％（Starbuck，1983）。认为组织具有自我更新倾向的人更加含蓄地断言，组织生存的可能性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对年龄较长的组织而言，组织死亡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了（但很难完全消除）。这告诉我们发展总是一个程度的问题，组织永远保留着一定的脆弱性。
斯塔巴克是从行为调适性的角度来对这一经验规律进行解释的（1965）。成功的组织是那些在早先就显示出对外界环境具有极高调适能力并因而在将来可望继续具备相当的调适能力的组织。仅仅因为调适包含组织的定型（formalization）和学习（learning），年龄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因为有效化和学习都需要时间。
组织的定型模式很容易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为的一般模式得到稳定。一旦个人和组织的角色被固定下来，规范的运作程序也就随之出现。年龄是这一程序的核心，这不证自明，比如，组织规范的运作程序的观点就预设了组织连续性的存在。尽管毫无疑问，早期有效化的现象是最为激动人心的（1965，p478），但斯塔巴克仍然认为组织的有效性应该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因为定型是一个学习和调适的过程。
我们应该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组织定型化的过程说明了组织正在变得更加理性起来。相反，定型化只是简单地表明了惯例化（routines）的创建和出现。正如斯塔巴克指出的那样，
年轻的组织缺乏区分重要问题和非重要问题的经验，也很少有处理日常问题的机制…而历史更为悠久的一些组织已经学会了忽略次要问题的本领，而且处理日常问题的机制也已积累起来（1965，p481）。
换言之，假定环境是相对稳定的，那么随组织年龄的增长，组织将形成一个集体性的记忆（Walsh，Ungson，1991）。这将为组织提供一整套组成技巧的惯例（Nelson，Winter，1982，p124）。惯例（routine）既是组织日常运作的根本要素，也是处理新问题的关键。没有这些惯例，很难把问题定性为“新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组织革新可以看作是既有惯例的新的组合（Nelson，Winter，1982，p130）。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惯例成了组织实现、完成自己的目标的根本所在。
组织的目标是什么呢？从一定层次上来说，这一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一般而言，组织声明的目标多种多样，并不清晰的组织意图也可能一样的千姿百态。而且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也看来取决于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层次。比如说，组织内部的不同部门可能有自己唯一的目标（就这一问题，请参Perrow，1968；Simon，1976，chap。12）。
如果我们在另一层次上考虑这一问题，它也就变得更容易处理些。组织表明的多样的目标都建构在组织生存这一假设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来说，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获取利润，利益集团的存在是为了表达会员的利益，其它的团体的存在可能要表明自己甚至更高的目标。但在任何情况下，一个组织都不可能是完全富有效率的，除非它处理好确保自己生存下去的更为根本的问题。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随着年龄的增加，组织目标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加，组织生存能力也得到增加，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因为老的组织更具弹性。西蒙（Simon）指出，组织吸引了一些人，因为人们发现组织声明的目标与自己的目标是一致的，另一些人是为组织本身的特色所吸引。
忠诚于组织目标和宗旨的个人，将抵制对目标和宗旨的修正，如果目标和宗旨变化太快，他们甚至可能拒绝参加这一组织。忠诚于组织的个人，将支持可以推动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组织的机会主义的变化（Simon，1976，p118）。
处于成长期的组织倾向于由第一类人构成，这是明显的事实。但是斯塔巴克（1965，p473…477）认为由于三个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二类人将在组织中发挥支配性的作用。第一，随着组织年龄的增加，组织的结构形成了，组织中的个人和团体与特定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第二，组织中的关键人物将花很大的精力去推动人们对组织的价值忠诚。第三，那些与组织关联最为紧密的人也是那些最有可能在组织决策和行政事务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人，借助这一地位他们可以对日常事务施加相当的影响。
鉴于这些情况，老的组织避免了组织更新倾向并更有可能继续生存下去。不管我们把这种行为说成是灵活、有弹性还是机会主义，这都没有关系。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那些居于关键位置的人，有着通过种种手段来无限地延长制度的寿命的动机。韦伯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根源上的探讨是相当有趣的。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如果要使这种权威关系更为持久一些，就需要把它惯例化和制度化，否则它就只是昙花一现。他进一步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运动的成员使权威制度化和惯例化，这由维持他们自己创建的新秩序的物质利益所驱动。
我已经强调过，组织生存可能性随组织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的观点，这是建构在随时间的推移，组织对环境会变得更有调适性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这一过程进一步假设，组织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人将与组织生存问题关系日益密切，并受组织生存问题驱动、影响和左右。尽管这一观点适用于各种情况，但它与政治组织的关系看来特别紧密。
当我们对企业进行考察时，这一标准就变得异常清晰了。企业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利润的最大化——企业的生存事实上取决于可获利性。可获利性是一个我们易于把它和数字联系在一起的量（这一联系忽略了诸如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之间的重大差别）。相反，政治组织不是获利性的组织，这意味着它们的绩效不能以直接的经济标准来衡量。反之，它们与资源（它的内涵尚没确定）打交道，因此必须用社会和政治标准来衡量它们的效率。政治组织是在一个因果关系信息极度缺乏的环境中来使用模糊的技术手段（e。g。；Edelman；1964；Thompson；1967；March and Olsen；1976）。因此，效率的明确度也就比较低。
在这一通过不确定的社会和政治标准来判断成就的背景中，因为生存这一目标的明确性，生存特别容易被看作组织的准确目标。这一点在施莱辛格（Schlesinger，1991）对竞争性政党行为进行分析的著作中论述得非常清楚。但在其他的政治环境中也同样适用。例如，贝茨（Bates，1981，p5…6）在对非洲的农业政策进行评估时就假定，“总体上来说，（农业）政策就被用来确保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用来平息影响重大的政治暴力，用来加强政治体制维持权力的能力”。此后，阿姆兹（Ames，1987）表明，要根据拉丁美洲的主要的政治执行机构的生存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影响到公民行政和军事行政等多种行政活动）来理解它们的公共消费的模式。政治关注的是如何估算（在极度不确定的条件下）那些最有可能吸引支持者并确保行政当局继续执政的政策成分比例。
生存目标作为组织支配性的目标的突出性看来不可抗拒。正如米格代尔在对第三世界政治进行观察时所指出的，
如果政治议程的发起者没能度过政治风险并生存下去，那么任何政治动议都没有意义。在政治上生存下去是取得任何长远的、意义深远的社会变化的前提条件。它成为国家领导人关注的主要问题。社会变迁计划可能仍是公共辞令的基础，它还甚至是政策声明和司法的基础，但是，在国家的顶端，谋求政治生存的政治使国家机构彻底完成这一计划的能力丧失殆尽（Migdal，1987，p418）。
米格代尔对生存目标重要性的强调非常准确，但他进一步认为生存政治削弱了政治能力，这却很难让人信服。组织中的关键部分与这一生存问题日趋相关，因为惯例化、制度化的形成产生是政治活动的体现，而不是原则上代替机会主义的体现。确实，因为没有别的明确的、可供替代的、可行的绩效标准，连续性就假设了自己作为评估政治组织绩效的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我早先提到了斯塔巴克（1965）根据组织实际年龄的标准来界定组织的发展。国家政治能力有效的测度方法包含的远远不止这些。但是，我刚刚考虑的这一角度表明实际年龄是政治能力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早期关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关于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著作中得到了确认。比如说，西尔斯（Shils，1963）就把新兴国家主权的“新（recency）”与问题的严重性联系在一起。他还认为尽管老一些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重重，但它们有着自己可以依凭的政治传统和官僚体制的传统。反之，新兴国家甚至连这些可以凭依的传统也缺乏。杰克逊（Jackson）和罗斯伯格（Rosberg）在对次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总体脆弱性的分析中也持这种观点（1982a）。韦纳（Weiner，1987，p41）也对这点加以强调，他说，与非洲国家相比，在沦为殖民地前，亚洲和中东国家有着一段官僚制度得到良好建构的悠久历史…当今的亚洲国家可能和非洲一些国家同样专制独裁，但它们却更有效率。鉴于次撒哈拉非洲国家非殖民化的“新”，这些观点也与我对实际年龄的强调完全一致和吻合。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19节 组织代际更替年龄（1）
除了对实际年龄进行考察外，我们还需对代际更替年龄进行考察。代际更替年龄是指政治秩序中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个人的数字。在情况的一端，领袖既是新的政治秩序建构者，也是新秩序的化身。在情况的另一端，领袖继任模式已经高度制度化、惯例化，新的政治秩序也已经历了几代的延续。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已经形成了政治秩序独立于（不依附于）执政群体和个人这样一种广泛的认同。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彼此密切相关。实际年龄短的制度，它的代际更替年龄也同样短。不过，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区别，这一区别对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特别有影响。
最明显的是，实际年龄指的是制度的年龄。当我们把它运用到现代民族国家里时，我们关注的对象就成了诸如国家制度形式或国家官僚体制的年龄等等的现象。相反，代际更替年龄集中关注的是领袖个人而非制度。它是这样一种思想，它把我们引向韦伯在对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制度化、惯例化加以讨论时提出的问题，这样我们能判定在特定环境中的政治权威的首要基础是制度还是个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对早先（特别是第一代领导人和新秩序的建构者）的领导人来讲，政治权威是否应建构在一个非个人、非人格化的基础上，这一问题很难判断。这构成更新倾向的另一个方面，而且在对政治制度的长期生存能力进行分析时，它有助于引起对领导继承现象总体上、全局上的关注。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毛泽东。他是本世纪主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的领袖地位在1949年前的革命中就已经确定下来（通过诸如长征之类的事件），以致他在1949年后成了中国革命建构的新秩序的化身。他产生的影响的程度是那么深远，以致在他生命的晚期，有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毛后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完全源于毛的个人领导在后革命中国的明确的中心地位。例如，对毛泽东思想（Maoist）的顶礼膜拜表明他个人成了新政治秩序的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以致毛泽东思想和新的政治秩序二者不可分离。那么问题就成了随着毛明显的支配性的个人色彩的消失，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现代政治史充满着这种事例。一般来说，作为民族运动的政治领袖，在非殖民化运动后，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第一代国家领导人。他们的领袖地位在独立斗争中就被广泛地认可了，而且许多情况下（比如加纳的恩克鲁玛，肯尼亚的肯雅塔），他们曾被殖民势力监禁过。因为他们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