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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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情况下（比如加纳的恩克鲁玛，肯尼亚的肯雅塔），他们曾被殖民势力监禁过。因为他们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的显著地位，他们个人的领导地位也就为新建构的国家所认可。　　　　
　　　　这就是在新的政治秩序中个人领袖地位的情况。这种情况与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关联性源于新政治秩序的不健全、不成熟和不稳定的事实。在这些背景中，政治领袖手边的紧要任务就是通过合作或消除潜在的竞争对手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由于新秩序的不稳定性，他们巩固自身地位的努力是冒有风险的，而且极有可能失败。应该肯定的一点是，短期看来，毛泽东和肯雅塔取得了成功。但是即便从短期看，恩克鲁玛明显地失败了。　　　　
　　　　说代际更替年龄是国家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建构在新政治秩序制度化的困难这一假设的基础上。这一观点把韦伯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一种个人权威形式，它注定脆弱不堪、来去匆匆”这一观点视为公理。这一观点因而假定，克里斯玛型领袖及他的追随者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权威制度化，但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艰巨而又可怕的任务。　　　　
　　　　我是在政治意义上使用克里斯玛权威这一概念，它与当今其他人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有所不同。这一概念的一般的用法更忠实于韦伯著作中的字面意义，但并没有抓住韦伯使用这一概念的实质和精神。我早已指出，这种观点因为自身的模棱两可性而遭到批评（e。g。；Friedrich；1961；Blau；1963；Ratnam；1964）；对这些人在进行批评时也没有对它作出过修正。特别的是，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有着心理的和社会的根源，而且在韦伯看来心理根源比社会根源更为重要。此外，韦伯使用这一概念的部分意图是要对克里斯玛型权威和合理合法型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比较。　　　　
　　　　我们应该承认，克里斯玛型权威总体上是在心理意义上来认识的，而且被根本上认为是非理性的。例如，得克米延（Dekmejian）和威左米尔斯基（Wyszomirski，1972）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实施导致了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需要急剧的社会危机、典范型人物和价值转型这些情况的存在。在某一层次上，这看似合理，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它们包含什么意思。他们是这样界定危机情势（crisis　situation）的：　　　　
　　　　　　既存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的崩溃引起社会的病态反应。在这段时间内，非理性的、精神分裂似的心理迷茫出现了，它们使人们产生严重的心理依赖感，人们的期望也被提升。在政治层次上，合法性危机危及到政治体系、它的领袖、意识形态和制度。盛行一时的大众异化、社会分裂和认同危机使得百姓易受大众鼓动的影响（Dekmejian　和Wyszomirski，1972，p195）。　　　　
　　　　那么什么样的领袖才是克里斯玛型领袖呢？　　　　
　　　　他是…一个倾向于冒险的革命者。作为他所处的充满危机的环境的产物，他是一个被严重异化了的个体。通常他的异化可以追溯到他不稳定的家庭生活和他在社会上经历的失败与痛苦——也就是说，他不能进入上层社会，还有他经历过监禁生涯，有着认同危机，这些都是驱使他采取革命行动的因素。他要么把自己引向其他异化，要么最终成为把那些被异化了的大众包容进来——这是他的运动所追求的目标——的扩大的社会阶层的核心。在这一意义上，他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边缘人（marginal）。（1972，p196）　　　　
　　　　在这样一个领袖能利用危机局势的地方，克里斯玛权威才得到了实施和运用：　　　　
　　　　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领袖和他的追随者之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在领袖权威性价值的纽带作用下，克里斯玛关系使领袖和他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团结，形成了坚强的精神联盟。在这一环境中，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执行某种心理功能，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他先天就扮演一个“值得信赖的代表”的角色。而且，他赋予他的信任者一种舒适感、慰藉感和归属感（1972，p197）。　　　　
　　　　得克米延和威左米尔斯基观点的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坚持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神秘的。克里斯玛型领袖被当成救世主式的人物。当然，对神秘性和非理性的强调与韦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确实，对克里斯玛权威的神秘性的强调，成了现在研究个人崇拜现象的关键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威尔纳（Willner）就把克里斯玛型领袖界定为领袖和追随者之间具有如下特点的一种关系：　　　　
　　　　1、领袖多少被他的追随者想象成一个超人。　　　　
　　　　2、追随者盲目地相信领袖的声明。　　　　
　　　　3、追随者无条件地服从领袖下达的行动命令。　　　　
　　　　4、追随者对领袖绝对地、恳切地支持和献身（Willner，1984，p8）。　　　　
　　　　而且，对领袖超人品质、对领袖的盲目的无条件的忠诚、对领袖无条件地献身与支持的强调，都充分说明了这种现象的所谓的非理性特征。　　　　
　　　　然而这样看待问题将产生相反的结果，而且它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到底什么是克里斯玛型权威的根本特征这一点上转移开了。把非理性引入政治研究的基本困难在于，它模糊了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基本的政治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克里斯玛这一词语也就只是变成了一个贬义形容词。把克里斯玛型人物想象成一个具有说服追随者——使他们相信自己具有在新秩序的建构中作为领袖必不可少的特殊的天赋——的高超的政治技巧的人物，比把克里斯玛型领袖当成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更为有用。而且，尽管所有的追随者都认可领袖具有特殊品质这非常重要，但没必要让所有潜在的追随者都信服这一点。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20节　组织代际更替年龄（2）

　　　　对克里斯玛权威的心理因素和非理性的强调会造成太多的约束和限制，这一观点完全源于威尔纳的分析。例如，威尔纳就认为卡斯特罗、甘地、希特勒、墨索里尼、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苏加诺是完完全全的个人魅力型领袖。而凯末尔、列宁、毛泽东、纳赛尔、恩克鲁玛和庇隆只能算是“可能的个人魅力型领袖”或者“准克里斯玛型领袖”，因为他们并不具备足够的神秘色彩。让我们来看看她对列宁的分析：　　　　
　　　　列宁死后，关于他的个人魅力的神话是如此强大，以致出现了忽略这一事实的趋势：列宁在1917…1918年对他最亲密的追随者的反对意见随心所欲，这不是因为他的追随者对他的判断绝对信任，而是因为他的意志、思维的逻辑性和他威胁退出革命所带来的力量。与此相似，人们常常忘记在此期间他在彼得格勒百姓中的支持也是时增时减（Willner，1984，p39）。　　　　
　　　　威尔纳认为问题在于，人们有各种理由相信所谓的超人式的领袖也容易遭受到同一类型的压力——当然，她并没有给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具体的结论。我们也不打算去寻找这一类的证据。例如，被认为是具有个人魅力型权威的甘地，正因为在伦敦印度问题会议之后印度国民议会拒绝完全采纳他的建议，他便于1934年退出印度国民议会。重申一点，克里斯玛型权威只是一个政治产物，而不是一种心理的或非理性的现象。　　　　
　　　　尽管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是心理因素的结果这很大程度上混淆了事实，但他的基本观点认为，克里斯玛型权威只是社会剧变时期政治权威的短暂的基础——1917…1918年的俄国是最好的例子。在这样一段时期里，克里斯玛型领袖能够被当成是新秩序的有力的象征和化身，而且领袖本人也用革命的话语帮助建构这样一种认同。这种认同之所以非常关键，是因为他们能对尚未定形的政治形势产生模式化的影响，这一模式烙上了领袖的人格色彩。因为在政治剧变时期争夺权力的各种联合不断地分化组合，克里斯玛型领袖必须拥有维持自身地位的各种政治技巧。这些技巧包括通过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逻辑性思维的力量、通过包括威胁退出革命的种种策略来说服其他人的能力。实际上，退出革命的威胁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正如威尔纳在分析列宁时所说明的那样），这点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追随者承认这一领袖对革命起着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正是对领袖的这种认识是克里斯玛型领袖权威的核心，而且用非理性的或神秘的词语来描述克里斯玛型权威将绝对地一无所获。　　　　
　　　　在另一相似的思路上，得克米延和威左米尔斯基把克里斯玛型领袖当成是一个有着万分痛苦的诸如监禁（因他的政治行为所致）经历的边缘化的异化人，他们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抓住问题的关键。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许多民族运动领袖能够从殖民政府对他的监禁中捞到政治好处。通过改变对他们的认识——把他们当成一个献身于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伟大事业（他们把这一伟大目标作为自己的化身）的殉难者，从而让监禁生涯来增加他们的政治地位。　在这一意义上，监禁不应该看成是一种肉体性的伤害，相反，它是一种有助于建构领袖政治魅力和权威的巨大力量。　　　　
　　　　如果把这一分析运用到政治能力上，克里斯玛型权威就是一种有着本质特性的、与其他权威根本不同的权威，因为它是一种个人的权威形式，也因为围绕新秩序建构和形成，它最有可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克里斯玛型权威是否总能被制度化。也就是说，克里斯玛型领袖是否能够运用自身的存在——他的存在象征着一个新秩序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新的政治组织能得到创建）？正如马基雅弗利和其他的许多人认识到的，制度化这一任务非常艰巨。此外，克里斯玛型权威制度化和惯例化的程度也难以抽象地度量。只有在领袖职位由下一任从克里斯玛型领袖个人手中继承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开始明白，新政治秩序如何制度化或者新秩序是否会演变成一个更加单调的个人统治制度这点的真正意义。这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大家对领袖的继承问题会有着广泛的兴趣（e。g。；Burling；1974；Calvert；1987）。　　　　
　　　　即便克里斯玛型权威能够有效地用来建构新的政治组织，第一届领袖的继承也可能是动摇不定的。但是，在一个“成功孕育成功”（success…breeds…success）的机制下，随着时间的流逝，领袖职位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过程将变得日益可以预见。换句话说，尽管第一次继承可能多少有点令人痛苦和难忘，但是日后的继承过程将因为制度化和惯例而变得更加容易。杰克逊和罗斯伯格（Jackson　and　Rosberg，1982b，p21…22）认为在作为法律实体的历史更为悠久的国家（比如本世纪革命之后的中国和俄国），更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果（但远非必定如此），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国家层次上的既存的政治传统更多一些。相反，在作为法律实体的历史更为短暂一些的国家，比如在大多数次撒哈拉非洲国家，领袖继承可能仍然问题重重。　　　　
　　　　如果领袖职位继承的进程没有有效地制度化，那么，很明显，克里斯玛型权威没能用来建构牢固的政治制度。在那种情况下，最有可能出现领袖继承的个人化或世袭化局面（Zolberg，1966；Roth，1968　；Jackson　and　Rosberg，1982b，1984b）。个人统治会遇到克里斯玛型权威统治的问题，甚至问题还不止这些，因为世袭统治者很少能显示自己具有类似于个人魅力的天赋的东西，并且很少声称自己具有特殊的政治使命。确实，正如希欧伯德（Theobold，1985，p555）所指出的，在特定的基础上，这种个人统治的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任务和权力，都是由最高统治者来委派和确定的。在权限和固定薪水都没有明确界线的情况下，任职者和职位之间的分别也不可能明确。这方面的相关的例子包括许多军事政变中的来历不明的官员，或者也包括海地的杜瓦利埃父子。　　　　
　　　　当然，不管是否已经制度化，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应具备个人的政治技巧。然而世袭领袖职位却要特别些。在第三世界政治中，世袭统治包含有典型的被称为“庇护主义（clientlism）”的宗主…庇护（patron…client）关系现象，在这一现象中，领袖们被绑在一起，他们利用联合组织、追随者甚至利用敌人（就这一现象，请参Schmidt　et　al。1977　论文集）来相互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结构可能会以类似于组成联盟（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政治活动来讲非常普遍，并不显得非常特别）的形态出现。但是它们的任何相似之处都比现实要显得明确些：　　　　
　　　　个人的宗主…庇护关系取决于关系模式中的个人，并且它无法象制度那样延续下去。尽管宗主…庇护关系的纽带体系能够超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和财产、地位而存在下去——就象制度所做的一样，尽管制度同样会受到个人权力和财产的严重影响，但这种宗主…庇护关系与政治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统治者的改变…能够很大程度地改变既存的庇护关系模式以及与这种庇护关系模式缠结在一起的政治财产和政治地位状况（Jackson　and　Rosberg，1982b，p40）。　　　　
　　　　因为个人领袖职位最终要依赖个人而非制度，所以它天生就不稳定。在个人统治中，任何看似各得其所的机构实际上都是脆弱不堪的，因为这些机构被领袖们控制和占领着（Pye，1985，p23）。个人统治的显著特征在于领袖职位的改变，标志着组织代际更替年龄的钟表又拨回到了起点（或者至少倒退了许多），因为它缺乏一个能提供继承框架的机制。相反，它的领袖职位的改变是通过越出宪法的军事政变，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巴比·多各斯接任海地总统职位是因为他父亲在1971年逝世）。　　　　
　　　　所有这些都强调了制度的代际更替年龄对于国家政治能力的中心地位。至少从韦伯开始，有很多人强调：如果制度效率低下，就需要使它惯例化、程序化。由于克里斯玛型权威强调个人因素，这样，它与惯例化、程序化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在创建新秩序上，克里斯玛型权威最为重要，但这种权威生来就注定短命。当克里斯玛型权威演变成世袭性的统治时，刚刚形成的惯例和制度仍然保留有个人基础。代际更替年龄的意义源于制度化对于政治能力的中心地位和这一事实：它是一个把我们的学术注意力重新引向领袖职位继承过程的惯例化和制度化的东西。


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21节　小结

　　　　组织年龄对国家政治制度能力如何施加影响，这种施加影响的方式有何重要性，这都是我在本章中要强调的问题。我的分析是在总体上借用韦伯对组织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来展开的，同时我强调组织更新倾向的重要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秩序的建构和马基雅弗利所认为的完全一样的困难。我对这点的强调与对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研究中重申过的问题完全一致。尽管那些新兴国家与三十年前没有多大变化，但它们的相对年轻仍是它们最为显著的政治特色。　　　　
　　　　我探讨过制度年龄的两个组成部分——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当然，二者相互关联，尽管如此，可能还是会有人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