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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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为的制度是政治能力的关键和中心的观点只是一个一般性的观点。在第四章中，我着重于界定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制度的特定组成部分。根据对始自马克斯·韦伯强调更新倾向的分析研究，我认为与组织年龄紧密相连的惯例化是政治能力的关键的要素，而且组织年龄也需要根据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的标准来加以考察。组织年龄的三个要素是独立的，它们是：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年龄，最近实行宪政秩序的年龄以及在宪政秩序中最高领袖继承发生的次数。
政治能力的另一个要素是合法性。制度年龄影响政治能力，凭自己的地位，合法性也应得到研究。这个问题会在第五章得到解决。根据在第二章中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我认为，在不公开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就能解决问题和冲突的意义上，制度或政权就是合法的。但是合法性是一条“双行道”，我们需要关注被统治者表现的同意和服从的程度。相应地，我也认为合法性是一个表现对政治秩序的非正规的或暴力的挑战的反函数。
在第六章，我集中探讨如何度量根据制度年龄和合法性标准来界定的国家政治能力。在这里，我把一般性的定义和具体的操作指标连接在一起。当然，政治能力的测量必定不精确，但度量标准的确定也可以减少定义的模糊性，尽管如此，它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第六章中采用的数据影响到数值的次序，并可以用来对政治能力进行民族国家间的广泛的比较。
最后一章我要探讨这些研究对未来的经验性研究工作的启示，并把我的视角和其他学者的角度进行比较。我贯穿本书的目的是要提供一个关于国家政治能力研究的新的概要。
有很多学者阅读了全部或大部手稿，并作出了回应。我要感谢加布里埃·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肯尼思·A·伯伦（Bollen； Kenneth A。；），米凯尔·布雷顿（Michael Bratton）； 布鲁斯·布伊诺·梅斯裘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 玛丽·杰克曼（Mary Jackman）； 莱特歇·洛森（Letitia Lawson）； 阿仑特·利日法特（Arend Lijphart）； 西蒙·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特里·默伊（Terry Moe）； 肯尼思·奥甘斯基（Kenneth Organsk）； 布莱恩·思尔沃（Brian Silver）； 兰多夫·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他们对我的手稿给予了非常有益的批评和评论。尽管我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建议，但是本书由于他们的建议而要好得多。米凯尔·布雷顿也将我从一个令人烦恼的章节中解脱出来，而布鲁斯·布伊诺·梅斯裘塔却将我引领进著名的斯普勒工会（Labors of Bertold Spuler）。玛丽·杰克曼近期著作《父权主义和冲突》（Paternalism and Conflict，1993 ）一书的读者将会认识到我已经欠了她知识上的债务，尽管我们有不同的经验关注焦点。朗·罗杰罗（Ron Roggiero）在查找资料上的帮助是无价的。在过去几年，我与很多学者讨论过此书的不同部分。尽管在“国家新闻”（State News）上能发现一些令人欣慰的东西，但大多数并不如此。此书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和集体性的回应才有相当的完善和提高。
在斯坦福行为主义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 at Stanford）的伙伴的帮助下，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完成了我的初稿。正如许多人发现的一样，我发现这个高级研究中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跨学科环境，它的作用在文中只现一斑。我要特别感谢玛格丽特·阿玛拉和罗森·托尔（Margatet Amara and Rosanne Torre）在提供书目上的额外的帮助，还要感谢弗朗西斯·杜伊格南（Frances Duignan）在确保所有关键事情得以运作上提供的帮助。我还要感谢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和政府事务研究会（Institute for Governmental Affair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学术委员会（Academic Senate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给予的关键性的支持。拉凯尔（Rachael）和索尔·杰克曼（Saul Jackman）明智地保留住对自己的冷静（表现得好象他们已经有了另一选择），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诸如约罗县防止虐待动物协会（Yolo County SPCA）和英式足球上。不管别人是否会认为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使本书显得更加完善，但他们的努力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
由于他们的帮助，我才产下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鸭蛋”，但这只是证明了我作为一个“丑小鸭”的缺陷和无能。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1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1）
我们生活中所见所想的大多数变化都应归因于我们赞成或反对的思想。
罗伯特·福罗斯特；《黑房子》 “The Black Cottage”
直至50年代早期，比较政治研究都局限于非常狭隘的外国政府的研究。比较研究至少在以下两重要方面受到限制。其一，比较研究起初只是框架性的（configurative ）研究，把研究的重点仅放在正式的制度安排（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和政治制度史（political institutions ），满怀希望能藉此说明特定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其次，研究对象也仅局限于一小部分国家。典型的现象常是，一篇关于比较政府的论文事实上只是撷取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二战后的苏联政府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描述。
这两大局限导致了一大批强调个案研究重要性和否定从案例中得出结论这一做法的文献。比较政府研究隐含的意图不是要对政治现象作出比较或总结（下结论），而是要获得一些对西欧一些国家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至少，这样一种认识会有助于孕育出对美国政治现象原貌的更为广泛的理解。但个案研究强调的是全国性的差异（cross…country），而不是其相似性，也不是简单相加而成的类似于知识集合体的任何东西（Eckstein ，1963），实际上，那不是它们的目标。
然而，在最近的三十年里，这些情况大多已发生变化。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和与之相伴生的“第三世界”的兴起。即使很难说印度次大陆是第一块获得独立的地区（一般认为是拉丁美洲首先获得独立），但由于下列两个原因印巴分治及其非殖民化因而显得最具影响。首先，大英帝国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一直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其次，印度被认为是英国殖民体系上最大的一颗明珠。印度的独立为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最终解体和其他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提供了动力（Smith；1978；Fieldhouse ，1982； Low，1982）。
非殖民化进程贯穿了整个五十年代，而1960年宣布民主独立的国家的数量是空前绝后的。人们容易忘记，联合国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仅有五十一个会员国。可是从那年起，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猛增至150个。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个变化在今天使得人们认为殖民统治不具合法性。民族主义在今天…不管好坏…成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Gellner，1983）。联合国宪章也把民族自决权列为最主要的权利。
民族自决权是二十世纪特有的权利，理解这点至关重要，同样，认识到民主观念在帮助赋予民族主义合法性和削弱殖民统治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对殖民统治的最大不满是殖民统治者既不来自也不代表被它统治的人民（Emerson ，1960，243）。因此，削弱宗主国合法性的一个途径便是提高建构民主制度的呼声。建构民主制度也就成了用它来赋予自己作为本国居民代表的合法性的殖民地精英的一个力量源泉（Emerson，1960，242…243；Young ，1976，Chap。3；Collier，1982，32…33）。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要求独立的殖民地精英在他们成功之前不信奉民族自治和民主政体的一致性（Shils ，1964，103）。
非殖民化明显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没有明确主权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独立的民族自治政府（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个殖民地和平地获得独立），帝国权力在1945年后仍给人一个在殖民地平静的存续的印象。欧洲人认为，如果必须离开，那么，用（麦肯齐）Mackenzie的话说，就是“必须体面地离开，体面则根据欧洲人的标准被定义为在殖民地必须建立良好的政府和民主制度”（1960，465）。
对于新兴国家来讲，主权该转让给谁并不总是明确的，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这在民族运动和民族组织中已经得到明确，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并非如此。即使在民族主义组织中已经界定，但政治参与者对何种权力转让给谁的问题并不总有自信。哪个民族运动最具代表性？谁的民族运动？民族边界应该划定在哪？印巴分治是最经典的例子，正如随后一一发生的事件表明的，甚至分立也并非永恒。
如果非殖民化给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带来了问题，那它也给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带来了研究的空白点。比较政治学领域最初关注主要欧洲国家（老牌国家）的特点使得它对新兴民族国家出现的反应措手不及。然而，比较政治学家要赶上形势并不需要走很长的路。尽管在五十年代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几乎为零，但到六十年代初期这方面的文献就非常丰富了。确实，六十年代非殖民化进程达到顶峰，六十年代也代表了几大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顶峰。
最为著名的是，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 ）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Ａreas）的出版。这本论文集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成为数年后由比较政治学委员会（mittee on parative Politics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发起的政治发展系列研究的基础。 阿氏和他的伙伴们对民族国家政治体系政治能力的问题和政治进程怎样与外在更广的社会经济环境隔离给予了足够的学术关注。
他们用输入、输出功能范畴来标示各政治体系的共同特性。他们把输入功能分为四类：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交流。在输出或能力方面，他们强调政治决策、政策实施、政治裁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及其同事并不认为在实现其功能时各政治体系同等有效，但他们认为成功的实现各项功能是政治发展的关键。
同年，西蒙·马丁·利普塞特（Semour Martin Lipsets）出版了《政治人》（Political Man）一书。作为其对政治社会化领域研究的一部分，他对维系稳定的民主制的因素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分析是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欧洲民主政体的崩溃，他还是从拉美经验中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同步进行是稳定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利普塞特进一步提到经济发展的时机和民主进程的步调 是民主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
在1960年拉普特·爱默森（Rupert Emerson）出版了《从殖民帝国到民族国家》（From Empire to Nation）一书，这是一本研究亚洲、非洲非殖民化进程和主权从殖民帝国转到地方精英手中的专著。他追述了西方向外扩张并最终因它而削弱殖民扩张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横贯全世界的扩散史。他还谈到了非殖民化进程对前殖民地随后政治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关政治发展的文献迅猛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61年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Social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论文的发表，他在此文中分析了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制度的生命力、社会变迁与度量社会变迁的各项系统性的经验指标之间的关系。克利福特·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1963年发表了同等重要的论文《整合革命：新兴国家的原始情感和公民政治》（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据称为是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最大影响的问题上：民族国家情结及与之相抗衡的宗教、种族、语言、地区情结的整合。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2节 早期的发展文献（2）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亨廷顿（Sameul Ｈuntington）在1968年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了“到底什么是政治发展”的问题，并回答说：政治发展就是高效的、能确保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创建，简单的说就是政治制度化（1968，VII）。早期的一些文献把政治发展等同于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这被很多批评家认为是种族中心主义 的体现。更公正的说，正如我早已表明的，作为非殖民化运动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论根据就是民主思想。为了避免这种简单的等同，亨廷顿努力寻求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制度化的水平”（1968，1）。 因而亨廷顿过分强调秩序和稳定。
亨廷顿的创造性分析源自他对政治制度的细心关注。早期学者在宽泛的社会变迁与政治发展的边界上模糊不清，亨廷顿却对此非常清楚。他把政治制度化界定为四个组成部分：调适能力，复杂性，自主性，内聚力。套用这个公式，发展就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政治制度的调适能力、自主性、复杂性和内聚力的程度越高，该制度的能力也就越强。拥有制度能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它的政府的层次也就相对较高。
制度化这个概念内涵丰富，确实，人们普遍认为亨廷顿的书对政治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最为彻底的清扫。无论是在对政治事件的平常的议论还是学术争论中，政治真空的概念一直得以使用（e。g。； Zolberg 1966；chap。1）。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时期，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在欧洲势力撤退后，将给当地留下一个没有清晰边界的政治权威的真空。或许关于这一问题最为著名的论述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和1947年的演说。他说，工党政府由于印度次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迅猛发展。他断言在当地没有可以接受权力转让的代表性组织，权力撤退的唯一可能的结局就是混乱和屠杀。 最近，我们目睹了黎巴嫩自1975年内战爆发后的一些事件。我们不幸地看到1975年以后黎巴嫩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能控制整个国家，反之，不同的党派、组织、势力控制着国家的不同部门，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