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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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黎巴嫩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政府能控制整个国家，反之，不同的党派、组织、势力控制着国家的不同部门，并在军事上相互竞争、抗衡。在国家的层次上，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或派系联盟具有打败对手的实力从而留下了政治真空，这就是内战的实质。这种惨剧在北爱尔兰继续上演着。毫无疑问，新教徒势力由于有英国的军事支持而比其它派系或比黎巴嫩的各个势力更有能力实现对国家的控制，但控制远未实现。在爱尔兰遗留的政治真空比黎巴嫩要少，然而政治制度受到自身力量的强烈限制。北爱尔兰的中央权威缺乏解决问题的政治途径，政府机构脆弱不堪也就势所必然。
最近，我们经历了前苏联及其东欧保护国的崩溃。新成立的十五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力值得怀疑，源于种族权利要求的内战也就很有可能伴随着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政治分裂而爆发。通过对这一问题（为民众广泛认可的政治权威的缺失）的关注，制度的脆弱性问题得到了强调。
因为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楚的关注，亨廷顿的分析也就显得更趋重要。它提醒我们政治能力的衰弱不只是一个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简单问题。黎巴嫩居民的文化素质在中东国家中最高，在1975年前，贝鲁特还是一个商业和金融中心。确实，在1975年之前，黎巴嫩还被普遍认为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有可能实现民主的国家。与此相似，与世界范围内的其它经济模式相比，北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这些例子清楚的表明社会的现代化不一定就会带来政治的发展。
亨廷顿的分析模式还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政治衰朽（political decay）可能发生，制度也可能崩溃。换言之，不象某些更为乐观的现代化研究学者所说的那样，政治发展不是伴随着工业化的社会变迁的自然结局。与此同时，政治衰朽的可能发生意味着发展不是一个畅通无阻、直线前进的过程。
但是，亨廷顿的观点还有更深层的意义。他认为，工业化、非殖民化以及其它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没有预料到的、与维持秩序相冲突的大众参与政治的要求。如果要在广泛的、非组织性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和有限的、而又是有组织的大众政治参与活动中作出选择的话，亨廷顿倾向于第二种选择，因为在他看来，秩序最终是更为重要的追求目标。在政治真空中由于缺乏组织性和连续性，参与必将导致混乱。因此，在政治结构脆弱的国家里，不应该鼓励大众参与。
亨廷顿用一个等式来表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是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比率（1968，55）。不稳定不只因政治容量（political capacity）的低弱而产生。 确实，假如大众参与不足，即使制度化的水平低下，同样可以维持政治稳定。只要参与的水平和政治容纳能力保持一致，政治动荡就不太可能，亨廷顿把这种情况（参与的水平低于容纳水平）称为公民政体（civic polities）。
问题是假如参与水平超出了容纳能力，比如说在执政官政体（praetorian polities） 中该怎么办。其实这才是亨廷顿真正关心的问题：
要想以这些国家的政府形式来给它们分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无庸置疑，美国是立宪民主制国家，苏联则是共产党专政的国家。但是，印尼、多米尼加、南越、缅甸、尼日利亚、厄瓜多尔、叙利亚等国家实行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它们也进行选举，但它们的民主显然不是丹麦和新西兰实行的那种民主。它们有专制统治者，但又没有共产党国家那样高效的专政。唯一人之命是从、依赖个人魅力的领导者或军事独裁者都曾大权在握。把这些国家列入任何一类政府形式都行不通，因为捉摸不定、集各种政体的脆弱性于一身是它们独具的特征。具有非凡魅力的派系首领、军人政权、议会政权、深得民心的独裁者，你方唱罢我登场，眼花缭乱，无法预料。政治参与既不稳定，也无规则，在这种政体和那种政体之间来回摆动……这种动荡是缺乏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参与超出政治制度化限度的明显标志。
这种动荡不安正是政治发展缺少现实基础的外在表现。
尽管亨廷顿比他的前辈们对政治结构明显给予了更多关注，但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对此问题有过总体的论述。例如多伊奇就曾说过，在政治能力匮乏的国家，社会流动可能导致不稳定，因而社会流动的步子要适中。奥而森（Olson）在1963年有过近似的论述，他说，迅速增长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和经济的混乱，而这又加剧不平等并最终引发政治动荡（Olson，1963）。根据这类论述（Geertz，1963；Almond，Powell，1966），可以说，过快的增长不一定会带来政治能力的同步、协调增长，期望的增长超出了整合和满足这些期望的制度能力的范围。
在有了这么多的学术回顾之后，加上过去三十年来大多数非洲国家糟糕的经济状况，有人或许要问为什么要对快速增长和大众参与的问题给予这么多关注。问题就在这些学者对新旧国家进行对比后发现，老牌国家或平坦或曲折的政治发展都花了几百年的时间。它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并不完全一样，但在大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产生之前，它们的领土已经通过军事征服或其余手段得到固定，制度已经形成并日趋完备。此外，新兴国家必须面对一个与老牌国家形成完全不一样的国际背景。
人们不要忘记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态起源于欧洲（Bull；1979；Badie； Birnbaum；1983；Gellner；1983；Hobsbawm；1990）。一些人把现代民族国家看作是已经消失的欧洲势力在当地留下的遗产 （Bull，Watson ，1984，2）。尽管安德森（Anderson）已把民族感情的起源追溯到十八世纪移居美国的欧洲移民的后代（Creoles） （1991，chap。4）；然而，艾利·克杜尔（Elie Kedourie）却进一步声称民族主义患的是欧洲病（“The European Disease”，这一术语引自 Geertz， 1977，249）。当代国际体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的欧洲，作为现代国家，新兴国家要比英国少两百多年的历史，比德国和意大利要少一百多年 。许多欧洲国家（nation）的历史甚至比亚、非、拉的新兴国家的历史更短 （Connor，1990）。 国家权利平等和主权平等的原则确立的历史还不到一百年，这一原则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的建构后得到遵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的成立时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述（Bull和Watson，1984）。成年人都应享有公民权利的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并行则是非常晚近的事（Bendix，1978）。
因此，人们对新兴国家的经历与老牌国家的截然不同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更明显的是，新兴国家同时经历了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nation and state building）、巩固政治制度、满足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的过程。用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新兴国家今天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它们必须面对累积的革命要求。人们要求参与、要求国家民族的统一、经济状况的好转、法治和秩序，并立即、同时予以解决。”（1966，39；还可参Rustow，1967，227…33；Linz，1978，7）。正如我早已提到的，创造了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建构在源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强调代表制的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对代表制的强调本身引发了大众参与的要求并使它日趋高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历史并不能为新兴国家提供一个清晰的蓝图，政治参与的问题就只是新兴国家的特殊问题， 因而要关注政治参与，要强调政治秩序。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3节 对发展研究的批评
在七十年代，整个发展的思想遭到两个方面的攻击。首先是我们姑且把它叫作纯粹主义者（Populist）的批评，他们声称，正是政治发展这一名词本身把一些毫无根据的、带有目的论色彩的东西带入分析当中，发展概念的使用必定表明发展论者在先念中预设了一个目标，这一目标就是西方的制度。引用批评家的话说，就是“由于西方政治、文化霸权作怪，种族中心主义已经甚嚣尘上，仿佛只有西方的政治发展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模式”（Kesselman ；1973；153）。用这种观点去衡量发展思想，它只不过是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魏雅达（Wiarda）接下来认为我们必须对发展或现代化这类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再认识，比喻在定义、概括或对现实进行描述时非常重要，但不应把它误认为是现实本身。比喻方法在对现实进行描述时不仅有着各种局限，而且这些比喻是西方的，与非西方世界既相关又不相关（更多情况是属于后者）（Wiarda；1981；Janos；1986；65…66；Somjee；1982；chap。1）。
与此一道，还有人反对在发展研究中对政治秩序的过分强调。正如我早就提到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进行分析的核心概念，对其他许多研究政治发展的人来讲也是如此（e。g。；Zolberg；1966）。反对意见认为政治秩序并不一定是需要予以重视的唯一价值。专制统治也可能维持“秩序”，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站在专制统治的一边？难道那些竭尽全力消除暴政的人也是在制造混乱吗？在亨廷顿看来，真正无序的是暴力政体（执政官政体），对其它的一些东西，他却加以回避。没有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大众参与只会产生过度参与的政治危机。确实，亨廷顿进一步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
通过考察是否存在能够满足大众利益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对发达社会和不发达社会进行政治上的区分。我们还可以借助它来区分道德社会和非道德社会。制度化水平低的政府不仅是脆弱的政府，还是坏政府。一个缺少权威的脆弱的政府，既是一个无法实现自己使命的无能的政府，还是一个官僚贪污成风、军队胆小怕事、教师愚昧无知的道德败坏的政府（1968，28；斜体为原文所加）。
批评家们发现对秩序的重视和把秩序与道德连在一起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既然权力地位的维持是它们的必要条件，那么采纳这种关于权威的观点就是在骨子里头存在着天生的偏见。”（Hopkins，1972，275…76）。另外一位学者说道“秩序是上层强加给大众的，这样大众就是政府政策可以随意操纵的对象……对政治秩序的绝对重视导致了对过去同样得到重视的一些对象，比如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当然还包括政治民主化的轻视和再思考。”（O’Brien，1972，363，365）。考虑到美国越南外交政策的明显失败，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问题（Smith，1985，543）。
对发展研究的第二个攻击来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批评主要集中体现在这一主张上：民族国家并非彼此是分离的，而是置身于一个更为宽广的系统中。这是一个强国家的统治阶级剥削弱小的、依附国家的世界体系（Baran；1957；Furtado；1964；Frank；1969；学术会议的发言。）。按照依附理论的这种说法，发展研究正因为假定发展是一个由内部力量支配的过程而误入歧途，认为更具现实意义的做法是去证明强国的精英用什么方法造成了依附国家的不发达。外国资本对穷国的经济运行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象跨国公司那样的外国机构也可能会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自主，这是依附理论千方百计要加以改变的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在对后独立非洲进行研究时，与新殖民主义分析视角类似的观点多得惊人——它们都含蓄地主张非殖民化运动与其说是真正的成功，还不如说是表面上的成功。
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a，1974b）的世界体系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非常重视，在这一体系当中，中心国家（强国）剥削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布局中，有一部分国家居于矛盾的、模棱两可的位置，这就是半边缘国家（e。g。Chirot；1977）。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世界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整合的、统一的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自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或“对比分析的实体”（1974b），当今的政治模式只能放在源于十六世纪的这一体系中去理解。
按这一角度去考虑，民族国家的自主就没有分析的空间。事实上，世界经济是基本的分析单位并不含有这种意思。它只是认为由于这一视角的局限性或者不相关性，使得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误入歧途。民族国家只是一个局部层次上的统一体或非系统的东西（Wallerstein，1974b）。它的政治机构甚至从潜在的意义上都没有自主性。比如说，在一个“中心国家的统治集团与边缘国家的统治集团借助一种可怕的方式互相紧密联系的”世界中就是如此。因此，七十年代中期沃勒斯坦（1976）宣告整个“现代化”理论的死亡完全恰当，这丝毫也不令人觉得奇怪。
最近十年内，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中清醒过来的人日渐增多。首先，有些人认为沃勒斯坦对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历史的解释具有根本性的缺陷（e。g。； Skocpol； Gourevitch；1978； Smith；1979； Zolberg； 1981； O’Brien；1982）。奇洛特（Chirot）则走得更远，他认为用韦伯的观点来解释西方的兴起要更为准确。 与此同时，我们很难从依附/世界体系理论中找到有关能够解释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当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不平等的令人信服的系统的证据（Philip，1990）。比如说，跨国公司的投资并没有阻碍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Jackman，1982；Firebaugh，1992）。一些有效的证据也并不足以证明处于世界经济非中心地位的相关国家就会加剧国内经济的不平等（Bollen ，Jackman，1985）。
其次，在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学派里，开始有人认为民族国家至少在有些地方可以灵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有些学者已开始重视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可能性。按这一观点，有些国家，尤其是那些半边缘国家，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经济发展（e。g。；Cardoso和Faletto；1978；Evans；1979；Haggard；1990）。依附发展的主张仍然重视国外资本和跨国公司的作用，但可以通过制度及其实施者来对它的作用进行修正和调整。他们甚至认为中心地带以外的国家可以取得真正的经济增长。
也有人并不认为依附发展理论对世界体系理论有很大的修正。例如，史密斯就认为对当地因素、国家角色和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意义的认识并没有拒斥依附理论方法的必要。他反而这样认为：依附理论的著作并非头脑简单的表现，相反，去学习它的那些使它自己能够产生不同学术派别并能使自己及时改变观点的分析概念，就一点也不奇怪……象其他连贯的理论思想一样，依附理论也有保护自己免受威胁和保持自己学说完整性的阀门（Smith，1985，555…5；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然而，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学习它的什么东西，最初的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