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暴力的权力-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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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然而，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学习它的什么东西，最初的依附/世界体系理论吸引人的是它的连贯性及一致性。一旦我们接受上述三大修正，整个理论将因失去它的一致性而变得折中和无所适从。确实，接受这三大修正，意味着整个依附理论将要失去它的理论上的特殊性。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把这一学说当成意识形态或教条来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它代表的只会是“本末倒置”（Almond，1987，117…47；Packenham，1992），它的有效性也只有通过诉诸神学的标准而非世俗标准来加以判断。这也是社会科学家应该高兴地给自己开脱的一项任务。
国家的作用可能变得日趋重要的观点正在成为最新的正统思想 （请参Krasner，1984；Benjamin，Elkin，1985；Evans，Rueschemeyer，Skocpol，1985；Nordlinger，1987）。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强国家 ，当然，只要它是一个强国家，学者们就认为甚至在一个由超级大国和跨国公司主宰的世界中，政府在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仍然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又有了对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进行研究的兴趣，可对这一概念仍然没有界定清楚。强国家被说成是更能够对环境进行控制的国家。在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确实比弱国家更有力量。国家力量（strength）与政治容量（capacity）或政治能力（capability）密切相关的观点，也就是说，当前对国家（states）的理论关怀事实上反映了对推动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课题的再度重视。
除此以外，在国家到底由什么构成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一些人认为它包含官僚机构，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包括政治人物（政府首脑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人把国家等同于制度甚至国家层次上的政策（我将在第三章中讨论这一问题）。国家概念的这些差异使人回忆起早些时候区别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munity）、政体（regime）和权威（authority）的种种尝试（Easton，1965）。通过以上的对照分析，使我们认识到由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经验参考价值的模糊性，使得对它的研究难以为继。我相信最近对“国家”这一概念内涵界分的尝试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遭到同样的命运。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4节 对发展批评的再思考
我们又应怎样去理解过去三十多年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变呢？对这一问题的一般解释是六十年代遍及整个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信心在七十年代已经消失，而到七十年代末，发展研究处于一个危急状态（e。g。；Hermassi；1978；Smith ；1985）。另有一些人认为六十年代对发展的研究是第一代，依附理论则是这一研究的第二代，试图超越早期争论、对国家的最新重视的发展研究则是第三代（e。g。；Kohli；1986）。换言之，有很多人认为，六十年代发展研究的一般分析框架已经完全为一个新的理论取向所取代。正如克拉斯勒（Krasner，1984，226）所指出的：
暂且不管新的国家取向的研究之间有何不同，但这些研究确实给曾经支配美国政治科学的研究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空间，回答的是全新的问题，调查的是全新的经验现象，提供的是一些全新的答案。
库恩（Kuhn，1962）认为规范的科学（normal science）研究是在特定理论范式（paradigm）的背景中进行的，范式就是界定关键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现象可以引用库恩这一观点来解释。当流行的规范科学的理论范式难以解释新现象时，科学也就充满危机。结果就是主流理论范式的转变。 有人把库恩的思想应用到政治发展的研究上，并认为六十年代的理论范式到了七十年代就站不住脚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一次显著的范式转变发生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戈普（Skocpol，1985，8）写道，“一场发生在宏观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转变正在进行，它包括对在经济和社会中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另外请参Chilcote，1981；Krasner，1984；Janos，1986）。
然而，对二战后政治发展研究的简要回顾让我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那就是我们的研究兜了一个圈子。尽管很少有人承认，当前对国家的研究与六十年代对政治发展的早期研究有着许多共同点（Binder，1986有相近的结论）。特别是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而非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的观点与亨廷顿对政治制度自主性的强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国家主义（statist）的支持者认为旧有的发展研究完全忽视了国家的作用并且把这归因于本质上属于行为主义（behavioral）的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的政治研究的方法（e。g。；Krasner；1984；Skocpol；1985）。然而，只要我们带着问题去阅读发展文献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并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些研究的主要学者例如爱默森（Emerson；1960）、吉尔茨（Geertz；1963）、派伊（Pye；1966；chap。1）非常清楚的关注国家这一问题。亨廷顿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集中关注也含蓄地表明他对国家的集中关注。认为这种发展研究沦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牺牲品的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象政治能力（political capacity）、社会流动和种族差异等概念所指的是社会和民族国家而非个人的特征。
对上面观点的明确的反驳是，历史分析忽略了新的国家取向研究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在早期的研究中就遭到了忽视。然而，就这一点，史料并没有明确的记载。首先，早期界定政治发展概念的尝试遇到的困难与更晚近的研究遇到的困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已普遍使用国家力量（strength）一词，但仍需对它予以界定和说明。确实，从研究国家由何构成这一课题迄今的十年里，它的含义一直没有得到明确。比如，著名的论文集《把国家带回》（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就没有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唯一给国家概念做出明确定义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国家是一套被授予权威，以制定对居于特定领土内的人民和组织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并加以实施（如有必要，就使用暴力）的组织体系（Rueschemeyer ； Evans ；1985；46…47）。霍尔和伊肯伯利（（Hall，Ikenberry，1989，1…2）提出了相同的看法。确实，韦伯的定义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他留下了几个没有解决的关键问题。对始于韦伯国家定义的早期发展研究的回顾是非常有用的（e。g。； Almond； Coleman； 1960； 5）。
其次，试图界定国家含义的那些著作很少包容新的内容。埃文斯（Evans，1979）对巴西的依附发展有声名卓著的分析，他特别关注国家的作用。尽管埃文斯没有明确界定国家这一概念，但他指的国家看来似乎是指国家的政治能力（capacity）。
国家机器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政府必须控制其它的机构和组织，以便对自己的行动提供刺激和支持。最后，知识、技术和对信息的控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79，44）。
这看起来与亨廷顿关于政治制度化的标准完全一致，尽管后者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举例。亨廷顿把一个强大的政治机器看成是保持秩序和控制的手段。埃文斯则把它当成产生有效控制和进行积累的工具。
有趣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更为准确的定义。按照芬纳（Finer，1975，85…86）的观点，当代的民族国家有以下几个特征：
承认公共最高政府机构的特定领土范围内的居民人口；
这一政府由执行决策的公共服务和军事服务机构所推动；
拥有主权国家的地位；
有一个建构在共同国籍的自我认识上的对共同体的情感；
在其成员共同承担责任、义务、并共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
的意义上，该国的居民构成一个共同体；
芬纳的定义比近期的一些论述更为具体、明确。即便如此，他的界定与早期对发展的定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确实兜了一个圈子。这一结果使得伊斯顿（Easton）下结论说，近期对国家的关注已演变成概念界定的狂热，这种狂热给了人们一种并没多大必要的研究的合法性和归属感（in…ness）（1981，306）。
如果说我们从六十年代直到现在兜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起点的话，那么再回到五十年代的分析传统中，我们等于兜了一个更大的圈子。我在开头早已提到，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研究是对被自身取代的结构主义方法的一种回应，在结构主义避免一般化的地方，我们却鼓励政治发展研究去一般化（generalization）。
在过去的大约十五年的时间里，历史主义（historicism）得到复兴。每个国家看起来似乎都有着一个特定时期特定产物的唯一的政治经历。比如，瓦仑求拉（Valenzuela）就说：
依附理论最初是一个并没有声称自己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历史主义分析模式。这是依附理论并不关注精确的理论建构的原因，这种现象在现代化理论中也存在。依附理论更多的是关注历史分析框架生来就有的特定历史阶段（1978，546）。
这一论述与《评论》（Review）杂志有相同的倾向。它们都认为历史在跨越时空的经济分析中、在空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理论学说的转变中都居于首要地位。 可是，它们实际关注的东西多少有点不同，埃文斯、路斯彻米尔（Rueschemeyer）、斯戈普都强调自己希望国家力量……的问题可以仅通过辨证思考国家与社会间的非零和博弈及复杂的互动来引起讨论（1985，355）。在赞成他的归纳是采用历史主义的归纳法后，奇尔科特（Chilcote）进一步论述说：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从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时代、文化，观察世界的角度都有不同。真理只是相对于观察者所属的特定时代和文化来说才为真理，真理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1981，69）
最近，拉金（Ragin）主张我们放弃变量取向（variable…oriented）的比较研究方法，而代之以强调在个案中不同的特征和原因都适合的案例取向（case…oriented）的研究方法（Ragin，1992，5）。他们声称案例取向方法的优势在于估量事物的复杂性这一目标要优于获取对事物一般性的认识这一目标。与其选择关于现象所属类型的更为宽泛的或然性观点不如选择关于现象所属类型的更为狭窄的必然性观点（Ragin，1987，54）。强调复杂性、归纳法优越论（inductivism）、决定论和相对主义的论述看来很难得出一个有效的经验的一般性结论，或者说这些论述甚至很难与一般性的结论和谐共存（Gellner；1985；Kiser；Hechter；1991；Liberson；1991）。 三十年前，爱克斯坦（Eckstein，1963）极力主张简化（simplification）比较政治的研究，今天，他的这一观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
如果说历史主义有新的保守倾向的问题，那么我曾多次提到的后来的范式转变也有同样的问题。确切地说，在国家力量这一话题（曾经是政治发展的话题）的范围内，发生了一场话语的革命。但这并不表明研究的时尚也已发生转变，它只是一次话语的革命，而非实质性的革命。象早期的文献一样，当今的研究也从韦伯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但并不等于这些研究已让我们离概念界定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不管他们是如何声称早期的研究如何具有精确性和科学性，这些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的许多理论建构（比如输出功能和机构的自主性）用的是在现实中并不清晰的抽象的话语来加以表述的。
当我们对盛行于二战后的政治科学中的自负的抽象理论和夸夸其谈的发展理论加以整理时，我们其实是在对它进行净化（Tilly，1986，116），我们并且会发现，说近期的研究代表了一个范式的转变其实有点夸大其辞。这种转变假定了一套能解释这种经验现象而不能解释另外的经验现象的理论的实际存在。考虑到许多关键概念令人难以捉摸的特点，在早期的发展研究里，理论与经验事实的联系常是松散的。然而记住这些研究正在另一生疏领域规划新的研究方向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得出一般性结论确实进行了严肃的尝试。最近的文献最令人吃惊的是它的关键概念（最显著的是国家概念）的模糊性。把它与对历史主义的抛弃相联系，我们不难发现，从这些模糊的概念里头产生出有用的研究纲要的前景并不明朗。发展研究的各种方法和独立于各种需要加以考虑的经验现象之外的意识形态潮流一同兴衰。正如盖德兹（Geddes）最近指出的，
当一个学说产生了看似很有道理的偏见时，学者们感到没有必要去惹麻烦，再没必要去挖掘足以证明它的材料，因此，也就无法找到足以推翻它的证据。由于缺乏用来精确检测学术主张的次级学术领域的标准，因而意识形态的偏好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能施加特别有力的影响。 在缺少用来选择足以证明假设的证据的良好的学术标准的地方，在缺乏对早期研究有所偏爱的价值观念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压倒性的力量可以阻止意识形态对我们——在选择何种学说来作为自己的信仰时——施加自然而然的影响（1991，56）。
这里几乎没有关于范式转变的废话。
把历史主义与范式转变的问题搁置一边不管，对国家（state）的重新重视至少提醒我们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重要性。我早已指出，许多民族国家是最近的四十年里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在现在也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制度长期软弱无力，尽管边界是人为划定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问题仍很突出，可是这些新的国家已经作为一个地缘实体而存在下去。最近发生在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事情 代表了一种向前些时代即已明确界定的民族政治单位的回归。
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中国家明显是基本的分析单位（e。g。；Nettl；1968）。很明显，当今的国际秩序是一个保守的秩序，在这一秩序内，各国都在维持现状，维持民族国家作为司法主体的制度，并且都认为这与自己利害攸关（Young；1976；81…83；Jackson，Rosberg，1982a；Jackson，1990）。这一秩序被各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和不干涉它国的内部事物的原则所合法化。民族国家因而一直根据国际法来界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们成了本书关注的一个焦点。但这种定义的连续性掩盖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能力（capacity）的惊人的变化，而我正是要对这种变化加以辨析。
第一部分 政治能力研究的背景第5节 本书的目标
这本书的目标是要澄清一些关系到民族国家政治能力到底由什么构成的问题。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有许多国家脆弱、无效，另有一些看似并非如此脆弱的国家崩溃了——比如伊朗革命，放弃对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