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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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
揪人心痛的悲歌知多少！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
——秋瑾
你的血液里没有情人和春天
没有月亮
面包甚至也不够
朋友更少……
——顾城
凡事有头，本书亦然。
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
《周易》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有了生生死死才有了世界的进化，有了人间的喜怒哀乐。
人生舞台上，情感之歌千千万万，最为揪人心痛的一曲莫过于生离死别了。而亲历或感受过这揪人心痛之情次数最多的，莫过于医生这份职业了。
我是医生。
太多太多的生死离别的场景在我心底里沉淀着。时光流逝，岁月经久，那沉淀越积越厚，那场景激起的情感越来越浓。我抑制着，我总希望有一天，有一束阳光照射过来，使其慢慢化解。
然而，一直、一直没有能化解。
一切，都那么清晰地从脑海里浮起，一件，又一件……
上世纪60年代，读完了5年医学院的我，一竿子插到医疗卫生部门的最基层，鄂东一家农场的卫生所。这家卫生所只有两名医生两间房，一间是我的卧室，一间是诊疗室。人生第一次遭遇生死离别，阴阳两界就发生在那间不足20平方米的诊疗室里。
是60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的前两三天。
大雪纷飞。虽近黄昏，灰蒙蒙的天地被雪映衬得十分明亮。我一个人守着卫生所，守着一盏油灯。
响起了敲门声，进来两个男子汉，告诉我，他们家嫂子临产，孩子出不来，接生员正急，请我去帮忙。踏着深深的积雪，走了约七八里地，到了。那是汛区，那里农民住房的墙大都是用篾竹或玉黍秆编制，用黄泥巴糊就成的，风雪中像是在晃动。桌上一支燃着的白烛，在风中摇曳，时明时灭。灶间的火通红，比烛光还耀眼，显示出一点喜气和热闹。产妇在里间哼叫着，声若游丝。进屋一问一看，我急了！是初产妇，从没做过产前检查。胎位正吗？孕期血压高吗？各项生化指标正常吗？什么都不知道。接生员是只受过3个月培训的地道农村姑娘。她的出诊箱里只有红汞碘酒、剪刀、钳子、纱布和一支注射器，还不知作了怎样的消毒处理。在这间透风漏雨的房子里，靠两个出诊箱要保住母婴平安，这无疑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险事。我们尽心尽力，孩子头和一只手出来了。我已回忆不起当时的细节，只见阴部在出血，听见产妇在喘气，哇的一声，孩子总算出来了。而那出血用纱布塞不住，用冰冻不住，血压往下掉。我由紧张到害怕，由害怕又回到冷静。抬到诊所打吊针，补上液体，升起血压，抗休克，往下再往县医院送。这儿离县医院有五六十里地，到总场医院也要三四十里，直送恐怕会死在路上。两个男人将竹床翻倒，铺上棉絮。产妇就放进这简易的担架里，深一脚、浅一脚，直往诊所跑。一进屋就输液，找不到血管，瘪了，青紫色都不显现。只好在她大腿内侧切开股动脉推注。血管里已无血可流。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那瞬间我十分清楚，她年轻的生命已经终止了。一阵揪心的痛在胸前漫开。我还是把葡萄糖、升压药强行快速地推进了她的血管。……
任凭岁月之河流淌了30多年，尽管我更换了数个工作单位，那夜的哭泣与惨痛，那夜的内疚与悲哀，那夜的风雪与寒冷，连同那个年轻产妇惨白的脸与她脸上凝固了的痛苦神情，深深地、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屏上了。
我常常在梦里惊醒自责：刚出世的孩子为什么就这样失去了母爱？仿佛那孩子总在追逐着，总在喊叫着：“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两年后，我调到赣州市一家市级医院工作。
那是一个企盼阳光的季节。
绵绵秋雨淅淅沥沥下了七八天。
一夜急诊，平安无事。天亮时分，电话铃响了，总值班通知，马上出诊，地点是湖边公社石灰山大队。因淫雨久浸，那里几家农舍倒塌了，七八个农民被压伤。
救护车出城，在105国道上向北疾驶，走了10几里地，向西拐进窄小的泥泞乡村公路，厚厚的泥沙黏打着轮胎，坑坑洼洼，车速很慢。行驶了近2个小时，车停了，车前是溢满了秋水的稻田。雨雾中，可见稻田一边有人家，已听得见鸡鸣狗叫了。
司机按了几声喇叭，来了一个头戴斗笠的农民，自称是大队长，陪我们走进了一条更滑、更窄，泥胶更黏稠的山间小路。一弯又一弯，进了村，路两边是黄泥墙黑瓦房，又一拐坍塌的泥房呈现在眼前。迈过瓦砾，受伤的人安置在还没倾倒的里间和邻居家的厅堂上。桌上躺着的是孩子，竹床上卧着的是成人。村里人都来了，是围观还是在关心相助，说不清。一名赤脚医生简单地讲述了经过：大概在夜半（乡下人没有钟，只能是估计），雨大风猛，这几间房子哗啦啦地散了架。周围的人都醒了，抬的抬，叫的叫。我还以为只是压断了腿，擦破了皮。一看，我慌了手脚，这场面我从没见过。我急忙找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找大队长。大队长说赶紧往公社打电话。
没等他介绍完，我就向伤者扑去，首先抢救小孩，抠净他们鼻孔口腔里的泥土，尽管是全身发紫，我还是进行了口对口人工呼吸，做心内注射，做心脏挤压，总指望能救活一两个。近百双眼睛望着我。焦急、期待，希望出现奇迹。奇迹没有出现，我们晚到太久太久了。他们受伤已过去了9个小时，如果能及时赶到，如果当时可以就地抢救，一定会有生存者。有几个硬是活活窒息而死的！
在这偏远的山村，没有给氧的设备，没有输液条件，也不可能有呼吸机。他们没有抢救的基本知识。这儿只有“红汞碘酒，擦了就走”的简陋卫生所；只有“头痛发烧，APC三包”这样治疗水平的赤脚医生。医疗救护之神宛如是月亮里的那棵桂花树。
死者一共是6人，4个孩子，2个大人。最小的还只有3岁。
我只在做学生时，走在解剖室里才面对过这么多的尸体。每次学习解剖课前与后，我都会向死者深深地鞠一躬。是他们为医学的献身，才使我能顺利地走进神圣的医学殿堂。此时此刻，我低下了头，不知该祈祷什么呢？
祈祷雨季不再来？祈祷来生他们会更好？失去了子女，失去了丈夫，失去了骨肉，也许，也许这一切原本都不会失去。
救护车启动了，车后那呆滞、悲痛、无望的目光一直尾随着我。仿佛穿越了时光的隧道，几十年来时不时地扎向我的脊背。
在赣南的日子里，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生，是“臭老九”，几乎年年是巡回医疗队的成员，我到过10余个县，几百个村庄。感谢那段日子的生活，使我明白了什么叫刻骨铭心，什么叫终生难忘，什么叫痛苦、悲伤，什么叫忍受、坚强。
大由乡隶属石城县，其西边一个叫罗田的小山村与瑞金县大柏地相邻。四面环山，山路弯弯，细窄坎坷。每年秋后送公粮的农民都是人挑肩扛，无公路可行。完全是出于好胜与好奇，每次下乡我都决心走遍每座村落，这次也不例外。
天亮出发，翻山越岭，下午2点到达生产队部。那天生产队的赤脚医生高兴而激动，他说，我是第一个到他们这儿出诊的城里的医生。他还说，有几个老农当年参加过反“围剿”。我惊奇的是，他们当中居然会有人背诵毛泽东同志那首《大柏地》：“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背诗的老人总架着腿，村里人叫他“老烂腿”。他右腿膝盖下方系着一块灰色的破布，血迹斑斑。我要帮他看看，他说：莫看，莫看，莫用看，已经不痛了，是死肉了。我还是为他解开了那块灰布。这刹那，我全身立毛肌都竖了起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伤口上蠕动的一条条白色的虫子，竟会是蛆！蛆的下面是白净的骨头。
老人说，3个女儿远嫁外乡，他只能厮守着这山、这山下的溪水、家门口的鸡狗过日子。就这样守着自己的生命直到死去。这辈子，他去过两次县城，已经很满足了。脚烂后，就再没出过村。
是同情？是怜悯？是悲哀？是叹息？是质问他的女儿不孝？是责怪赤脚医生不尽责任？留下了出诊箱里仅剩的半瓶150毫升雷佛奴尔液（一种防腐剂），我沉痛地离开了老人。
并非世上悲哀痛苦的事总喜欢光顾于我，我相信，每个曾在农村工作过或接诊过农民患者的医务工作者，在他们的记忆里，一定都储存过或还储存着这类凄怆悲凉的故事。
下面记录的文字发生在今天，讲述者是我的学生。
王秀秀是我的室友，在大二那年她母亲患上了食道癌，她陪母亲看病检查，晚上在女生宿舍里母亲和她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母女俩就在学生食堂用餐，秀秀多买1个菜，妈妈都不同意。她妈妈说，两个辣椒就可以了。她妈吃菜不是为了营养，不是为了品味，仅仅只是为了下饭。食道有梗阻，她妈就用开水泡饭，秀秀买了碗饺子，她妈舍不得吃，留着秀秀下晚自习吃。她妈说，孩子读夜书，辛苦，肚子会饿的。检查完了，诊断明确了，要住院，她妈带的钱也用完了。妈说，回去筹钱，过了半个月，没见妈来复诊，秀秀急了，托人带信回去询问。妈说，就在乡下吃草药土方。老郎中说，土方可以治好“嗝食病”（食道癌），秀秀希望出现奇迹。3个月后，她突然接到父亲电报：速回。一切在意料之外，一切都让秀秀百思不得其解。母亲出走了，生死不明，留下一张便条，还是从小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秀秀，我走了。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母亲小学毕业，歪歪斜斜的字，看得出母亲写这几个字时手在抖，心也在颤抖。母亲生前老实巴交从不麻烦人，母亲死后也不愿麻烦任何人，她就是这样离开了人间吗？秀秀说什么也不相信。父亲说，母亲的病已到了晚期，米汤都很难喝进去，每天到卫生所注射葡萄糖，打一针要10块钱，开始是父亲陪她去，因农忙，母亲一个人去。母亲离家出走后，才发现母亲根本没去打针，那钱，妈存起来了。秀秀回家后，父亲从箱子里拿出来递给秀秀。秀秀才知道那是母亲省下来留给她读书用的。用报纸包了一层，又用塑料包了一层，最后用手绢包好用细红绳捆了一圈。父亲说，可能就只60块钱，第七天的早上她就走了，爸爸从田里回来，发现了这张纸条。60块钱对城里人来说，算什么？在母亲手里是多么重多么重呀！母亲走了，这又是一种母爱。秀秀说，人世间最伟大的是母亲，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母亲选择了这种方式让女儿能完成学业，能安心读书。任何一句安慰秀秀的话都是多余的，都是苍白无力的。那天我在她对面坐着，默默地坐，直到月光笼罩在我们身上。
那夜月光下秀秀的目光、秀秀脸庞上闪闪的泪珠和她的话语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不是哲人，我对这话的理解是迟钝的。我是一个从医近40年的医生。我相信一点，记忆的留存一定会经过情感和良知的筛选。那些农民生老病死的场景经过年复一年的过滤沉淀蓄积在记忆里，已经浓得抹不去，挥不走了，在膨胀，已凸起，要从心底喷射出来。
诚然，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农民亦然。
然而，生，生在他们不该出生的地方；死，死在他们不该死亡的年龄；病，病了没有获得他们该享受的权利；老，老了少有或没有亲情相伴。
于是，我清理了我记忆中有关生与死故事里的农民；于是，我记录了当今农民讲述的他们生与死的故事。
我喜欢这段话：有一种生活，我们没有去经历过，就不知有揪心的艰辛；有一种艰辛，我们没有去尝试过就不会有切肤的感受；有一种感受，我们没有去亲密接触就不会从心底去理解，去认识。经历了，体会了，品尝了，理解了，认识了，我们就会去思考，去投入，去呼吁，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温暖他们的生存，尊重、他们的生命，关注他们的渴望，关怀他们的生死——他们是中国人的大多数——我记下了他们生与死的故事，于是有了这本书，会吸引住你的眼球吗？——我堆砌起来的这些微弱的文字？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1节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一个聪敏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多得多。
——恩格斯
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
——甘地
没有吸引住眼球的大多数
先叙述两件不起眼的小事。
第一件事。前两年我外出到湖北巴东，是枯水季节，江边港口从趸船到出码头口坡陡阶多，爬上去不亚于攀登都市六七层高的楼房。在趸船上我遇见一个中年汉子，肩上背着鄂西川东特有的竹篾背篓，篓里装着被宰的半边肉。我和他一起登阶爬坡。他弓着腰，双手几乎触地，赤脚套一双不合尺码的解放鞋，拇趾和后脚跟都露在外面。登一步，脚指头伸一点，发出吱吱的响声。中途，他只歇过一肩，反背篓斜靠在坡石上，在篓底置一根有横柄的手杖支撑着。总算可以腾出手来抹抹汗，伸伸腰。我只喘气，汗流浃背，我不敢与他多言，怕他累。卸了货，歇一口气，我见他额上的汗珠一串又一串，同情地问一句：背一趟收费多少？他说，三五块钱。凭我医生职业的直觉和观察，他肯定刚患过肝胆疾病。他眼眶内球结膜呈现的黄疸还没褪尽呢！我开门见山地问：你得过胆囊炎还是甲肝？他睁大了眼睛，显示出惊讶。我继续问，你的病还没好全吧！就急着外出打工？身体要紧哪！他一声长叹：没得法子哟，家里几口人张着嘴，等米下锅。地里的包谷填不饱肚子。年初，我大病了一场，是肝炎，要救命，连牛都卖了，种不成地了。活命难哪！他告诉我，他是江对面官渡口镇的农民。晚上还要花钱过江，白天要吃饭，如果货源少，一天扛不上几次，连盘缠伙食费都赚不上。
城镇很多用人单位大都没有对农民工进行体检。我在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是带着病痛外出打工或荷锄种田的。他们舍不得花钱治病，事实上，他们也无钱治病。是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么？
第二件事。在从武昌开往南昌的汽车上，遇见几位由湖北毛市、新河乡、棋盘乡到江西打工的农民，他们都是来自血吸虫疫区。用他们的话说，不是逃荒，是“逃疫”，“逃虫”。
他们家乡那儿血吸虫病又死灰复燃，变本加厉了。
村里几乎80％的村民患上了血吸虫病。坐在我身后的杨武还只15岁，已经有5次治疗血吸虫病的经历了。老李学会了烙饼的手艺，在南昌已居住了5年，他们珍惜生命，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虫”和“疫”是怎样复燃蔓延开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逃离呢？
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事，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不起眼的问题，很难引起众人或媒体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