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肮ね诵莘�56。76万元。1998年就开始转制，把卫生院卖给懂管理的职工，18家乡镇卫生院相继转制，吸纳社会资金3100万元。转制前卫生院专项投入不足100万元，转制后一年投入923。5万元，职工由422人减少到393人。高级职称由原来1人增加到41人。2004年记者看到，八里、中小、牛庄、耿庄4家转制卫生院房屋扩建了，设备更新了，人才留住了，质量提高了，手术费用也下降了，以阑尾炎为例，原是1500元，现在为500元～700元之间，生孩子为200元。让同行们称道的是，合理地解决了乡村医生承担防保工作的报酬，一年补贴在300元～1000元之间。
有句话叫，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改制的卫生院会走多远，要瞧多久啊？
有人叹息：再往前走实在难。
——无论从法、从德来说，抢救病人是放在首位，农村贫困户、五保户的药费挂在账上，谁来支付？不救是违法；救了，医院亏损谁管，医院毕竟不是福利院。
——照章纳税是应该的。医院纳税不能与企业同等，医院有其特殊性。
——私营医院的人才就是过路客，或是老有所用、发挥余热的基地，公立医院有编制，退休有保障，更富有吸引力。
——若干年后，农民也进入了保险机制，民营医院的发票会允许报销吗？一旦不允许，病员彻底流失，医院只能走黄。
乡镇卫生院承上启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农村三级卫生机构的枢纽，是这张大网的巨柄，是网身。我建议能不能对乡镇卫生院多一点补助，使乡镇卫生院处在不用营利也不是福利的中间状态，行吗？
4西部医生的回答：路在脚下
乡镇卫生院的路在何方？我们再听听来自西部更远的呼声。
时间：2004年6月
地点：健康报“爱心工程”热线
方法：电话倾诉
阳康（四川南充市西县罐丫乡卫生院院长）
阳康在罐丫卫生院行医已经14年了。他是这儿惟一具有大专学历的医务人员。他经历了太多无奈与痛楚。
这几年，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流失得很厉害，目前卫生院只剩下7名卫技人员了。阳康也曾出走，到福建一家台资企业的医务室工作过2年，每个月有一两千元的收入。“那段日子很不错。”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阳康又回到了罐丫乡卫生院，月收入不足600元。阳康说，这算高的，拿得最少的同事只有一两百元。就这些钱，国家给的拨款都不能保证，还得靠卫生院自己挣。
现在罐丫卫生院的房子已经很破旧，墙面上大大的裂缝让阳康很担心哪天房子就要塌下来。他们请了有关部门来解决问题，几个部门都觉得“问题很严重”，于是下了一个通知，要求马上解决卫生院的危房问题。可是要求谁呢？20万元的危房改造费用，哪里也拿不出。一纸通知，不了了之。
让阳康感到骄傲的是，这里的防保工作一直没有垮。1998年，全乡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有四五千人，可是去年卫生院为1600多个学生查体，就只查出了十几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然而，卫生院现在连台冰箱也没有，疫苗都没法保存，到了三伏天，在农村很重要的破伤风疫苗根本就用不了。阳康只能愁。
阳康说，他有时候真的不想干了，可是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罐丫乡人，又是这里惟一的大专医务人员，“最起码也得有人去发糖丸吧！”
这么多年，阳康每年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挤出100多元订阅《健康报》。从卫生政策到医学科技进展，每篇文章阳康都仔细学习。那天他看到《健康报》上刊登“爱心工程”启动的消息，就想拨打爱心热线，正巧碰到一个急病病人，就先放下了。后来，他又看报纸上说第一个拨打热线的卫生院得到了一台肛肠治疗仪的捐助，阳康那个悔呀。
终于，阳康拨通了“爱心工程”的电话，他哭了，哭得很伤心。那天，刚刚有一个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在卫生院因为抢救无效死亡。卫生院离县城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卫生院没有车子送病人去县医院，也没有能力开展手术进行抢救。眼睁睁地，阳康看着病人在痛苦的挣扎中告别了这个世界，他不敢面对悲痛万分的患者家属。38岁的汉子没有别的办法，穿着白大褂的他只能是偷偷地哭。
阳康自我总结：政府必须大力扶持乡镇卫生院，要是没有去年的“非典”，我们过得更惨。请政府多关心我们，多派上级医生来指导我们。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什么上级医院的医生来这里锻炼过，更别说帮扶了。房子漏了，我们可以坚持工作，可是人员素质上不去，满足不了老百姓最基本的健康需求，卫生院就要垮掉了。
李琼会（云南思茅市翠云区倚像镇卫生院院长）
1993年，李琼会调来的时候，倚像卫生院只有6人，只能看些普通感冒之类的病，连计生手术都做不了。6个人还分成两拨，各开各的门，各看各的病，各挣各的饭钱。直到1995年卫生院人员才合为整体。1997年，倚像卫生院开始送人出去进修，提高人员素质。渐渐地，卫生院的收入有了增加，甚至可以开展下腹部手术了。到了2003年，卫生院开始扭亏为盈。现在卫生院医务人员已经达到28人，全都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具有专科水平的有10人。
李琼会是妇产科医生，刚当院长一年。以往卫生院一年也就能做10台左右的妇产科手术，现在平均一周就能做4台。前段时间，李琼会主刀做了高难度的“阔韧带子宫肌瘤剥出术”，为患者切下一个24公斤的大瘤子。这事在乡间传开后，慕名前来就诊的患者陡增。
倚像卫生院其实离思茅市人民医院只有10公里，周围还有不少专科医院和个体诊所。李琼会说，竞争压力很大，倚像卫生院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并同时保持价格上的优势，这样才能吸引患者。为此，倚像卫生院把提高人员素质放在了第一位，全院形成不断学习、积极进取的气氛，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去进修，哪怕是自己出钱也愿意。
记者问李琼会对“爱心工程”有什么要求，她特别小心翼翼地说：“我知道有很多卫生院排着队等待帮扶，有的比我们困难很多。如果‘爱心工程’有余力的话，能否帮扶我们一台心电监护仪？”李琼会介绍，倚像卫生院现在虽然能开展多种手术，可是一直以来仍然是依靠着听诊器和血压计这样的“土”设备来做病人手术中的监护。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很大，生怕会出点什么纰漏。一台心电监护仪要五六万元，刚刚开始扭亏为盈的卫生院还无力购置。而现在患者对倚像卫生院的手术需求却在不断攀升，医务人员在手术中常为了监护问题分心。
李琼会自我总结：我们很明白爱心帮扶只是经济上的一时帮助，不能指望着依靠这个搞发展。她举例说，有个卫生院得到了政府买的心电监护仪，可是一直放在仓库里，没人会用，非常浪费。“卫生院的发展关键还是要靠卫生院自身，等、靠、要，不是长远之计。”
王华青（青海省民和县官亭中心卫生院院长）
王华青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卫生院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民和县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2003年9月份，民和县委、县政府针对官亭中心卫生院内部管理不善、内外债务沉重、门诊数量每况愈下、群众意见大的实际情况，从民和县第二人民医院抽调出13人赴官亭中心卫生院开展对口帮扶，官亭卫生院也挂上了县第二医院分院的牌子。王华青成了卫生院的院长。
官亭中心卫生院离县城有88公里，农村的阑尾炎、妇产科急症病人多，急救任务重，当地的防保任务也全靠这家卫生院。王华青认为，尽快开展相对完善的诊疗服务是当务之急。他们通过贷款，购置了心电监护仪等必要设备，把能开展的项目都开展起来；对卫生院的手术室、厕所、供应室、洗衣房等进行了改造。同时，对卫生院内部大力整顿，主要抓服务态度和服务意识问题，以前那种值班医生闷头睡觉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过。很短时间内，该院的整体临床诊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就诊人数不断增加，使远离县城、地处甘青交界的官亭三川地区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相当于县级综合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
2003年11月底到2004年5月，6个月的医疗收入就有78。6万元。此前，官亭中心卫生院历史上收入最好的1998年总收入才53。73万元。昔日门庭冷落，每况愈下的情形，被如今病人多、医生忙、收入增的情况所代替。原来欠的40多万元外债，已经还了11万元。职工月收入平均上涨了240元，连临时工一个月也能拿五六百元。
他们给“爱心工程”热线打电话，只是希望通过《健康报》展示一个卫生院目前良好的发展态势。王华青说：“目前，国内最大的变电所工程正在官亭附近热火朝天地开工，附近还有一个大型工厂。可是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工人需要医疗服务的跟进呀！我们卫生院大有前途。”
王华青自我总结：搞好乡镇卫生院，需要实实在在的帮扶，那不是大医院给个把淘汰设备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大医院带来先进的服务意识和管理理念，帮我们带出业务骨干。卫生院的发展第一要靠政府大力支持，实在投入；第二就是靠自身谋发展。
（《“爱心工程”热线三人谈》摘自《健康报》，2004年7月1日星期四第三版，作者陆跃琳，责编陈浩。录于本书时略作了改删。向作者和责编致谢致歉。）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1节 网结是怎样织起来的？（1）
1好大一个网上的两个小网结
村医和村卫生所是不是和工厂或居委会的卫生所那样呢？房内清洁，通风明亮，洁白的墙壁，洁净的消毒的柜橱，医生春风满面，护士和颜悦色，洁白的衣帽，严实的口罩，消毒药瓶一字摆在工作台上。
2004年春，我走访了几个乡村卫生所。
走访的第一站是南昌县南新乡楼前村卫生所。
楼前村地势低洼，邻近赣江，农民大都种田。村医刘友根今年58岁，办合作医院那阵子到县医院作过短期培训，他的诊所就设在自己家的厅堂里，大约有20平方米，有一张药柜和一张治疗桌，桌上放着消毒器皿，供打针换药用。厅堂后是厨房，两侧是用房，房高2层，楼上是夫妇俩的卧室，3个孩子都外出打工。南新乡卫生院离他们家百余米，就医到南昌市坐公交车颠颠簸簸，停停靠靠也只要两个小时，村民有重病都会到省城。麻烦点到乡卫生院，找他看病的都是熟人，或就近的老病人，每天只有四五个病人，夏天忙时，也不过十余个病人。打一针只收1块钱（城里是1元5角钱），没有什么利润，过去消毒用的是高压锅，还没出现过感染的事故。最近改了一次性注射器。看病用的工具是体温表、血压计、听诊器，俗称“老三件”。来看病的都不用挂号，病人多，他还穿件白大褂，病人少，就脱掉白大褂干干家务，喝喝茶，来了熟人就聊聊天。路过这里瞄一眼还不知医生是哪位。村里没有补贴，自负盈亏。病人少，出诊也少，不可能多盈利，房子是自己的，赚点药钱。主要还是方便村民，做了几十年村医，舍不得改行。自己种了2亩地，可以不用买口粮。就这样度过晚年，挺舒服。他轻松地说。
我去的第二站是九江县江洲乡洲头村卫生所。
江洲乡的村庄布局与一般乡村不一样，虽然这儿已有600年的历史，房屋都建在小坝上，一字排开，没有屋前屋后相邻的概念，只有左邻右舍的格局，洲头村有300多户人家。卫生所的平房就在进村的路口，房是坐北朝南，开门却在东，一间两隔，门前搭了个雨棚，可供候诊。室内置放了一点西医药品，大都是常用药，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也只有“老三件”。村医姓高，治病以中药为主，兼顾西医，开点感冒药、止咳药；打针、换药也可以开展。高医生50岁了，“文革”中是名赤脚医生，当时的大队送他到县医院培训过。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过“红医班”。在这儿已经工作30年了，深得村民的信任，相信他的中药、他的单方。比如，皮肤瘙痒，他会教你用草药煎水洗澡，久咳不息，他会教你用冰糖煮雪梨。因为洲头村只长不宽，村头村尾各有1个卫生所和1名村医。村医的年纪都大了，日子过得也很休闲，有病就看，无病人时和过路的人、休歇的人、求单方的人聊聊天。去年“非典”突然袭来，他们是最基层的宣传员，又是战斗员，顶烈日送药，往各帐篷帮助清洁饮水。我在诊所大门口照了一张相，去年抗击“非典”知识的宣传栏还在门的一侧。门框上的春联写着：“但求世人莫多病，何愁架上药生尘”，表达了高医生的心意。小病他治；重一点的送乡卫生院；再重一点就麻烦了，要过长江到南岸的九江市医院。
已是中午，没有病人，高医生回家吃饭去了。望着他的背影，守着这破旧的诊所，我在想，他们工作在农村三级卫生网的最底层，他们走家串户，防病送药，按《条例》规定，主要是在村卫生所中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一般医疗服务”范围是什么呢？他们在这简陋的房间里，用这简陋的方法能完成预防保健任务吗？他们能保证我们卫生保健网底的缜密和完整吗？他们是这张大网的一个个小小的结，松不得、破不得、烂不得，正是这些千千万万个结的联系，便有了我们这张好大、好大的网。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2村医们走过的“国道”
我们重温一下历史。
“文革”前乡村医生统称为“赤脚医生”。
建国之初，村民把能看病的人称为“郎中”，大都数郎中均半农半医，有病人看病，无病人种田，以种田谋生。祖传的郎中另当别论。一般处理最常见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每个社（初级社）选一两个卫生员帮忙发药，也有选出专学“新法接生”成为新一代的农村助产士，上海郊区赤脚医生的事情见报后，从此全国对乡村医生统统改叫“赤脚医生”了。到1980年，全国赤脚医生人数已达146。3406万人。这种称谓到1981年还出现在国务院文件中：《批转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事实上赤脚医生服务能力非常有限，但由于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那个年代，强说赤脚医生可以和城里的专家相比，根据《条例》，赤脚医生只能在他的村庄范围内看小伤小病，而我国新法律未制定，已有制度又废除了，形成了一个较长的空间。
在建国初期我国就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停止了《医师暂行条例》的执行，并于1956年废除了医学界沿袭已久的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建立了以人事制度为主的医师管理体制，致使医师的管理进入无法可依的状态，乡村医生的管理缺乏相应的规范。
他们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他们的管理也同社员的管理一样，根本没有行医职责的规范。他们常常成为用来批斗“反动权威”和“反动专家”的子弹。赤脚医生的作用在那个年代也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