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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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他们的管理也同社员的管理一样，根本没有行医职责的规范。他们常常成为用来批斗“反动权威”和“反动专家”的子弹。赤脚医生的作用在那个年代也发生了变异。1981年国务院在批转卫生部的一份文件指出：“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乡村医生”这个名称才逐渐使用。1991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等部门关于改革和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请示的通知》中提到“今后应争取做到村级卫生组织新补充的乡村医生必须经中专或县卫校三年以上系统医学教育”；1994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颁布后，公布了村卫生室的基本标准，明确了村卫生室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乡村医生的行为。
从1949年解放到1994年《条例》颁布，经历了45年。中国许多事都是要经过反反复复、坎坎坷坷才能步入正果，乡村医生也不例外，算是步入了正轨运行，有了刚刚起步的标准。但标准仅是对乡村医生行医条件的限定，缺乏对行医行为的有效约束。由于没有建立真正的从医许可制度，许多未经专业教育的人员进入乡村医生队伍，乡村医生管理仍然无法可依。到1999年底，我国乡村医生已有1009665人，卫生员315272人，分布在全国72。8万个村卫生所（室）。说得好听点是，我国的乡村医生是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庞大的农村卫生技术队伍。说得不好听是良莠不齐、泥沙混杂的杂牌军。面对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一直没有一部管理他们的法规和制度。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仍对乡村医生没有具体的规范，只在附则第45条规定：“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向村民提供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的乡村医生，符合本法有关规定，可以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乡村医生进入了执业注册阶段。有了资格准入机制，有了行医规范，有了行使社会公共卫生服务的责任和用药规范。这条国道好长，好长；这条国道又好短，好短。江西省为符合条件的3。7万乡医在网上进行了注册。他们注册了，他们毕竟不同于城镇里的开业医师，他们当中好多人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他们原本是赤脚医生，只取得乡村医生的证书，或是取得中等以上医学专业学历的，或是在村医疗卫生机构连续工作20年以上的，或按省、市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培训规划，接受培训取得合格证书的。叙述这段历史只想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的农民父老兄弟姐妹，所接受的医疗服务实实在在是最初级的、最简陋的、最平常的。尽管如此，总比骗人的、治死人的巫医、假医好。国家极力鼓励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开办村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在村医疗卫生机构向村民提供预防、保健和医疗服务。乡村医生和个体开业医生都是基层卫生机构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为最大限度提高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所占比重和医疗服务能力，国家应该允许、鼓励、管理个体行医行为。个体行医可有效地吸纳社会资金，解决农村卫生投入不足的实际问题，同时利于建立竞争机制，构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市场，提升农村医疗服务的质量。在城乡结合部，在一些交通要道的支脉上，已有了这样的机构。在更偏僻的山村，会有人去吗？
3中国村医
之一：干着起眼的事
离京九线不远有座小镇叫马
岭，归属九江县。离马
岭不远有座小山村，叫杨柳村，有11个自然村，近6000人，用江洲人的话说，一眼可以望到底。杨柳村有山，山不高，四季常绿，村村有水，水不深，长年流水潺潺。尽管靠着京九线，村里的农民还是喊着交通不便。杨柳村村民就有这样感受，到镇上要步行10里地，坎坷不平，马岭到高速公路只有七八里地，不通公交车，他们种的桃子、育的树苗往外运很不方便，春天的桃子、夏天的西瓜，放在路边也没有人进来买，再跌价也枉然。有路没有通班车，虽有私人“摩的”，但出班得晚收班得早，三更半夜有个头痛脑热，到镇里就医就得走路。
村里原有一个赤脚医生，是近60岁的人了，虽然村里人还信任，但年纪大，出诊总不利索。5年前，一对本村青年人从湖北黄冈卫校毕业，在村口路边租一间房，有40平方米，作了简单的装修和布置，还设了两个观察床（其实是两副竹床），新的村卫生所成立了。看病、打针、打吊针。两个人年纪轻，有干劲，丈夫姓李，已近而立之年，妻子已做妈妈了，和村民们相处得不错。村里人告诉我，到村卫生所看病的主要是孩子，现在的孩子都金贵，有点哭哭啼啼，厌食腹泻，父母都会抱来看看问问，图个放心，图个方便。年轻的李医生说，干了5年，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儿科用药量少，收入自然少。卫生所设备无力改善，夫妻俩也想添些设备，只有等待。我来的这天正热，我说，合个影吧！他没有兴趣。他妻子回家做饭带孩子，他守在这里，一上午没接诊到一个病人，很沮丧。我只照了卫生所的一角，书桌是他的接诊台，也起着与药柜分开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不像诊所，更像药店。两副竹床一左一右放在门口，床边也有输液架，生锈了。床上的棉絮还没搬走，有点凌乱。我想，他的心情一定与收入多少相关。他们不像那些老村医那样，以行医为荣为乐。他们以此为生，感到一些压力、一些烦恼。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2节 网结是怎样织起来的？（2）
仓下村离杨柳村卫生所还有5里地。这里凡大的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医。
仓下村有个在县里工作过的女医生，退休了，回到老家办了个诊所，打打针、换换药，收费也不高，村民自然满意。
越往山里走，越往贫穷、人稀的村里去，村医的年龄就越来越大，愿意为村民服务的村医也越来越少。
永丰县中村乡位于林华山中，那儿覆盖着原始森林，盛产毛竹，那儿以毛竹为原料的毛边纸颇负盛名。中村乡离县城100公里，与兴国、宁都县交界，记上村、梅仔坪村人口均不足1000人，居住分散，有几户人家居住在半山腰，有几户人家居住在山谷。从卫生所出诊一个来回就得一天，乘不了车，骑不了牛，只靠一双脚。
梅仔坪村卫生所有位老村医叫余元芳，进入花甲之年，按常理，他想的该是如何度过晚年，而让他最伤心的事，找不到接替他工作的人。22岁那年，村里选他当赤脚医生，这一干就是30多年。这30多年他没有得过国家的补贴，县乡领导除了检查工作外，很少有人光顾这深山老林，保健防疫工作全靠他自觉，打乙肝疫苗，发放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这儿不像城里的社区，这家挨着那户，这儿山高路陡，海拔1000余米，有座自然村在半山腰，住了9户人家，发放糖丸不能隔夜，他起早爬上山，看见几个孩子个个都吞服了糖丸，才放心下山。2003年“非典”出现，他全凭一双脚走遍全村测体温。有些人家路狭坡陡，他年纪大，担心自己摔倒，不得不用手爬行。村民居住分散，有的村舍离家远，当夜不能返回，只好借宿，山里的蚊子又大又恶，点一根蚊香驱不走，赶不散，天亮后才发现身上像撒了红芝麻一样，密密麻麻。儿子心痛，劝他算了，一把老骨头丢在深山老林里不值，坐在家里享几年清福，粗茶淡饭，总比山上山下奔波强。儿子很清楚，靠看病难以维生，一天摊不上几个病人。儿子不理解父亲这份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余元芳老人深深爱着家乡的山水。30多年来，他走遍了每家每户，哪家门是朝东朝北开，哪家接山泉水的竹管几根几长，哪家的孩子属牛属马，哪家的厕所是高是矮，他心里清清楚楚。他热爱这份工作，他老了，走不动了，这份工作不能没人做。找谁？正如儿子所言：谁也不愿意担责任、担风险，没有多少收入，年轻一点，身体好一点的人都到县城或更远的大城市打工，谁接班？他急，中村乡卫生院也急，县卫生局也急。一个村不能没有村医。中乡村卫生院是一个小卫生院，在编人员7个，4个医师，1个护士，1个妇产，1个药剂人员。总固定资产是28万，房产就占了25万，设备器材价值3万。在防疫工作繁忙时，这样一个小小的乡卫生院根本顾及不到偏僻的山村。
余元芳打起了儿子的主意。其实，早在七八年前他就有了这个想法，他劝儿子余和平就读永丰卫校，儿子还是听话的。毕业后，儿子可以留在乡镇医院，可以读井冈山医专继续深造。父亲说：再读书可以，离开梅仔坪不行。那是山区的一个冬夜，大雪封山，父子俩围着火盆促膝长谈，没有更深的道理，只是为了了结父亲那份情。在这大雪封山的日子里，村民到哪里去看病？到哪去打针？到哪里去购药？没有我们父子他们一样活得很好，有了我们，让他们活得更好。这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吗？父亲苦了一辈子，难道还要让儿子再苦一辈子吗？父亲却不是这样想的，他想到日子总会一代比一代过得好！乡镇卫生院让给别人去，争的人太多了，留在这里，村里人欢迎，多好！平儿，记住了，我们都是些不起眼的人，我们干的都是起眼的事，缺不得，漏不得，错不得……
儿子接手了，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山路上，奔走着又一个年轻的村医，他名字叫余和平。
余元芳的忧虑很有代表性，平原地区的村医年轻人还愿意去，买辆摩托车，几十里地跑跑也无所谓，山里呢？尤其是贫困的山区。还是这个乡的记上村也处在大山深处，村医温世生已过半百，他现在还可以跋山涉水，还可以走村串户，再过几年他走不动了，有没有人接班呢？
之二：爱的渗透
村医的环境、条件、自身的学术水平确定了他们干不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来。然而，我往下要讲述的两位村医却让他们服务过的村民都感受到了他们的善良、仁爱的温暖，感受到了他们的执著、真诚，一个走了，走了牵动了几千村民的心，一个仍在岗位上工作，是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的精神支柱，心中的“华佗”。
周奕林是安义县龙津镇风山村的村医，1951年生，1969年从共大医疗班毕业后一直在风山村医疗所从事医生工作。他服务的半径很大，风山村有6个自然村，还有与之相邻的湖上两个自然村和车阳镇北山3个自然村，总共有农村居民5000多人。村长都亲热地叫他周医生。2003年4月底，风山村有786名外出打工的乡亲们要返乡，测体温成了巨大的任务。开始许多人对测体温还漫不经心。5月初，余家村返乡人员突然出现发热的人，还伴有咳嗽，全村上百人惊慌不已，有的甚至准备外逃。周医生立即来到余家村，大声告诉乡亲们：“不要害怕，他的发热时间超过了最长潜伏期，可以排除‘非典’。”尽管解释再三，村民们仍忐忑不安。周医生没有多说，自己向发热者家中走去，来到病人床前，诊治用药，守候服药。深夜3点，病人体温由38。5℃下降到37。5℃。病人出现发热症状时，家里人吓跑了，左邻右舍也跑了，而周医生还守在他身旁，他望着周医生流下了热泪。
5月12日下午2点左右，车头村来电话，一个老人发热，头痛……“抗非”期间，发热病人的出现就是冲锋的信号，周医生放下饭碗，跨上一辆借来的旧摩托疾驶而去。车头村要穿过公路。就在摩托车由公路转向下坡的瞬间，一辆农用车冲向了摩托的后尾，周医生摔下了摩托，因颅脑摔伤，送到了县医院后不幸逝去。
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医死了。然而，揪动人心的情景出现了。5月16日是周医生出殡的日子。
天若有情天亦老，地若有义地亦悲。天居然下起了蒙蒙细雨。在雨中送行的有千余村民。他们中年长的已是90岁高龄，年幼的尚躺在母亲的襁褓里，他们说，周医生比亲人还亲。村医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但政府却为他献上了花圈，村委会破例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主持此次追悼会的是镇政府调研员、原副镇长陈敬友，村民们静静地站立着，追悼会一片寂静。老陈副镇长竟控制住不自己的情绪，突然跪倒在周医生的灵柩前失声痛哭起来：“周奕林同志30年如一日，不为名不为利，把人民的疾苦时刻挂在心上，把解除人民的病痛作为最大的安慰。这么高尚的医德，这么崇高的人格就是我们干部也不如啊！”这是挽词，这是评价，这是千余名村民的心声。
现场1000余名村民低声啜泣着。人群中不断有人挤到灵柩前跪拜，他们中有老人有同龄人有子辈，还有抱在怀里的婴儿。他们不是周医生的亲人，他们来自不同的乡镇、不同的村委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赶来送亲人最后一程。
周医生不是他们的儿子却比儿子还亲，周医生不是他们的父母却像父母那样爱着孩子，周医生的爱心辐射方圆十几里，周医生的关爱穿透每个村民的心。往事历历在目，事事催人泪下。喻山村的喻在水忘不了一件事：去年他76岁的母亲，上吐下泻，脸色苍白，呼吸急促。慌忙中，喻在水要把母亲抬往县城医院抢救。母亲喊道：“我要周医生。”那时周医生正在谌家村出诊，可母亲仍坚持要找周医生，喻在水只好在周医生经过的道路上等候，终于在晚上把周医生领回家。周医生一边察看病情，一边对着喻在水说：“老人快要脱水了，你立刻给她多灌盐水和糖水！药箱里没有了打点滴的药，我马上回去去拿来。”周医生自己去取药，喻在水说：“我去吧。”周医生说：“你弄不清，去会浪费时间！”他趁着月光，飞奔在山间。4公里路程花了40分钟赶了个来回，静脉注射，挂上点滴，守到天亮，老人脱离了危险。太阳出来后，他走了1个半小时才回到家。这晚的出诊和平常一样，他只收了0。93元出诊费。
山下村的喻桂莲老人，8天拉不出大便。用了很多办法也无济于事，老人肚子胀痛得不敢动弹。她女儿前来周家村寻找周医生，周奕林听后二话没说，前往山下村。老人已被大便憋得说不清话了，周医生立刻解下老人的裤子，用手指探进老人的肛门，一点一点将老人的大便往外抠，老人的大便已干结得像一颗颗羊粪蛋，坠落便盆砰砰响。忙碌了2个小时，老人终于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一连数十天都没有感受到的顺畅之气。
这是亲儿子能做到的事吗？
2002年的一个冬夜，已近零时，他村里一位老人突然发病，老人的儿子慌忙中拨通了周医生的电话，请求出诊。周医生二话没说，骑着那辆老二八自行车在黑夜里，颠颠簸簸，一下车，就仔细去看病人，取药打针。待老人安静地睡着后，周医生才离去，此时已近凌晨2时。老人的儿子问他多少钱，周医师说9角钱。对方觉得过意不去坚持将一张5元钱的钞票塞到他手中，但周医生还是坚持找回了4元1角钱。
他的一个老病友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