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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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以下的村医大都是市场经济下自费去读卫校的农村青年，他们当中有高中、初中毕业生，个别还是小学毕业生。各地卫校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经济效益办了各种名目的班，连一些医科大学、医学院也未能脱俗。某医科大学办了一个全科医生培训班，面向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均可报名，学制2年。因为学校名气大，在村、乡行医还多一份信任和权威，因此报名读书的不少，毕业后发给结业证。漕源村村医的儿子毕业于铅山卫校，子承父业，诊所就这样延续办下去了。虽然他们没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但符合乡村医生条例的要求。应该说，从学历讲，这些青年人比当年赤脚医生受的教育要多，接触的事物要多，这是好的一面。另一面，他们办卫生所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换句话说，办诊所是这帮年轻人的生存方式，是他们的饭碗。
毫无疑义，这类村卫生所都是以盈利为目的，或多或少，或诚信，或作假，或凭着良心治病，或昧着良心行医。假装内行治病，超出职责范围行医，进药渠道不明，这些事几乎在每一个诊所都会出现，能不能杜绝或减少呢？这是我们要思索的，要解决的。
以进药渠道不明为例。早一阵子要求村卫生所从医药公司进药，后来松了，他们都自己从药市上进。前几年又要求乡卫生院管起来，从乡卫生院进药，但医药公司又有意见，认为这种做法不妥，要求理顺。怎么理？一些村医为了降低成本，常到县、市医院附近收购过期药品。还有些村医出于盈利目的，购进假药（也许是同流合污，也许是受蒙骗）。
农村医疗机构已成了假医假药的市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到铅山调查的那几天，听到这样一件事：7月8日8时许，铅山县港东乡个体司机程东海因感觉不适，便由妻子陪同到港东村卫生所诊治。当时，接诊的曾庆林医生诊断他为扁桃体肿大，患急性扁桃体炎。先锋霉素静脉注射，点滴注入后，不到2分钟他就说“人不舒服”，医生看后说程东海的症状是“晕针”，过一会儿就好。可接着程东海出现了呼吸困难，脸色发黑，口吐白沫等症状，4分钟后，程东海离开了人世，他是个小伙子，只有31岁。
曾庆林1995年毕业于铅山卫校，并取得了当年省卫生厅发的乡村医师岗位合格证。如果诊断无误的话，用药应是正确的。问题是：药液是否过期？是否由正规渠道进的药？是否作过皮试？除药物外，我们还想到另一个问题，村诊所大都没有抢救设施：氧气，配备齐全的急救药物，助手。尽管不是假药，在村诊所注射有致敏性的药物是有一定危险的。村诊所没有什么治疗手段，打针是他们主要的“治疗”收入，只能靠“以药养医”，动辄输液，动辄使用抗生素已成了村医治病的首选。我分别在铅山县汪二乡、九江县马岭乡、星子县蛟桥乡做过调查，对各自然村，在其村诊所看过病的人，询问治疗方法：服药、打针、打吊针。共调查人数70人，100％有过肌肉注射史，85。6％有输液史（61人）；从年龄上看，输液者以儿童和老年居多。药物收入占他们总收入的90％以上，退烧药、止痛药便宜，利润不多，抗生素利润空间大，自然用得多，原因不外乎是村医为了增收，农民相信吊针。一位村医如实地说：在农村当医生很难，农民看病都希望一针见效，路远、钱少，不想多跑。好多病不是一看就能诊断明白，用药当然也不会一针见效。我们只好“万炮轰蚊子”，抗菌的、抗病毒的、退烧的，再加激毒一起放进瓶子里吊。烧退了，农民就认定你医术高，就会回头再找你；你要是像城里那样留下来观察，他们就认定你没有本领，以后再也不会找你看病了。我们也要顾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吗？他反问我。这种做法无疑导致了抗生素的滥用，无疑也损害了农民患者的健康。谁该对滥用抗生素承担责任呢？世界卫生组织已发出了警告，中国专家也发出了警告。他们能听得到吗？抑或听到了，他们也无可奈何！大家都无可奈何？
2004年以前，村医开处方的目的不是为了取药而是方便自己结账。一些村诊所的处方纸是香烟盒，小学生练习册，村办公室扔的废纸的边角料，抗生素的名称也是随意书写：氯霉素写成“六枚素”，红霉素写成“红枚素”，青霉素简写为“PG”，先锋霉素X号简写为“先锋”，地塞米松简写为“地米”。有一份调查显示，村卫室处方合格率为0。06％。2004年我在铅山调查了几个村诊所，都有铅山卫生局统一印发的处方笺；处方下还有药品价格一栏，要村医标明，算是透明度吧！让我们看到了规范的起点。
年轻的村医不甘于“以药养医”，总想开展一点治疗，于是打起了为民便民的旗号。如切切小肿瘤，骨折的手法复位，外伤的清创缝合。到底是方便了农民还是坑害了农民呢？从医学角度看，他们的医技水平、医疗条件是无法完成这些医疗任务的。有很多经他们处理后转诊上来的病人，令人哭笑不得。隆起在外的恶性肿瘤，村医竟大胆地把隆起部分切掉，叮嘱病人说：“我已把瘤子切掉了，剩下一点根花不了几个钱，你到省里去吧。”这种做法，只有加速肿瘤转移，加速病情恶化。且不说乱收费，据病人说，切外面的瘤，连药费共花去了4000元。
拔牙，断根，感染，出血不止的最常见，增添了病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缝合，农民外伤大都有异物在伤口内，没有清尽，必然要进行第二次手术，花费更大。
误诊误治的更是举不胜举。很多病人大都是花费得差不多了，说句不好听的话，油水快挤干了，慌忙送往上级医院，倒霉的还是农民。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中规定：乡村医生从事“一般医疗服务”。怎样去界定“一般医疗服务”呢？村医对此要领是模糊的，病人也是模糊的，不知有解释权者是否模糊？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4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1）
1那段日子不再来
如果把人生之旅比喻成一条坎坎坷坷的路，那么基层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在坎坷的人生路上的跋涉是艰难与痛苦的，留在记忆里的没有什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也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花前月下之情。然而，件件都是刻骨铭心的，只要稍稍抖动一下，那记忆的碎片足以催人泪下，催人奋进；足以让人叹息不止，托腮沉思。
如果把基层卫生院比喻为一张无形的生命防御之网，我要讲述的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织网人、补网者。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都是为了织好这张网，为了使网坚实有力、缜密不漏。我还是沿岁月的轨迹运行吧。
周月华忘不了分配报到的那天那夜。
接到分配通知后，她回到家和妈妈分享了那即将参加工作的幸福和喜悦。第二天清晨她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九江市的老屋去星子县报到。工作单位是星子县横塘公社卫生院。“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年代青年人的志向。在县里办完了手续去横塘。虽然有路，但还没有通长途班车。那是1962年的夏天，她刚过19岁的生日，20岁的姑娘怕什么，背起行囊，走吧！传达室的老人劝住了她：“走不得，一个姑娘家，天黑了有豺狗野猪，会伤人的，到县政府门口候着，兴许有返乡的拖拉机，要不等明天一早上路。”
夏天的太阳迟迟没有落下，5点半了，骄阳的余威仍叫人汗水涔涔，口干。她想讨口水喝，传达室的老人来了，呼喊着：“有车，有车，快，跟查师父一起走吧！”
是辆拖拉机，装满了化肥、水泥。甩上行李，爬进拖斗里，拖拉机颠簸得厉害，她有点晕车，不能闭目养神，也不能坐观风景，化肥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让她恶心想吐。又是一个巨大的颠簸，她双手紧紧扶住车沿，不敢伸出头呕吐。一旦没抓紧，就得粉身碎骨；即使摔下了车，摔伤了，摔死了，司机也没法知道，他坐在前面驾驶室里。最终，她忍不住还是吐了，那还是中午吃的一碗面条，酸酸的，吐在拖斗的角落里。太阳说落就落了，一路扬起的灰尘罩在她头上，乌蒙蒙、灰蒙蒙的，让人有点窒息的感觉。颠簸了一个多小时，车慢了，慢了，突然停了。天哪，总算到了，查师傅不错，停车后扶她下车，又呕吐了一阵，人才感到轻松一点。“卫生院就在前面100米，我要在这儿卸车，不送了。”她不能用这样蜡黄的脸去见新领导，她蹲下来小憩了片刻，才打起精神去报到。
敲门。走出一个小伙子，大概是值班的医生，问：“看病吗？”“不，新来的，我找院长报到。”小伙子很热情，冲出去找院长：“他们家就住在后边。”院长来了，说了几句欢迎的话，带她到后间，说：“这是你的宿舍。床、桌子。”给了一只药瓶子，郑重地说：“这是煤油灯，别忘了放火柴的地方，来了急诊就划火柴点着灯。”
在城里住了19年的她，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灯，约四五公分高的药瓶子，瓶盖钻了一个小孔，小孔中置了一根棉线，瓶子里散发着煤油的味道。院长划着了火柴，帮她点燃了灯，关心地问她：“要不要吃饭？可以到我家用膳。”见到这一切，她心凉了半截。这比郊区农舍还差啊！难道煤油灯都没有吗？那几年，煤油凭票计划供应，院长规定天黑后检查病人才能点煤油灯，她不知道买煤油的困难。第一夜，她不敢吹熄灯，实在太倦、太累了，就这样和衣躺着。她不知道哪儿有水，哪儿有火，哪儿有开水。当班的这个小伙子也不好意思过来。这是恐怖的一夜。她刚刚眯上眼，老鼠就爬上了她的头、她的脸，她惊叫着坐起来，问自己：“这是医院吗？”“医院是这样的吗？”一周后，她开始了当班。医院的人太少了，只有两个女性，1个护士和她。她有点委屈，院长为什么不照顾女同志，何况是新来的，院长说，就只8个人，人人都得当班，处理不了叫院长，实际上院长天天晚上都当了班。
有一天，她当班。抬来一名肚子痛的妇女，她怕是外科疾病，想叫院长，一想，院长到省城去开会了。找谁？还有2个是中医学徒出身，找那个小伙子吧，2个人也许思路广点，办法多点。他们把外科疾病都想到了：阑尾炎？肠梗阻？胃穿孔？胰腺炎？胆囊炎？胆结石？肾结石？都不像。胃痉挛？急性肠胃炎？不管哪种，先输上液体吧。他们知道要遵循一个原则，不能用解痉药（止痛），他们守着病人，没有显微镜，不能查血常规，没有心电图机，没有B超，没有手术室，没有抢救室，只有血压表、体温表和听诊器，让这三大件充分发挥作用吧！体温不高，心率很快，血压偏低，他们有点紧张了。两人商量起赶快转县医院，如果是内脏出血，这儿没有血源，血压往下掉，生命就十分危险。通知家属找车，家属又没地方去找车，他们家离这儿还有20里地，他们是一脚一脚走过来的。周月华想到了拖拉机，她和查师傅还有个一面之交，她冲出去，找到供销社，又和供销社的同志找到查师傅，把病人抬上去。她当班，当然要由她护送病人，她爬上了拖斗，高高举起输液瓶，颠簸，还是颠簸。奇怪，这次她没有呕吐，也没有晕车，也许是太紧张了。病人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无法测量病人的生命体征，也无法实施抢救办法，如口对口呼吸，体外按摩。快，只有快，到了县医院才有救命的可能。当他们抬下病人时，已听不见呻吟，已感觉不到病人痛苦的扭动，一个青年的妇女就这样死于颠簸的途中。周月华知道女人的孩子还只有2岁，刚学会叫妈妈。她不能白护送一场，她想搞清楚妇女的死因，她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她询问了县医院的主治大夫。经分析，医生说：很可能是宫外孕，死于破裂出血。这种病，只要没进入不可逆性的失血休克，进入了手术室，手术成功率是100％。如今已经是61岁的周月华医生，与我谈起往事，心情十分沉重：“不少农民兄弟姐妹，患了这样的急病，由于乡村医院设备条件差，得不到及时的抢救而死去，不少啊！有年轻的妈妈，也有年轻的爸爸，有天真的孩子，也有白发的老人，说句迷信话，到了那个世界，我无脸见这帮农村的父老乡亲，有愧，有愧啊！”周月华内疚痛心，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谅解，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那个年代的力不从心，心与愿违的事多着哩。
她讲了又一件事。不久她调到离九江市区只有30多里的威家乡。那夜接诊的病人是胃穿孔。给予了静脉注射，挂上吊针，并通知家属马上转院到九江市。如今坐车只要10几分钟就可以到，然而，那个年代没车，没电话，只有靠人抬口传。上路了，深一脚浅一脚，一闪一闪的手电筒照着弯弯曲曲的泥沙路。她仍清清楚楚地回忆起，病人的父亲在前面拎着马灯。病人躺在竹床里，呻吟声越来越小了，越来越细了。伏下身看看病人的脸，月亮一样苍白，摸摸鼻孔，触不到一进一出应该是热乎乎的气息。我们仍在跑，其实只有我心里明白，他大概是死了，我不敢说，不敢停下脚步，我们还是往目的地跑。直到天亮，在朦胧中看见医院的大门。病人是农民，还只有23岁。听他父亲说屋门前贴的结婚的大红喜字还没脱落，老婆已怀孕在身。这个父亲摸着已僵硬的躯体，已无力泣出声来。他们会以怎样的心情把这具僵硬的躯体抬回家中去呢？又怎样面对痛苦的家人呢？
30多年过去了，这个年轻的农民充满强烈求生欲望的脸时不时总在我脑屏上出现，抹不去、擦不掉。那死前苍白的脸，瞪大的眼睛令我揪心地痛。好端端的一条命，如果在城里，如果有车，如果这里可以输血，如果……可以……“如果”，过去了30年……
那是周月华医师永远的心痛，无疑也是我们当医生永远的心痛……不该逝去的生命，逝去了……
她到过星子血吸虫病疫区，换过几个乡镇卫生院，“不能就地治疗，哪怕有车，有血源也好啊！没有，什么都没有。”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她将怀着这样的叹息度过自己的晚年……往后呢？往后，往后会好一些吗？进了60年代末，“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医生下乡”，工作都成了政治运动，在这场政治运动或叫“风暴”中，那短暂的辉煌是怎样闪烁的呢？
我的学生时代的朋友老陈，1968年分配到湖北省竹溪县泉溪公社，那儿西边是陕西，南边是神农架，北边是武功山，真正是穷乡僻壤，深山老林。他是解放20年后分来的第一个医学本科生。医院的职工、乡里的农民都对他十分尊敬，乡里的领导对他寄予厚望，他感到一个人难以施展拳脚，就把学妇产科的妻子从另一个乡（靠近县城的乡）调到了这个边缘的小山村。夫妻俩实实在在想为农民做点事，乡里也很支持，特地腾出一间房做手术室，添置了常用的器械和设备。医学毕竟是经验学科，不像文理艺术可以自学成才，可以在青年时代有所突破。有一天他们遇见了一个很棘手的病人：腹部剧痛，腹肌如板，面色蜡黄，几天没有大便，没有放屁。他初步判断是肠梗阻，要手术，而他们夫妇实习没有看过这类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