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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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地占70。78％，耕地占1116％，水域占3。93％，概称“七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总人口70万，居赣州市第三，其中农业人口60万，城镇人口约10万。有畲、壮、土等9个少数民族计2087人，汉族占总人口的99％以上。有行政村348个。
也许你还没有概念。大革命时期，这儿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这儿留下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曾山的战斗足迹，是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重要战场。解放初期，一部于蓝主演的《翠岗红旗》就是以县郊翠微峰剿匪的故事为背景拍摄的。这里不通火车，没有水路。距南昌318公里，距赣州162公里，距厦门514公里，距深圳700公里，距京九线兴国火车站80公里。农村人年均收入1339元。
我还想说出一座城市的名字：山东烟台市。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知道烟台市的人一定比知道宁都县的人要多。
烟台靠海，是发达省的发达城市，风景优美，交通方便。
他，谢光轮，1984年考入赣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华东地勘局262大队职工医院。一年后随队迁往烟台市，该职工医院同时被评为二级甲等医院。这样的城市，这样的医院，在今天的大学生眼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他为人厚道，工作踏实，技术上肯下工夫钻研，组织上准备让他担任业务副院长，并同意把远在江西赣州市工作的爱人调来烟台。一切变化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同事等待他们夫妇团圆，领导希望他们夫妇尽快相聚，安心全力地投入工作。风云突变，谢光轮突然提出回家，回到老家宁都去。领导眼睛瞪大了，同事们眼睛瞪大了：吃错了药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你怎么吃回头草，回到又穷又偏僻的地方去呀？
我与他就这样开始了对话。
谢光轮的嗓音低沉厚重，身材健壮魁伟，他的回答太简单：
是家乡农民渴望健康的无奈眼神迫使我作出了选择。真的，我来到了海边，听海浪拍打礁石，我感受到的仿佛是家乡的高山松涛在高唱：归来吧，归来吧！故乡的游子。
我原有一个哥哥，8岁时因患脑膜炎夭折了。我成了家中的独子。离家的日子，我老想到父亲、亲戚、朋友那渴求我去治病的目光。很简单，很简单。烟台不会缺医生，我走了，这个缺很快有人填上。而在家乡，走了一个人，走了我这样一个大学生就不知哪年哪月能补上了。此时说再多的大道理都是无力的，解释也是无用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应选择贫穷与落后。
那是1991年的早春二月，我告别山东烟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我可以选择留在县医院，但是我做出了第二个选择，来到了条件十分艰苦的黄陂乡卫生院。一切从零开始，我从一名普通的最基层的临床医生做起，到技术骨干、医疗组长，在这里干了7年。
这7年里，我有过愧疚，也有过喜悦。其中，让我难忘是1992年的12月30日，我父亲病逝，我正在家里操办后事，突然接到单位通知，附近刚发生一起车祸，有36个人受伤，大部分伤势严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撇下父亲的丧事，投入了抢救伤员的战斗中。经过几天的抢救，在伤员基本稳定后，我才回到家中，这时父亲的后事已经办完。虽然我没有给父亲送行，但我想，父亲在天之灵，会原谅我的。记得还有一件事，使我灵魂受到了深深的触动。1994年的5月，一个16岁的男孩，患有结核性胸膜炎并发左侧胸腔积液，病人家庭十分贫穷，住院5天后，就要求出院。在这种情况下，如拒绝治疗，病情会出现反复，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着一个贫困无助的年轻生命，我心里非常沉重。让他出院，等于让他走向死亡，继续治疗，谁为他埋单？当时，我的工资只有120块钱，为了挽救这个病人，我咬咬牙为他垫付了500多块钱的医药费。虽然给家里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紧张，却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我感到欣慰，感到值得。
面对设备条件都很落后的农村卫生院，我不敢丝毫懈怠。心想，回家要为家乡人民服务，除了满腔热血和奉献精神外，最重要的是掌握内外妇儿全面过硬的专业技术。通过进修和自学，结合临床实践、摸索、请教，我先后在乡卫生院开展了乳癌根治术、子宫全切术、甲状腺次全切除术等9项中大手术，使黄陂卫生院从一个只能开展一般普外手术，发展到今天普外、泌外、矫外、肿瘤外科等各种手术都能开展的一级甲等医院。
黄陂乡卫生院刚刚起步，组织上决定调我去大沽卫生院任院长。大沽乡是一个偏僻贫困山区，卫生院11名职工中，没有一个正规科班生，门诊楼是20世纪60年代建的土木结构一级危房，医院没有任何设备，只有“老三件”。接到通知时，我犹豫了，我是搞外科的，到一个连“三大常规”都无法开展的环境，凭1把手术刀、6把止血钳就能开展外科手术，就能给病人解除痛苦？既然不能，我去又有何益呢！也许领导是对的，那里是贫穷、是落后、是缺医少药，你责任心强、技术过硬才派你去开拓呀。我是共产党员，年轻人应该接受挑战，这是我的又一次选择——选择挑战。在那段年月里，我以加强医务管理为先导，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添置设施。全院上下同心协力拼搏了一年，经济收入竟翻了一番。我心里舒坦极了，职工的脸上也出现了笑容。胜利的喜悦非常鼓舞人心，我和职工们一年又一年地继续努力，将一座30万元的门诊大楼竖立起来。先后又配齐了化验室、B超、X光机等新设备，基本实现了人员、房屋、技术、设备、管理五配套，开创了年业务收入50万元的业绩。
当我把大沽卫生院整治得有了一定规模时，组织上又要我去湛田卫生院主持工作。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两个月前，因抢救一位重症肺炎患儿无效死亡后，引发了一次医疗纠纷和集体上访事件，湛田卫生院处于瘫痪状态。县领导郑重指示卫生局选派一名能力强的同志去管理，尽快平息事态，恢复工作。正在县北部边沿山区一隅忙碌的我，没有想到，组织要派遣的人，竟然是我。当时，我的母亲、妻子和儿子都住在黄陂卫生院，距大沽仅有10公里，往返方便。如果去了那里，既交通不便，路途又远，犹如天各一方。妻子一听说这个消息，坚决反对。她为了支持我扎根农村，已经从赣州市调到了山区，作出了牺牲。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我又要离开她们，说什么理由都接受不了。全家要我辞去院长，回黄陂当医生。此时，组织、领导为难了，上门做我爱人和母亲的工作，情真意切。我也向家人表示，是党和人民把我从一个农村孩子培养成为一名大学生，现在组织这样信任我，我去！家人见我这样坚决，思想也通了，由反对转向支持。于是，一家4口分为3处，一是妻子照顾年近八旬的母亲住在黄陂乡，二是把赣州退休的岳母接到县城照看16岁的儿子读书，三是我卷起铺盖，走上了新的岗位。
来到湛田卫生院，面对16万多元的外债，职工连续5个月没发工资的现状，30多双无奈而苦涩的目光，我深切地感受到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尤其是这里医患关系紧张，人心思散，80％的职工纷纷申请调走，他们认为湛田卫生院已经“病入膏肓、回天无术”了。我无法说什么，也没有胆量作出任何口头承诺。只是静下心默默观察、调查、分析，逐步理清头绪。首先求助县卫生局担保，赊购了1。7万元常用药材，恢复正常业务。一个月后，推出《湛田卫生院经济目标和岗位责任综合管理方案》，实施“走出去、请进来”的发展措施，两年后，实现了扭亏为盈，业务增长同比翻了一番。
回顾我的选择之路，从烟台到宁都，从黄陂到大沽，从大沽到湛田，3次选择、3次挑战，我先后管理的这几个单位，由落后转为先进，从倒数跃入前茅，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的价值得到体现，我能为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一份绵薄之力，感到无比的充实、幸福和满足。
他的叙述像宁都城边的梅江水，潺潺流动，像翠微峰上的映山红轻轻地飘着馨香。我感到眼眶有点湿润。他胜利了，胜利得有点悲壮。他成功了，每一次成功都作出了巨大的付出。我如实地说，在乡镇卫生院这样勇于自我牺牲、勇于自我奉献的人太少了，太少了。而我们的政府给予他们的扶助、支持同样也太少了。他们要担当那么大的风险，要承受那么多的压力。我总在想，对那些有志于农村的科技人员而又干出了成绩，尽管不是惊天动地，名垂青史，而能有利一方的有志之士，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们以更多的优惠和奖赏呢？
4希望之星
驱车往贵溪市。
贵溪市不大，城区只有12万人，它的名气在：有我国最大的铜工业集团——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有中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亚洲最大的世界特大型炼铜厂——贵溪冶炼厂，铜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3；有华东电网主力电厂的贵溪发电厂；有全国四大磷胺肥厂——贵溪化肥厂；还有首钢四建、有色五建、桥梁厂等一批中央、省属建筑企业，驻扎贵溪。
没有在贵溪停留，车向南，又行驶了26公里到达了我采访的目的地——塘湾镇。
塘湾镇在贵溪应算个大镇，有198个自然村，15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全镇有人口3。3万人，农民占90％，村级卫生院40个，村级医务人员44个。
小车驶过了塘湾镇中心卫生院，我看见了一张照片，是院长江斌医师与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的合影。一名医生告诉我，这是2002年6月8日，张文康到江西作调研，卫生院是他工作的第一站。他握着江斌的手说：“你院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很好，使我看到了乡镇卫生院发展的希望。”
据我了解，在6年前，塘湾镇卫生院只有百平方米的用房，连一间可以接待客人的办公室都没有，全院20多名职工，守着破旧残缺的卫生院，守不着几个病人。
危房多，医疗设备少，人才奇缺是当前乡镇卫生院的特点。说乡镇卫生院一贫如洗，门庭冷落，待停待关，业内的人都会相信；说乡镇卫生院富有、发达，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如果是那样一定是来了一位高人。
没有优越的条件，高人又怎样留得住？我与江斌开始了聊天，越往下聊，我越感觉出这位身材魁伟的青年就是一位高人。他倾力改造贫穷的卫生院已不是第一次，当然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
1990年江斌毕业于江西医学院上饶分院，9月分回到家乡贵溪市泗沥卫生院当医生。
这个卫生院有多大，职工多少是个指标。说来好笑，这儿只有7名职工。真是“上班和下班一个样，院长和医生一个样，医生和老百姓一个样”，走进卫生院那瞬间，可谓是“悲欣交集”。这样一个卫生院与自己的理想梦境相差太远了，这儿和村医有什么区别？读两年书，培养几个月，就可以在耳朵上挂副听诊器了。自己毕竟是参加全国统考，3年寒窗的大学毕业生呵！委屈了，委屈了！悲哀像一块冰，从头凉到脚。
想到妈妈的早逝，似乎又有点“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气派，别人没有搞上去，我一定要把它搞上去。我是泗沥镇的人，吃泗沥乡的大米喝泗沥乡的水长大的，总要回报泗沥乡的父老乡亲，总要为家乡出点力，做点事。再往下去做也为早逝的妈妈脸上争点光，她似乎听见了乡亲们的赞美：“你看，你儿子不错，是个好医生，救了我们。”
他看到了母亲便血、吐血，倒在家里；他看到邻居的孩子因消化不良，仅因得不到输液而夭折，是刺痛，又是信心！我来了，我会救活你们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上！
那是热情、激情和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冷静一想，这不是文人挥笔就可以洋洋万言的，这不是画家泼墨就可以一鸣惊人的，这不是数学家可以去苦心计算的，这不是工程师可以去发明创造的。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可以坏了重来错了重做，而医生面对的是生与死的考验，是生命。开错了刀，吃错了药能重来吗？
当好医生，尤其是在当农村当农民的好医生特别难，难！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7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4）
难在哪里呢？一是卫生院条件极差，二是农民贫穷，无钱，三是整体，包括医患双方文化素质水平均低下，独木难成林，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
走进泗沥卫生院，他看到的是2栋低矮破旧的危房，有一间叫手术室的房间，没有麻醉机，当然不会有麻醉师，连最起码的电动吸引器都没有。一张破书桌写病历，开处方时还要铺上一张硬壳纸，否则，一横一竖都写不直。桌子一边放着血压表、体温表、听诊器，在城市里，这些是一般家庭都有的设备，有的家庭，血压表还是进口的。而这里，血压表还要经常修理，不然水银就会泄漏。
“你是怎么走过这道关卡的？”我问。
万事开头难。我真是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医学的实践与书本知识毕竟有很大的距离。这儿距离并不产生美，而是产生危险、风险、艰险和惊险。来了一个农药中毒的病人。这是农村最常见的、最普通的病，抢救方法，抢救程序，用药我能顺背、倒背。然而，尽管背得像说绕口令一样，还是出了问题。洗胃，我自认操作老到。操作进行一半时，突然发现病人呼吸困难，出现了缺氧症状，嘴唇发紫，我慌了手脚，找不出原因。病人呼吸越来越急促，我从鼻子里给氧，插给氧管时有阻塞感，用劲也插不进去，拐弯也插不进，怎么办？是什么堵住了氧管，再找不到原因，病人就会窒息死去。我用开口器把病人嘴巴打开，猛然发现病人缺牙。我一惊，病人是不是镶了假牙，莫非假牙掉进气管里去了？忙中出错是常有的事，而医生出一丁点错就会有让病人致残致死的可能。打个手电筒一照，果然，假牙卡在咽后壁，我用镊子取出，病人呼吸通畅了。这就是“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的表现。老医生洗胃一定会检查一下口腔，有无假牙。而我忘了，洗胃以外的功夫。
又一次，抬来一个肠梗阻的病人。在农村这类病人不少见。病人是个老农，70多岁，对于一个小卫生院来说，这应是大手术，没有麻醉师，自己上，没有吸引器，多准备大棉垫吸血，我觉得自己准备充足了，然而，我忘记了通知备血，在手术台上出血了，止不住，只得用手紧紧压住，血压下降。血，血，快点送血，这时，我深深感到技术与经验的重要。好医生不只是爱心，不只是热情，不只是拒收红包，不只是下乡送医送药。基层更需要的是多方面的技术。说得狂一点，也许知识面上比上级省市医院要求掌握的还要更多、更广。
我们是万金油，我们又不甘当万金油，我们要有单项的强势，又要有万金油的能力。病人救过来了，后悔、内疚一直缠绕着我。尽管我磕磕碰碰做了许多事，我自认还差得很，农民却把我捧上了天。在农村你能开刀，你救活了一个人，你的名声就远扬千里，你就会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