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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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沥卫生院的名气也大了起来，病人多了，收入上去了。有了钱就可以用来改善医院的条件，泗沥卫生院开始变样了。大概领导觉得我能干点实事，决定启用我当院长。遗憾的是不在家乡，调到雷溪乡卫生院。说是当院长，不如说是组长，可能比组长权力还小。全院只有5名职工，一天收入不足100元。叫我们怎么工作？作为医生，我想只要能起死回生就会有病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手术室、急诊室，大的动不了，小伤小瘤总可以割、可以治吧，危险的病人，总得有点抢救的办法和条件吧！
来的时候正值早春，4月是淫雨天气，屋外大雨，我卧室里下小雨，晚上要用脸盆接水，嘀嘀嗒嗒，像住在泉水洞里。
医用房久遭雨袭，从壁到顶都有了裂缝，又出了一场险事，我在手术室里开刀，噼啪，天花板上掉下了一块大泥巴，顶壁塌下。老天有眼，打着了病人，但没打进伤口，否则伤口里的泥沙都难洗净。城里的医生恐怕见不到这样的景观，也听不见这样噼啪的响声。农民兄弟没有意见，也不紧张，还担心地问我：“没打着你吧！”想想看，在城里，病人还要向医院追究精神赔偿呢！也许我有点小名气，病人多了，卫生院就热闹起来了，充满了生气，算是“活”了吧！在农村基层卫生院，要想让病人起死回生，首先这位管事的院长要让卫生院活起来。这是我当院长的一点心得。
我又一次接受调用，到了塘湾卫生院，这是一所中心卫生院，有职工20余名，但是离贵溪市近，只有60里的路程，家境好一点的农民都会乘车到城里看病，这里病人一直都很少。要把农村病人从城里吸引回来，我确实费了一番脑子。
既然是中心卫生院，那就是担当起中心的责任。“破、旧、差”的状况怎么有这样的力量？这不能像基层卫生院那样开几次刀，抢救几个病人就行了，我已经历了两个“破、旧、差”的卫生院，我的体会是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只有发挥了人的作用，才能发挥物的作用。大家的作用都发挥了，卫生院才会有人气。有了病人，不只是一阵子，这是竞争的年代，也就是说，我们要为农民提供优质、优惠的服务，农民再不会拐弯乘车到市里去。安全、高效、经济是我的追求。我征求职工意见，向大家讨教，向来看病的农民咨询，也叫走群众路线吧！听听职工怎么想的，病人怎么想的。
职工的要求是合理的，他们得养家口，上有老，下有小，要让他们的技术发挥出来，为农民服务。
病人要求也简单，比市里看病方便、便宜。
我院有编制职工是22人，退休5人，临时工8人，合计35人。上级按工资人头的75％拨款。医院要发展，职工要福利，医院首先得要有病人。
每个职工都表示要走出困境。这就好办，制定了制度，用制度管人，每个人都严格地按制度办事。财政完全公开，对于我院的收入，我的安排是：43％用于工资；25％用于医院发展，添设备，改危房；15％用于业务费，如水电；3％奖励资金；4％福利资金，用于退休有病的同志；4％用于调控资金。有奖有罚。为了农民信任我们，了解我们，每个人都轮流下村，建立乡村巡诊制，做到村中慢性病人我们心中有数，急症病人及时转诊，设立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按自然村划分送医送药。日门诊由改革前13人次增加到2003年的40余人次，业务收入由1998年的年收入48万元增加到2003年年收入124万元。职工收入也上去了，我院职工最高年收入是2。5万元，最低也有1。3万元（职工原收入年均是0。7万元）。在农村这应算是高收入了。医院面积和设备也得以改善，我院先后购置200mA X光机、胃镜、全自动血球分析仪等医疗设备，兴建了住院部、门诊部、2栋职工宿舍楼、院内园林绿化，医院固定资产从改革前1998年的38万元增加到现在300余万元。药物比例由1998年的35∶75到2003年的43∶57。
我感到，在基层医院当院长，自己首先应是个好医生，是病人信任的医生，要有一技之长。我热爱外科，只要基层医院能开展的手术，我尽力拓宽。普通外科、泌尿科、妇产科手术我都能上。做院长要有点奉献精神、吃亏的精神，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理调节到最佳状态。2002年端午节，抬来一个肠破裂的病人，血压往下掉，必须马上手术。在手术室门口，病人家属塞给我一个红包。当时也顾不及推让，我进了手术室一心救病人；手术后，我把红包退回病人，病人还以为我嫌少，他打开后，我才知是400元。病人十分感激，硬要我收下。我收下交给了收费处，算到病人的住院费中。医院的名声就是在这些大事小事上建立起来的。有技术、有医德，何愁病人不来？
2003年大年三十，工作忙到下午才回到家，正准备与妻子一道准备吃年饭，事不凑巧，还没呆多久，就接到医院妇产科医生电话，有位孕妇难产，急需剖腹产手术。为了不打扰其他职工过上团圆年，大年三十又租不到的士车，我找了辆摩托车，迅速向30公里远的医院赶去。做好手术，骑车回到家时，各家已灯火辉煌，鞭炮声四起，我的妻子和儿子仍在饭桌旁等待我吃团圆饭。
生活中这类事太多了。2004年春天，好不容易挤出一天时间休息，我正打算离开医院，按妻子的吩咐到贵溪电厂小学接儿子，就在这时，一个急重病人被送进医院，需马上手术，于是，我不得不重新穿上白大褂，参与手术抢救，病人得救了。当我再赶到孩子就读的小学时，孩子却不见了。此时天上又下着瓢泼大雨，我只有向回家的路上找去，到我找到儿子时，他正顶着瓢泼大雨在艰难地行走。我看看表，他大概走了40分钟。望着雨中他瘦小的身影，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2002年上半年，父亲“脑栓塞”住院，一直昏迷，我很难得陪上父亲两天，都是妻子、儿子整天睡在病房、吃在病房。直到病故时，我还在医院与职工一道为张文康部长来我院调研做好准备。当父亲闭眼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还在卫生院工作。
在农村卫生院工作的日月，这些让人躲不开又让人内疚的事是会经常发生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作为院长，这个做饼的芝麻还真少不了。可以走，可以躲避，医院还要吗？病人要治吗？医院要生存发展吗？就只20几个人，眼睛都盯着你。病人相信你，走了，病人就失去了精神支柱，说得责任重点，抢救病人时，院长就是堵枪眼的，要上！
改革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能够得到低廉、方便、安全的医疗服务，让乡镇卫生院真正成为农民救病防病的好地方。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好，可以说，我正在做，已做到了。
农民贫穷是事实，往往会拖欠医疗费，其实大多数农民心中是有数的，是能理解医院，理解医生的。
2002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值班的外科医生火速找到我，说有一位胃肠穿孔、感染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急需抗休克和手术治疗，如果不及时治疗，病人将有生命危险。然而此时，患者家属只带了200块钱。对于这样危重的病人来说，200块钱别说治疗，就是连输血也不够。时间就是生命，我们来不及多想，要先救病人要紧，医疗费用由我担保。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转危为安。病人家属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我保证不欠医院一分钱。”果然，几天后，他们把欠费全部补交了。
在农村卫生院工作这么多年，我深深地感受到：现在的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倒闭，有的被出卖，有的发展也步履维艰。造成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才的缺乏。这不同于城市大医院的院长们，这儿的院长既要具备较强的医学专业知识，更要有扎根农村卫生事业、有为农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要具有一定的管理素质和开拓精神。
听着他的讲述，我想起了梨园界一句话，“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还有企业家的话，“一个产品救活了一个厂”。我可以套来用一下，一个好医生或好院长可以救活一家农村乡镇卫生院。
贵溪市人民医院外科有个副主任，1988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2002年他放弃城市优越条件，到该市的罗河中心卫生院担任院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就救活了这家卫生院。我不敢用“呼吁”这个词，我可以用“证明”这个词，当代有志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卫生院去工作，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是大有作为。这儿提供了管理、科研、医疗诸多舞台，可以让你一展丰采，塑造自我。同样可以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你和你的同伴都是希望之星。
5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我找到她，是因为她当过赤脚医生，做过乡镇医生，又通过自己努力考取了中国名牌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从住院医师干到主任医师，从助教到教授。通过她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40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变迁与发展，她的名字叫吴星恒，1978年考入中山医学院，现任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儿科主任，她同意与我对话。
1968年我初中毕业，刚满14岁，我爸爸妈妈都是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科主任，自然是“臭老九”，要赶下乡。我父亲从事外科20多年，年近50，干临床医学这行，应是黄金时代。因为技术好，有点小名声，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妈妈带着我和哥哥离开了省城，用一辆卡车，载人又载物，行走了一天到达了下放改造的目的地——永丰县龙岗公社龙岗大队车溪小队。哥哥比我大2岁，我们都属于“可以教育的子女”，一样要锻炼改造。
卡车进村时已近黄昏，看见四周墨黑的群山，我吓得哭了。哥哥很坚强，撅着嘴紧紧握着拳头，我看见妈妈眼圈是湿漉漉的，我很快止住了哭声。老表把我们领到一间有楼层的房前，说是2层，楼上从来没有住过人，楼上没有天花板，是农家人的仓库，用来堆放杂物的。楼梯没有扶手，没有沿，空空荡荡的。妈妈那年43岁，没走过山路，也没爬过这样的楼梯，这是第一次。我们也把杂物丢在楼上，我和妈妈睡一张床，哥哥搭门板睡地铺。我望着窗外，知道了什么叫“开门见山”。屋前屋后都是山，门口有一道山水流过。那夜很晚才安排就绪，3个人围着煤油灯，真不知明天怎样开始我们的生活。
我们注定要当农民，放牛、耕田、割禾，我们都要去干。我还只有14岁，又是女孩子，妈妈特为我担心。一天的颠簸，很累了，我和哥哥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的狗叫声把我惊醒，我发现妈妈还和衣躺着，煤油灯闪烁着昏黄微弱的光。妈妈还在为我担忧。夜深人静，门前的流水哗啦，显得特别响。那水从哪里来，流到哪儿去呢？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8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5）
第二天，大队长、大队书记来看我们。大队长说，村里要办合作医疗，要妈妈当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站就设在我们家。陪同来的还有一个老农，职务是贫协代表。他说，他认识我妈妈，他孙女在县医院住院时，说是患了绝症，送到省城结果被我妈妈治好了，救活了。他说，他代表贫下中农欢迎妈妈，希望妈妈安心当好一名赤脚医生，为山区农民服务。妈妈提出了两个要求，帮忙把楼梯整修一下，让我留下来帮忙，消毒、打针、换药都要人做。队长爽快地答应了，自爸爸送进牛棚后，妈妈第一次露出了微笑。我们3个人立即行动，将棉絮搬上楼，睡地铺，楼下做卫生室。就这样，我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活。妈妈教我消毒、打针、换药，教我认识一些最基本的药品。我学会了采草药、扎针灸、拔火罐。还兼挂号、打针。挂号是每次5分钱，换药每次收成本费2角，出诊不收费。我记得有个烂脚的农民，在膝下胫前，我给他换了半年，开始收点费，后来分文未取，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农民可能患了糖尿病。渐渐和老乡们都熟了，我们才知道这儿是当年活捉张辉瓒的地方，许多老人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次战争胜利的盛况。那还是1930年的事，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那是第一次“围剿”，纠集了10万兵力。1930年的12月，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当“围剿”军总司令，龙岗在永丰的最南，与兴国相连，峰峦重叠，山势险要。冬天常起大雾，对面闻声不见人。国民党第十八师进入了包围圈，从早打到晚，全师被击溃；接着，又打败了国民党另一个师。老乡说这一仗消灭了敌人1。5万人，缴枪1万多枝。那年（反“围剿”后的1938年），我还看见了墙上留下来的枪眼。我们一家人很快背熟了毛主席的这首诗：“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那时，农民很穷，很穷。蒋介石“围剿”时下令飞机狂轰滥炸，整个龙岗乡夷为平地，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山哪、水哪都被血染得透红。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初，国家出钱，农民出小钱重建家园。贫下中农说，门上贴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红对联的就是赤贫，没有的就是地主富农。
刚来时，那浓浓的雾飘在门前，飘进了我们的窗户，给了我们多少迷茫和恐惧，读了毛主席诗词后，那雾是战斗中的硝烟，是舞台上的烟幕，给了我们多少遐想和期盼。我年纪小，幻想也多，总想到会从硝烟里走出一彪人马，唱着军歌；总想山前山后有很多战士，点燃篝火。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冬天到了，下起了大雪，四周静寂得听得到雪落地的声音，那时地球没有这么暖，山上积雪很厚，踏一步雪粒就埋没了脚背。我和哥哥背起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诗句。浪漫不了几分钟，出诊考验着我们，真是爬雪山。爬雪山摔不死，最恐惧的是过结了冰的独木桥，桥窄，冰厚，根本无法行走。桥下是潺潺的流水，桥很高。半夜，听到敲门声，就得出诊，病人大都是孩子、老人，症状大都是高热不退，背着药箱就得走，解放鞋外再套一双草鞋，用麻绳紧紧捆绑着，拄着拐棍，戴上厚厚的手套。风雪扑面，走久了，背上湿漉漉的，流着汗，蒸着热气，寒风与雪粒扑打面部，钻心的痛。那阵子，我们心里真正地念着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没有一点邪念，全心全意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改造，为他们服务。何况，风雪中贫下中农还在为我领路呢！贫下中农就是榜样，我们追求的就是要脱胎换骨。进了屋，诊断全靠听诊器，量量体温，测测血压。如果是肚子痛，我们怕是阑尾炎、胃穿孔、肠梗阻等外科疾病，一般都劝他们往乡、县里送。感冒高热就会留下治疗，这儿离县城太远了。想想看，从永丰到南昌的车票是4。80元，从龙岗镇到县城是3。50元。永丰到南昌乘车要五六个小时，龙岗镇乘车上县里要4个小时，我们住在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