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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2章

小说: 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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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元。永丰到南昌乘车要五六个小时,龙岗镇乘车上县里要4个小时,我们住在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乡)还有几十里的路程。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农民一旦发了急病,漫漫的山路往往就是他们的致命之地。    
    出诊返回,遇上家庭人口少,男人要留下来照护病人,只能由我和妈妈2人返回家中。有好些事让我难忘,一次是雪天,茫茫大雪盖住了来路,我们又没有留下返程的记号,出了病人家门就迷路了。我们在雪地里走呀,走呀,分不清东南西北,还真怕冻死在雪地里。我背着药箱,拉着妈妈,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我们突然发现,在前方有对绿色的光,妈警惕地说:“狼!”我腿软了,几乎是双膝跪在雪地里。妈妈很冷静,说拿出手电筒。因为雪光反射,行路没用手电,可以省些电池。我拿出了有3节电池的电筒,一束光射了过去。我们没动,那边狼也没动,对峙着。急中生智,妈妈想起了酒精灯,风雪中点燃了手拄的棍,火光熠熠,狼跑了。妈马上反应过来,狼奔走的方向是向森林深山的方向,我们要反方向行走,我们纠正了路线,天亮才摸到家门口。    
    还有一次过独木桥。我从桥上掉了下来,幸好溪水浅,没有淹死,只被水中的礁石撞伤。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稍稍好一点,我就拄着拐杖帮助妈妈拿药打针。那个年代赤脚医生出诊特别多,一是我们会定期出诊,二是农民觉得我们是来改造的,受教育的,叫我们出诊是应该的,喊喊我们就动脚已习以为常。    
    当了一年多的赤脚医生,医学知识提高了,认识的人也多了,还常到大队、到公社开会,也获得了一点外界的信息。那时一个大队有一部手摇电话,一个生产队才有一张《江西日报》。我们都不敢用收音机,一些人不懂,总以为知识分子会收听“短波”(那年月几乎将短波与敌台等同起来),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就是看过了期的报纸,听公社书记作形势报告,听上海知青、南昌知青带来的“马路消息”,北京地质部的一些领导也下放在永丰县。地质部一位领导叫朱训,就下放在石马大队,一年后他调到永丰“五七办公室”。一年半后,妈妈也接到通知,要调到县医院,负责筹建小儿科。妈妈总放心不下我,一个女孩子,还没到成人,希望县里安排我进工厂。工人比农民要好上几百倍,不要靠劳力挣工分,每月工资不但可以饱肚子,还可以养家口。妈没敢多提,怕领导批评,甚至是批判:用知识向人民、向党讨价还价。我还在农村继续当赤脚医生。妈的医术有点名气,我也沾了光,妈走了,找我看病的人仍然很多。赤脚医生就只能做这么多事:说是看病,实际是对症发药,说穿了,就是一名高级点的药师。那时,注射器、针头都要自己洗,自己消毒,现在有了一次性医疗设备器材,村医可以不用消毒了,换药的消毒也只是用消毒水泡一泡,很少出诊。出诊费少,误时误工。现在的农民也知道到家治不了大病,有重病就直接往乡医院送。    
    通过妈妈的努力,我调到公社砖瓦厂当工人。全厂就只我一个女工,兼管卫生室。卫生室的工作是“红汞碘酒,擦了就走”,“头痛发烧,APC三包”,比赤脚医生好当,不用出诊。砖瓦厂工人不好当,烈日炎炎和泥,做砖,挑砖,上窑,出窑,两个字:累和热。和工人相处得不错,我被推荐读井冈山卫校,中专。两年后毕业分在恩江镇医院,这是一家乡卫生院。乡卫生院比村卫生所强多了,要开处方,医生开药,到药方取药,护士打针,各司其责。不像我在村子里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事都一个人揽了。    
    这儿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卡车、拖拉机。出诊归来,我们常会搭坐拖拉机。那种坐法很危险,或是拖砖、拖稻谷,往大队里大多拖化肥,高高的,摇摇晃晃的,当时年轻不懂危险,还自以为在享受当医生的特权。司机一般不搭带农民,搭带的大都是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我是乡医,也在优惠之列。一次返乡时,翻车了,哗啦啦,全车人都倒了下来。路窄,车开进了稻田,我就倒在稻田里。喝了几口泥水,没有摔伤,靠在车尾的几个人不是断了手就是断了脚。同事们说,我大难不死不伤,必有后福。命运真应了这句话,1977年大学招生,我还没有勇气考,我只是初中毕业,妈妈和同事朋友们都鼓励我。1978年,我报考了,居然是全县第一,录取在中山医学院。我真是彻夜未眠,这年我24岁,也是我下放到农村整整10年,1978年的9月,我收拾背包,离开了永丰,真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我没有像一些知青返城那样,迫不及待地离开,在这儿我度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时光,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刻在我人生的年轮上。我怀念那段日子,那是全民争阅《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日子,那是全民欢呼“科学春天”来到的日子。那是大学毕业后还只拿月薪43元5角钱的日子,那是学俄语的人全都转学英语的日子,是我父母亲想减去10岁的日子,是铁饭碗闪金光的日子。    
    人手少,水平差,设备少,管理乱,应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大多数专家刚从农村返城,孩子、父母,甚至连爱人都未能及时安置,就走上了岗位,持听诊器、握手术刀、看显微镜,那真是夜以继日,毫无怨言,毫无倦色,方便面能填饱肚子,手术能成功,病人能平安出院就是幸福。没有谁去问过报酬。我父母他们都回到了医学院,没有助手,没有年轻医生接班,要承担医疗、教学、科研任务,要满足病人要求,惟一的办法是拖班、拖班、再拖班。没有半句怨言。她们下放农村七八年,返回工作岗位,有使不完的劲,释放不完的热量。回到家,躺下,才感到腰酸背痛,又坐上书桌,还要备课,还要写论文,要看新资料。十年浩劫,关门闭户,与世界隔绝太久太久,要学的知识太多太多,她们想用最新的技术为病人服务。我现在能当名称职的医生,要感谢我那段生活,我知道了农民的苦,理解农民的苦,也经历、饱尝了这种苦,懂得了爱,珍惜爱。我现在从事儿科专业,工作21年了,对农民的感情一点都没减退。凡是山区来的农民孩子,我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很多山区至今文化生活贫乏,生存环境较差,那儿营养不良、缺钙、贫血、腹泻的孩子还很多,许多父母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给祖母照养、哺育,方法不科学,伪劣的婴幼儿食品,严重地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每一次有机会下乡,我总会第一个报名。那10年的生活我回忆起是苦的,咀嚼是甜的。我完全赞成,也希望毕业的医学生能到村、乡卫生院工作一阵子,人的一生不光品味甜美,也需要品味一点艰苦。这是有好处的。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9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6)

    6省城大医院里的“农民院长”    
    他坐在我的面前,不经人介绍,根本无法判断他是一位妇产科专家、教授、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黑黝黝的皮肤,瘦削的身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完全是一个农村村干部。2004年他荣获全国“白求恩”奖章,他叫易为民。我请他从毕业分配那年说起。    
    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也不例外,我对农民的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时候看到农民的苦、农民的穷开始逐步产生的。我出生在宜春县尧市乡上石村,那个地方很穷、很苦,是一个连牛车都很难进得去的小山村,没有村医,没有卫生所。祖祖辈辈务农,父母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记工分靠的是画圆,半天画半个圆,一天画一个圆。我兄弟姐妹多,有12个,因为家里穷,加上山里缺医少药,一个个都先后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弟弟两个。我大约还记得,大哥是得了破伤风去世的;妹妹得了脑膜炎;有个姐姐高热惊厥人事不省,也夭折了。因为家里穷,父母盼望着早点富起来,就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福生,意思是希望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对童年时期的印象。    
    1961年我考取了江西医学院。5年寒窗,毕业了,先分到县医院,没几个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把我分到杜市乡卫生院。杜市卫生院不算小,有职工40人,我觉得完全有条件当好一名医生。就在我准备在乡卫生院好好干的时候,我又被下放到更远、更偏僻的苟苈大队,当了名赤脚医生。那里不通车,全靠两只脚,农民看病很不方便。有几件事触动了我:有一次,一个农民头皮破裂伤及血管,喷射出血,我刚毕业,不知道怎样缝合、结扎。头皮血运丰富,血流如注,我心惊胆战,只好找来一块纱布压着伤口,陪着这个农民步行了40多里地,到县医院清创缝合。又一件事,村里一个农民因疝嵌顿找不到车,病情危重,好不容易拦住一辆拖拉机,送到乡,送到县;手术是做了,病人却因肠坏死感染性休克,死了。沉痛的事实让我下决心进修外科。在进修的日子里,半年的时间我睡在手术室的值班房里,先是扫地、生火取暖。我当过洗手护士、助手,只要有急诊手术我都上,节假日都主动当班,只想多学点技术好为当地农民解决病痛。那年我被任命杜市乡卫生院院长。这是我第一次当院长。那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院长,我服务的对象统统是农民。    
    卫生院有房子、有人,却没有病人。每天的门诊量不足10人,长年累月病房里只有一两个病人住院,门庭冷落,人心涣散。我是杜市乡卫生院第一个本科生,全院职工都看着我。我还只是工作两年的年轻医生,怎样把这帮人的心聚在一起呢?    
    以身作则,带好头,要别人干,自己先干起,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有一天,我被叫去出诊,是个妇女,大出血,面色苍白。我认真检查,确诊是不完全流产。要送到县医院没有汽车,要输血没有设备,生命危在旦夕。在大医院这种手术只是举手之劳,在卫生院却是棘手的难题。救人要紧,我叮嘱家属迅速把病人抬到卫生院输液,自己骑上卫生院仅有的一辆破自行车到10里外的白土中心卫生院借刮宫器材。半小时我就赶了回来,消毒、刮宫,血止住了,病人转危为安。这是我从医以来第一次手术。又一次,抬来一个肠梗阻的病人,血压都测不到,如果往县医院送,我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我知道,没有车就这样抬去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死在路上。怎么办?还是冒险救人!打开腹腔,肠子扭转,大部分坏死、发臭,肠切除、缝合,又一个病人起死回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零点起步,白手起家,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没有供应室,我进城买高压消毒锅,没有手术护士、没有麻醉师、没有护理员,我自己上,一切工作全是我“一条龙”服务。洗器械、打包、消毒、麻醉、术后护理,连静脉注射都是自己动手。手术器械是我背回来的,敷料药品是我买回来的,像小鸟做窝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医院衔。就这样,我用自己学来的技术,用以身作则的精神,用无声的语言把全院40多名职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地,杜市乡卫生院病人多了,住院病人大都保持在50人左右,胃切除、剖宫产、肠切除都可以开展。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回顾这一段历史,只是说,在农村,在条件艰苦的地方,还是可以为农民服好务的。我调到县医院那是后来的事。我只想告诉当代青年人要想干出一番成绩来,就得脚踏实地地干,我承认基层医院的差、苦,文化生活欠缺,我想越苦越能锻炼人,越能为农民解决问题。我并不希望这种艰苦状况持续下去,我们下去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一直在呼吁各级政府、各位领导关注农村卫生、关注农民健康。    
    我是1973年调到县医院的,报到的第一天,领导对我说:“在县医院干外科吧!这里病人多。”我觉得这话在理,又从住院医生干起,这是我第二次当住院医生。2年后,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当年百万人口的丰城县城,妇产科挂靠在外科,县医院决定增设妇产科。面对广大农村妇女,谁来白手起家,挑起这副重担呢?领导找我:“你干吧!”我当时也是有想法的,我是男性,干妇产科不适合,尤其是农村妇女不信男的,怕羞,再说我已是32岁的人了,又从头学起,心不甘。作为医生,个人的愿望最好服从病人的需要。妇产科比外科更累更苦,风险更大,只要认真苦干,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点成绩来。    
    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妇产科的新兵。接生、剖宫产、宫外孕、子宫肌瘤手术。手术做多了,发现遇到难产手术都是通过腹腔进行的这种术式,手术时间长,感染机会多,术后肠道功能减弱,营养补充全靠输液给药,增加了病人的痛苦,更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到我这儿来生孩子的妇女95%都来自农村。能不能改变术式,简单一点,为病人减轻负担?我查资料、翻文献、找专家咨询。几经努力,我终于创新了一种新术式:“腹膜外层次分离剖宫产”。从1974年到1981年7年内,我完成了25例手术。1981年,我到省城宣读了论文,被同行专家认可。路子对了,我胆子更大了,到1987年底,我成功地完成了500例手术。这种新技术获得国家卫生部现代医学科技成果乙等奖、江西省科学进步一等奖。1987年,我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当时包括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在内的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大中医院邀请我作示范表演,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有些人奇怪地问,你一个县级医院的医生还能搞科研?还能获卫生部的奖?有人不信。的确,那个时候医院条件不好,惟一的优越条件就是病人多。妻子有病,弟弟病情恶化,老母亲累倒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上。丰城县医院妇产科成立了、发展了,妇产科有了50张床位。1984年,我被任命为丰城县医院副院长,这是我第二次当院长。干了3年院长,1987年我调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那一年我46岁。    
    46岁,又要一切从头开始,又是做住院医生。我高兴的是,环境变了,服务对象没有变,医院住院门诊病人60%是农民。有一次,妇产科来了一个患子宫脱垂的农村病人。由于无钱医治,外露的子宫颈已经糜烂,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腥臭味,连患者的亲人都不愿靠近。我接治了这个病人,我发现,只要认真换药,不需花更多的钱。我每天帮病人擦洗换药,手术,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康复出院。还有一个病人从县到市,从市到省,花钱不少,通过关系找到我,其实他的病很简单,我开了不到10块钱的药。他回去后,竟不相信,不敢吃,找了县医院的主任。县医院的主任也觉得奇怪,他就问,这是谁给你开的药,那个病人讲是易院长给他开的,因为我是这个主任的老师,他告诉病人要相信我,最后吃了药,好了。病人十分奇怪惊讶,又十二分感谢。我是地地道道从农村来的,我知道为农民少花钱治好病,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2000年3月,我接治了一个26岁患卵巢癌的病人,是贫困交加的年轻农妇。她已无力支付医药费,丈夫见是患了绝症,扔下50元钱再也不管了。我知道后,和全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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