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2000年3月，我接治了一个26岁患卵巢癌的病人，是贫困交加的年轻农妇。她已无力支付医药费，丈夫见是患了绝症，扔下50元钱再也不管了。我知道后，和全科同志一起为病友捐款，病人感激地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医生哟！又救命又出钱”，家属过意不去也回来了。其实这不是捐几十块钱的事，而是让贫困的病人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感受到医生并非社会上所说的是“白狼”，是“割了肚皮割腰包！”医生是有人性的。
1994年，我任一附院副院长，1997年任一附院院长。当江西医学院一附院的院长不像乡卫生院、县医院的院长好当，那个时候可以通过苦干、实干凝聚人心。如果说那时是老黄牛的话，这次我就应该是领头羊。因为我这次管理的是一所在江西这个贫困老区的最大医院：床位935张，临床科室24个，年门诊量46。7万余人次，出院病人1。96万余人次。尽管最大，却只有一栋医疗楼，病人拥挤不堪，每天都得加床。外科有100张床位，从走廊加到厕所，加床率达到30％。有些小科室加床率竟达到50％，远道而来的农民要等几天才能住院，住院后又要等几天才能手术。怎么办？还得从改革入手：成本核算，节源开流，把医院发展放在首位。
当时大家对我有些怀疑，觉得我这个农民院长，只会管一亩二分田，算盘吊在脖子上打，像农民一样“小家子气”，能领导好这所大医院吗？我承认，我确实小家子气，但是，没有钱的日子，不小家子气行吗？大手大脚花大家的血汗钱，那就太不负责任了！上任后，我心里就想要建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园林式医院。让农民也能享受享受。住不起城里的大宾馆，住几天我们的医院也好。既然要让农民住得起，首先得考虑住宿费。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先后盖了门诊大楼、外科大楼、感染大楼、肿瘤大楼、内科大楼，基建花了２个多亿，国家给了２８００万。我对大楼图纸最关心的是农民住哪里？普通间的病房多少钱一天，6个人一间多少钱，按江西农民现在收入能否住得起？要现代化，要超前，但不能忘了贫困百姓，不能忘了老区的农民。有人笑我满脑子“农民意识”。我没有更多的解释，也不必解释。
建立起外科大楼开放床位620张，手术室25间，手术室可同时容纳30台手术，手术难的瓶颈问题得到了缓解；现代化的感染大楼多次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称赞和好评：其设备、设施都是全国一流的。尽管开放床位是１００张，由于江西肝炎病人多，经常是“爆满”，病人住院还常常要排队；肿瘤大楼２００张病床，其设计装备都是一流的；内科大楼开放床位650张，全院病床增加到１６００张。有60％病床为平价病床，农民住得起，我放心了。当一个个农民兄弟住进了这花园式医院，我真高兴。现在，农民来住院不要等了，外地农民入院后第三四天就可以开刀了。医院发展了，收入增多了，我把医院收入的大块投入了再生产，中块用于科研和教学，还有一块用于福利奖金，2002年的奖金发放比1997年增加了3。3倍。2003年职工的收入更有所提高。病人住院条件改善了，医务人员工作环境改善了，行政人员办公条件改善了。
第二是为农民解决医疗费过高的问题，不能把医院的发展建立在多收费、乱收费、滥收费上。1997年做B超检查，肝脏是20元/个；2003年仍然是20元/个，肌肉注射1。5元/人，5年后还是1。5元/人。为了降低病人医疗费用，我的做法是：一是全院医务人员坚决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减轻病人的负担。二是严格规定全院医生坚持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能用一般药物的决不用昂贵药物，能用一般仪器检查的决不用高档仪器检查，不该收的钱一分也不能收，用每天连台手术的方法来加速病床周转，缩短病人住院天数，减轻医疗费用。对开大处方歪风，用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去制止、杜绝。每个科室都制定出药费比例的指标，超过指标，按比例扣除当月奖金。有一个科室连续2个月药费收入超出42％的规定，医院扣除了该科室的奖金。2002年医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1997年下降10。5％，药费低了，农民看病便宜一些了。我们院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日益增多，全院床位使用率长年是95％～115％之间，一直处在饱和状态运转。我想，当医生就要用好技术为农民服务，当院长就要用好的医院，组织好、领导好一个优秀的群体为农民服务。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做一个好医生，做一个为农民服务的好医生。几十年来，一直实践着这个愿望。我的农民病友也一直记挂着我。记得刚调到南昌不久，一个杜市乡妇女拎着一篮鸡蛋，处处打听我的住处。同事还以为是求医的病人。原来这是我在做乡村医生时救治的一个小孩，她大了，结婚了，做妈妈了，无论如何要送一筐红蛋给我尝尝。她说，能有今天，能做妈妈，她的命是我给的，乡下人没钱送红包，几百里路送来一篮鸡蛋表达情意。你想想吧，听完她的话，还有什么荣誉、什么表彰、什么权力能比得上父老乡亲这一片真情呢？
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是我的衣食父母，这种感情，永远也改变不了。在北京领“白求恩”奖章期间，有的记者问我，为什么你不管在哪里，在哪个岗位上，心中都一直放着农民呢？为什么大家称你为农民院长？我说，在中国，在江西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在这样一所80％以上住院病人是农民的医院，心中不放农民，放什么呢？我乐意大家叫我“农民院长”。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0节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1）
七律二首
送瘟神
1958年7月1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毛泽东
健康是为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福利所必需的，没有健康，就不可能有什么福利，有什么幸福。
——约翰·洛克
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恶战
1被忘却的一种病
2003年7月，迎来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同时迎来了历史上的酷热高温。
7月底8月初，摄氏39℃以上的高温持续炙烤着每个南昌人。医院急诊科、小儿科爆满，中暑、发烧的病人接踵而至，救护车日夜呼啸。
40多岁的程女士不幸加入了发热的行列。送进了市级医院，例行查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白细胞升高，抗菌素例行经输液瓶溶解后流到血管里，先锋霉素、氧氟沙星，每夜注射一支热可平，初步诊断是呼吸道感染。天气的高温和人体的高温都冲过了40℃。用激素如用空调一样，暂时让人体温下降，稍感舒服。扩大会诊，转到医学院附属医院，怀疑是血液病（俗称血癌类的病）。做了骨髓穿刺，做了CT、B超，血液生化、血常规，那是反复地做。病人急、家属急、医生也急，怎么就查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是没有发现的怪病？是变异的“非典”？紧张，焦虑。
有人建议转北京协和医院或上海瑞金医院，有人建议网上会诊。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基层医务工作者来看她，详细询问了病情后，他突然提出做大便孵化，有可能是急性血吸虫病。果然，程女士患的就是这种病，这个基层医务工作者曾是血防工作人员。诚如演员赵本山咯血，几家大医院大专家诊断为肺癌或肺结核，偶遇一位朋友说，可能是肺吸虫。于是，死刑就即刻远离。
无独有偶，江西省儿童医院收治一例来自农村的12岁的发热男孩，白细胞升高，高档大量的抗菌素制服不了高温，骨髓穿刺未见异常，初步诊断是败血症。经多次扩大会诊，才有人问：有没有可能是血吸虫病？
程女士是花费了近1万元的医药费用后才转到血防站住院治疗的。那个来自农村的小男孩也花去了几千元才走向正确正规的治疗。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的损失我暂不进行讨论。我想说的是，这种曾经严重危害中国老农民的血吸虫病怎么会让医务工作者忘记了呢？而且是几所大医院、几位老专家，而且这些医院、这些专家离疫区也只不过50多华里，是他们业务水平不高？是设备技术落后？非也！是对血及虫病的警惕失落了。诊断不难，有疫水接触史，发热，腹泻，肝脾肿大，末梢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进一步查大便，做环卵沉淀试验，就可以确诊了。血吸虫病的治疗已进入规范化。
这两例典型的误诊已由江西省新建县血防站站长胡位陈主任医师撰写论文，发表在2004年《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上，可以说，这样的误诊在当前疫区极具有代表性。至少说明2点：一是血吸虫病的复燃和蔓延；二是一些医生对这种病忘却了、陌生了。
就在这年夏天，我在南昌豆花餐馆遇见一个从余江县来打工的小姑娘。“非典”刚过，被困的心像飞出笼的小鸟，停在哪儿都会唧喳地叫几声。自然聊起抗击“非典”后的喜悦，谈到瘟疫，自然背起毛泽东同志著名诗句：“借向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问她，你能背吗？她笑得很美，轻轻地说：“不会。”“送什么瘟神，你知道吗？”我又问，她摇摇头。别人摇摇头可以，她摇摇头，我诧异了，遗憾了，不悦了。这首诗就是写余江的呀！
我不信，余江县年轻人会不知道这首诗，这件事。岁末我到了余江县，在城街头，我询问了几个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惊讶地反问我，还知道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什么？什么灭血吸虫？毛泽东同志写了什么诗？那是纪念馆讲解员的事，她们的职业要求她们顺背倒背。一个家住邓埠的青年农民爽直地对我说，我长大后见到的是大人都在忙于赚钱，忙于到外地打工，哪还有空去回忆那些不愉快的事。一个年轻的干警工作在春涛乡，他也坦诚地与我交谈：其实纪念馆离我们家很近，从小到大，就没去参观过。我们年轻人感兴趣的是未来是明天。他们反问我，你看过余江的余雕吗？鹰潭市没有，全国都没有，世界也没有。
余雕已成了余江人的骄傲，余雕已成了全国木雕行业的龙头，饮誉五洲四海。他的领头人叫张果喜，德国、日本都有他的公司，他以出色的成绩被天文界将国际编号3208的小行星命名为“张果喜星”。他的名字，他的企业，和他的产品一样享誉世界。余江人当然喜欢谈自豪的事、骄傲的事，谁还愿把“瘟疫”再抖动起来呢？张果喜生于1952年7月6日，属龙的。那正是血吸虫肆虐的年代。他赶上了消灭血吸虫的好时代，尽管那时没脱贫，没钱去读书，没念完小学他就当了学徒，他健壮的体魄、他聪敏的头脑，使他获得生存的本领。他又赶上了好时代，在第三个龙年他当上了木雕厂的厂长了。健康、智慧、机遇成就了他。我可以这样问一句：如果没有消灭血吸虫，如果血吸虫病还在传播，他的事业与他本人会不会受到血吸虫的伤害呢？
2003年的初夏，余江邓家埠水稻原种场河西学校二年级学生，8岁的洪嗣之在爸爸洪军华陪同下骑车从南昌出发经历了57天，到达拉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他父子俩在3000米高原上，登车以每日127公里的速度行驶，对于8岁的小孩子是一个奇迹。
50年前，余江邓家埠是血吸虫的重灾区，1958年前该场有螺总面积占全县有螺面积的16。94％。1957年为灭螺，将10。5亩水田改为旱田，43亩藕塘刨土改造。血吸虫消灭了，血吸虫病治好了，百姓们安居乐业了。今天洪军华、洪嗣之父子的名字不停地在报上转载，读者都在为他们父子的精神、体魄惊叹之时？有没有人去想一想他们父辈生活在疫区的那段日子？是他们的父辈改变了那段日子，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今天欢乐的余江。我徜徉在余江县城街头，听到春风一样的笑声，看到花一样的笑容，我不能不去想，想过去，想今天，想农村，想农民，想血吸虫，想血吸虫病和与血吸虫战斗过的人们。
2毛泽东与余江
余江县位于江西东北部，浙赣线上，古称安仁县。民国三年（1914年）改名余江，县志载：“余江今县名。民国以江西安仁县改置，县在余水之滨，有余江，故名，属江西豫章道。”改革开放前90％人口从事农业，无论从经济实力、交通位置、人文地理、名胜古迹，世人都很难认识和了解赣东北的这个贫困小县。
2000年春天，我为完成“贫困致不良习惯与疾病关系”课题，来到这里。县城不大，出汽车站，半里路有座宏伟的纪念馆，高大的立柱、宽敞的台阶显示了这座建筑物的气势。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来到纪念馆大门前，驻足耸立，仰望着，这座纪念馆是为了纪念一个人，纪念一首诗，纪念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件伟大的胜利而修建的。它的名字叫：送瘟神纪念馆。
《送瘟神》是毛泽东同志于1958年7月1日晨写的一首七律。被称之为瘟神的是一种命名为血吸虫的寄生虫所致的疾病，叫血吸虫病。正是因为这种病，这首诗，及这种病在余江县的消灭，使余江县举世闻名。国内外学者到这儿来取经学习，游人到这儿来参观访问，墨客骚人为之写诗作画，讴歌赞美。于是有了电影《枯木逢春》，有了话剧《换了人间》，有了文集《春满余江》，有了一篇篇关于“血防”经验的论文，有了许许多多的身影和接踵而至的脚步。
我拾级而上，走进了送瘟神纪念馆。
那是22年前，为纪念毛泽东同志《送瘟神二首》诗篇发表20周年，国家卫生部和江西省卫生厅拨款55万元在余江县兴建了这座宏伟的建筑。馆内陈列着历年的史料，展现了新旧两个社会的容颜和送瘟神的战斗历程。人疫之战的一根红线在我眼前飘动着。
在一张照片前，我停步凝望。
那是一张极普通的照片：画面无人，只有1张书桌、1把藤椅，书桌上是台灯、笔筒、砚台、纸张；书桌前方是一扇透明的落地大窗。窗外依稀可见几株小树含苞吐绿。照片的题目是：毛主席在这间房里写作《送瘟神二首》。
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那天，毛泽东同志正在杭州，他老人家素来重视报纸，素来要读当天的报纸，尤其是钟情于《人民日报》，几乎每个版面都要细看。这篇文章不在头版头条，翻开二、三版，有评论员文章：《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往下的文章是《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速发展》，再往下才是《第一面红旗》，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他老人家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该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