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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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月光如水的夜，已是旭日临窗，思绪不断，毛泽东同志写诗毕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七月一日
毛泽东把消灭血吸虫定为是一场恶战，一定是想到了它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定是想到我们这场人民战争用的方法仍然是“小米加步枪”，想到了瘟疫的变数。
千百年来，人类与瘟疫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搏斗，每次瘟疫流行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一些行为，可以说，场场次次与瘟疫的搏斗都是恶战。从千百次的恶战中走过来的人类都各自有着自己的感受、理念和处置的方法。2003年曾与“非典”的那场遭遇战，在农村，我看见农民敲着锣，唱着预防“非典”的民歌和快板，自然会想起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消灭血吸虫病的那场恶战，想起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又一幕。
4往事并不如烟
余涵是1951级的江西医学院毕业生。1954年夏末长江洪水泛滥，灾情刚过的9月他就被派往灾区参加医疗工作。九江地区星子县是血吸虫病疫区，他编写了许多顺口溜、快板宣传普及卫生知识，这是其中一段：“打竹板，请安静，听我讲讲血吸虫病。血吸虫，害人精，钻进人体就要命。大便里面藏虫卵，钉螺里面来寄生。排出尾蚴千千万，浮在水里专盯人。吸人血，伤人肝，让你骨瘦如柴活不成。……”
念这节快板时，大概又把他带回那段日子了吧。
白天，我背着急诊箱到地头田间发药，箱子里放着一副快板，只要人多，我就会掏出快板喊上一段。在旷野里，作古正经地说农民不愿听，也听不清。那时的农民不像今天这样见多识广。讲“非典”，讲冠状病毒，讲发热高烧，讲隔离，都还能懂。那时，刚解放，85％的农民是文盲，大都没有出过村，识文断字的也只是念了两三年私塾，完全可以用迷信愚昧来形容。得了病他们说是风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没积德，遭报应。连血吸虫3个字都没听说过，只知叫“大肚子病”、“黄脸病”。到了晚上，仓库、祠堂里人头攒动，家家户户都会来听宣传。说实话，农民来的真正的目的是看“西洋镜”。穷乡僻壤，没见过放幻灯，更没听过留声机。医生、血防队员、医学生和农民融成一片。就如谈家常一样，把知识教给了他们。我们还把显微镜搬进祠堂，抬上街头，当场免费为农民查大便，现场教育，让农民自己看大便里的虫卵。开初，农民总以为医生是在变把戏蒙骗他们，通过放“土电影”，听留声机，从好玩中获得了知识。后来，开始试着治病，治好了病，农民才心服口服，才明白了管理粪便，消灭钉螺的重要。
现代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当年灭螺工作的艰巨和困难、危险和劳累、原始和普通。人流滚滚，红旗飘飘，口号声声，歌声阵阵，那浩大的声势，充满了吸引力、冲击力和诱惑力，有谁愿意袖手旁观呢？
灭钉螺的方法很简单，肩挑手挖，埋旧沟旧渠旧塘，开新沟新渠新塘，新沟新塘里发现一个钉螺都要推倒重来。我和同学们都年轻，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强烈的对人民、对党、对政府负责的高度情感，日夜奋战，希望坚持工作，不去考虑保护自己。总觉得过多地保护自己是羞耻的事情。不过，那时也没发配给我们什么用于保护的设备和器材。每人能有一卷绑腿就算不错了。我穿的是解放鞋，农村来的同学，连解放鞋都买不起，袜子又舍不得穿，一双自己做的布鞋，旱湿地两用。当时我们之间流行这样一句话：“上午为别人看病，下午别人为自己看病，病人轮流做。”那时单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不怕苦不怕死，不知道什么叫危险，什么叫风险，一心扑在工作上。其实保护措施也很简单，只要穿上长筒雨鞋、戴上手套就行。就这么简单，现在看来十分便宜的防护设备，国家都很难给我们买（血防站专职人员都有）。一双高筒套鞋要花10几块钱，够上贫困同学几个月的伙食费，每个同学，年轻的医生都能体谅国家穷，钱要花在刀刃上。反正要和农民打成一片，穿上长筒鞋在农民之间走来走去，不是脱离群众么？染上病再治吧！我班参加灭螺的同学80％的人都染上了血吸虫，又都去治疗了。那个年代里，到疫区工作一次，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一次。每个人对患病都很坦然，灭螺治病是我们的岗位，在岗位上患病那是无怨无悔的。
从他的言语里，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出那热血的沸腾，那激情的澎湃，那心灵的跃动，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那年，他火线入党了。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那段火热的生活。
蒋庾华是九江生命活水医院护士长，她给我描述了当年治疗血吸虫病的景象。
入冬后，农村进入休闲季节，主要是忙于修水利，这时正是医疗队下乡治病的时机，原则上都是就地治疗。每个生产队的病人都集中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地上铺稻草，自己带棉被，这就是病房。墙的两边钉上两个铁挂钩拉1根线就可以吊输液瓶了。病人睡在稻草上一字排开，我们从早上9点钟开始蹲着打针，总要到12点，一仓库的病人才能全部注射完。使用锑剂治疗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心跳骤停。在基层没有抢救设备与工具，只有一瓶氧气袋，出了事就靠体外按摩、口对口呼吸。每次一针扎进去，我总是要在病人身边守候观察几分钟，才进行第二个。病人稍有不适，我就会和医生一起应急处理，整个治疗的冬季，我们的心都系在喉咙口上，风险太大了，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为医疗队担忧。如果有一个病人出事，大家会对治疗失去信心，会拒绝治疗。我要求每个护士不能离开仓库半步，每15分钟要巡回一次病人，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医护人员要做到四好三勤、三查三对，病人要做到三好（四好是：工作好、态度好、业务好、互助好；三勤是手勤、腿勤、背勤；三查是查医嘱、查处方、查病情；三对是对医嘱、对剂量、对姓名。病员的三好是：遵守院规好、安心休养好、服从治疗好）。有个小护士，由于长期紧张，患上了高血压病，还有些人患上了失眠症，这都算不了什么，只要病人安全痊愈，我们累点、苦点都是快乐的。
著名作家陈世旭（现任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是我的朋友，16岁那年他下放到江西九江县新州农场当农民，第二年（1965年）例行普查血吸虫病，发现他染上了，就在当年冬闲的日子里成了病人。现在回忆起当病人的日子，仍十分轻松，还只17岁，不知道什么叫忧虑和痛苦。队里通知去治病，背起棉絮，夹一捆稻草就赶到仓库里。那是临时医院，稻草铺在地上成了病床，一床被子又盖又垫。半靠着墙，任药从血管里慢慢流进体内，难得有太阳钻进仓库，看看书，十分惬意。领导还来看望，要大家安心治疗，伙食还有补贴，每天是3角钱吧，菜里有几块肉，一人一碗，蹲在仓库门口吃。那房顶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望着这群男子汉碗里的饭，麻雀是一粒都想不到，个个嘴馋，饭菜吃得精光。下午睡觉，不用上田，很闲。那药叫酒石酸锑钾，一些病人注射后有恶心呕吐的反应，没有人埋怨条件差，不花一分钱治病，感激都来不及呢。中国穷，只能用这种穷办法。这种病，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治好后，只要不接触疫水，100％不会得病。陈世旭似乎成了行家，回忆起那患病的日子，充满了欢乐和感激。并非所有的“老血防”工作者和病人都能这样健康与快乐地活着，享受着今天的幸福。许德洪是湖南省沅江市漉湖血防站的血防工作人员，今年进入花甲。沅江市在洞庭湖南端，是血吸虫重灾区，现在血吸虫病人近4万，他属于那1／4万。他的病情较为特殊，按传统观念，血吸虫一般只危害肝、脾、肠道，血吸虫却优惠于他，侵犯了他的大脑，神经系统。CT已证实这类病人不少，语言发生障碍，四肢活动也不听使唤。他儿子悲怆地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干消灭血吸虫的工作，最后却被血吸虫消灭了。
2003年清明节，我在湖北武昌郊区九峰山名人公园的公墓为父母亲扫。与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的孩子相遇。他父亲医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血防”工作。每次防洪抢险、防疫防灾他总是在第一线，总是第一个报名到疫区，血吸虫好像是他身上的常客，治了好，好了又染上，染上又治疗，最后死于肝硬化腹水，门脉高压大出血。他们子女希望有关单位追认其父为烈士，上级一直在研究。他父亲和抗击“非典”中倒下去的英雄应该是一样的，他也是“真心英雄”。孩子们的叙述是沉重的，神情是悲哀的，现任领导最后的回答是：他没有做到自我保护，责任在自己。这样的回答让他们很心痛！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3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1）
1亲近疫区：悲壮岂在“非典”时
我完全能感受这种心痛。
老一辈血防工作者的叙述，有欢乐也有苦涩，有自豪也有悲壮，有轻松也有沉重。透过他们的叙述，我感受到了当代年轻人无法感受的一种心动，一种无法欣赏的美丽，一种可能令他们不屑一顾或尚不能认识的崇高。
我萌生了想找当代血防工作人员采访的念头，他们的工作还会是这样苦涩、沉重、悲壮、美丽和崇高吗？
血吸虫疫情为什么不断地出现反复，当今血防工作人员是怎样进行查螺、灭螺的？是怎样进行查病治病的？疫区病人是如何接受治疗的？现代的疫区人懂得预防血吸虫病的知识吗？血吸虫病真的在向城市蔓延吗？能不能再来一次“人民战争”？现在的科学技术，现在的方法手段能遏制血吸虫病吗？“为什么？怎么办？”不时地在脑海里翻腾。不是一时的冲动，我一直记住了这个数字：1985年血吸病人为40万人。就在2003年的5月，那是惊心动魄的日子，全国人民的目光锁定在中央电视台疫情通报的节目时刻，我读到了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于5月14日向全国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建设兵团卫生局印发了《血吸虫病重大疫情应急处理预案》（试行）。这年8月25日，我又读到国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当前重大传染病的文字。他说，目前全国有427个县市区存在血吸虫病疫情，长江沿线的6省加上云南省的110个县市区为主要流行区。受威胁人口约6500万，患者81万例。我询问专家，专家说，这两个数字不太准确，近年来许多血防站工作处在停顿状态，其统计数有一定的差距，专家们估计患者可能达到100万以上（2004年统计为84。3万）。
毛泽东同志的那句“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改变了我国南方血吸虫疫区广大百姓的命运，改变了那儿的环境，还改变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
血吸虫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万降为84万人；12个流行省份已有5个省先后消灭了血吸虫，433个流行县乡区有260个达到传播阻断标准，63个乡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然而，我还读到另一组数字：2001年我国新发现钉螺面积为590万平方米，2002年我国新发现钉螺面积为1151万平方米，2002年报告血吸虫病人810389人，其中慢性病人783430人，晚期病人26046人，当年急性感染913人。湖区集中在五省：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慢性病人674506人，占全国慢性病人数的8610％。山区集中在四川和云南，慢性病人为108924人，占1390％。
2003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3万，比2000年增加了15万，尚未控制传播的有108个县，钉螺面积35。2亿平方米。疫情严重的省份首推湖北省，有血吸虫病人27。8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数的32。97％，新增加钉螺面积30余万亩。其次是湖南省，有血吸虫病人21万人，占全国血吸虫病总人数的24。91％。洞庭湖区有病畜5万头，有钉螺面积3915万公顷，占全国钉螺面积的52％。江西省1998年至2002年鄱阳湖钉螺面积在4年内增加了10万亩，易感洲滩增加了29。6万亩。有血吸虫病人13万人，钉螺面积116万亩，从患病人数看列第3位。据各省疫情监测统计，近5年内已有38个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或传播阻断标准县（市、区）疫情出现明显回升。在部分中小城市也相继发现了感染性钉螺和新发血吸虫病人。少数已消灭地区均发现外地输入性急性、慢性血吸虫病人，输入性病例近3年内呈上升趋势。
小报上常出现他们写的这样的文字：“在洞庭湖血吸虫卷土重来”，“血吸虫死灰复燃”。外电还报道：“曾在大陆绝迹的血吸虫重现江湖”，“瘟神再出”等等。
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消灭已血吸虫，并一直在和血吸虫进行殊死之战；事实上，毛泽东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与“疫”之战是一场恶战，还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恶战的结果不亚于一场战争，恶战的结果是以百姓死亡为代价的。他的诗后小记是这样写的：“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12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力，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生命而言，远强于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这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以外，现在1000万人患疫，1万万人受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日之华佗们在前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诗人只是从余江县送走“瘟神”的壮举中，看到了一种可贵的精神，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深知“瘟神”的危害，深知“送瘟神”战斗的持久。
中国人控制“非典”流行如此，血吸虫病的防治也如此。其他传染病防治也该如此。
德国画家丢勒在1498年创作的圣经木刻插图中，我们看到《启土录》中骑士分别代表着预示世界末日的4种力量：战争、饥荒、死亡，以及可怕的瘟疫。瘟疫——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对人类文明有着非常大的冲击力，其影响和破坏是全面的、巨大的，所冲击的目标是人类自身，往往此战争更剧烈、更突然、更恐怖。
我知道，血吸虫病摧毁生命的能力并不亚于“非典”，只不过“非典”病毒迅猛，而血吸虫病则是侵入人体内慢慢折磨着个体生命，传播速度一样是快速的，只要和疫水接触10秒钟就有可能患病。而患者99％都是农民。
我选择了从鄱阳湖的两岸出发，向北，沿长江向西，过武汉，到荆州，去石首监利，再南下洞庭湖，登岳阳楼，下沅江。专家们已明确指出，我国血吸虫病重流行区就分布在鄱阳湖、洞庭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