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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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告诉我，1998年的大洪水，使沿江沿湖江湖洲滩有螺面积扩大。2002年底的统计数是扩大了4万亩。随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政策的逐步实施，全市还有22万亩江湖洲滩逐渐成为钉螺孳生地。旧的未灭尽，新的又孳生。不能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路子。瑞昌市、都昌县的疫情都是严重的。瑞昌市流行乡有24个，流行乡人口36。26万；都昌流行乡有21个，57。76万人口。有次在瑞昌临长江沟渠边一平方尺就发现了50多只钉螺，离长江只有1米远，很难说长江没有污染。
渐渐地，我们的话题远了，血吸虫病患者的主要人群是农民，可不可以把血吸虫病视为一个符号探讨一下疾病与农民的关系，至少传染病与农民的关系。换个角度思考，一些传染病是不是特别青睐农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媒体，是不是更多关注的重视的是“城市病”，而忽视了或很少关注农民的疾病，说白了：一碗水没有端平。我们的决策往往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许多决策与科学相悖，让农民折腾来折腾去。他忆起一幅标语。那是1998年抗洪后的事，省政府作出了鄱阳湖大移民的重大决策。移民湖数达11。5万户，重点是九江都昌县；政府将拿出30多个亿。1999年春节都昌县大树乡公路上挂着一幅标语：退田还湖根绝千年水患，移民建镇志创万年基业。村长说，这是灾民的心声。
历史退回30年，也有一幅标语：围湖造田让四湖让路为百姓造福千年，移山填海令三山低头创祖国基业万代。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也是这样说的，这是社员的心声。
从“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倒霉的是农民，浪费的是国家的钱。没人心痛农民，没人心痛一叠叠钱。在农民倒霉和国家资金浪费的日子里，创造口号和喊口号的人该晋升的，还是照样晋升了。
我们自然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我想，我应该带着这样一个观念去反思。
4．回报的负值与负值的回报
湖北省有两件大事：水利和血防。每届省政府班子上任，首先过问的就是这两件大事。解放初期，湖北省有11个地市，44个县属于疫区，疫区人口近1000万，钉螺面积439。5万亩。50年来，全省累计灭螺面积570万亩，累计治愈病人250万人。前不久，省长罗清泉上任之初，来公安县调研就提出了坚决治理血吸虫病重疫区的要求。“虫”不除，病难治，民不富。应该说，省政府是下了决心的，全省每年拨给血防工作经费5000多万，国家血防专项只有1000万。然而，这几年血防需要投入的经费多达1亿元。只能说经费的投入与当前的疫情不相适应。
江陵县是重疫区，每年省血防办直接拨来的血防工作经费有数十万元；从2001年起每年又增至近100万元。尽管国家和省里早有明文规定，要求疫区各级财政根据当地防治工作任务需要，安排必需的防治经费，并随经济增长逐年增加对血防工作的投入。但是地方各级领导有几个愿意把钱往这个窟窿里扔呢？这是无底洞。据我所知，多数地方对血防投入基本没有安排，有的甚至还将省里下拨的血防专项经费挪作他用。用完后，背地里还喊：“财政困难。”骨子里是对血防工作不重视。投入到血防中没有经济效益，近期也看不到社会效益。人治了又染，虫灭了又生，干脆把钱投向“形象工程”。中央、省里抓一下，他们也就会动一下，或象征性地投点钱，或救急给点钱，饿不死、撑不饱，吊着。他劝我最好去一趟江陵县。
江陵县西与枝江县为邻，北接荆门市，西北是张飞一声吼的长坂坡的所在地当阳，所辖地域围绕荆州。20世纪90年代初与沙市合并，称荆沙市，1996年又改为荆州市，隔江是公安县。这儿一片都是血吸虫流行区。从武昌付家坡乘车，高速公路3个小时就到了。过去从武汉到荆州坐船，逆流而上要航行两天两夜。
江陵县的白马寺镇血防站因血防经费落空，人员待遇无着落关门了。
血防站的财政是由镇财政全部拨款。“吃财政饭”。1996年，全额变为差额，血防站有10几名职工，年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钱虽然少，大家还是来上班，门也照开。2002年下半年，把血防站一下推向市场，断了奶，规定乡血防站一律自收自支。职工一年的工资毫无着落，无巢的鸟，都散去自谋生路了。人走楼空，4层楼的血防站只剩下站长谢守依一人。面对着同行、朋友、记者，他能说什么呢？他守望着，期待着。他到血防站工作已有29年了。大半辈子过去了，对血防工作总还有一缕理不清、割不断的情丝。再者，他不愿看到血防站在他手上关门，更不愿看到白马寺镇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没人去做。
白马寺镇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地处古荆州之东，在长江与宜黄高速公路之间。有5万多人，钉螺面积近万亩，慢性血吸虫病人5000多人，晚血病人300多人。往年，岁末开春，站里都要下去查螺查病，血防队伍都散了，组织查螺已是不可能的事。2003年夏天，收到应急预案文件后，谢守依曾把同事叫回来查病，没有发一分钱的劳务费。想想镇里严重的疫情，他焦急万分，他是孤掌难鸣，无能为力。这样下去，镇上的疫情要回升了，怎么办？病人越来越多，怎么办？谁来和他一起分担这些“怎么办”？谁又会去分担他们和他家庭中的“怎么办”？他妻子目前没有工作，在镇上开了一爿小店，大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分到镇血防站，站里这种状况，儿子只好在家呆着，小儿子还在上高中。他虽然在血防站留守，没有一文钱收入，一家4口全靠妻子开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存。他是共产党员，他相信上级组织，他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工作，我理解他心里的滋味。他说，想到家里贫穷时心里很酸，想到空荡荡的血防站时心里很痛，这酸这痛还会有多久呢？我望着他伫立在秋风中，那挥手说再见的身躯在夕阳辉耀下像一棵树，我坚信，血防春天的阳光和雨水一定会落在这棵树上。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5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3）
又是一位。10几年前听说荆州出了一位血防专家、全国劳模，叫胡国富。
今天，我到了荆州，到了沙市区，听别人告诉我，他对血防工作的回答令同行们大吃一惊。他说，基层血防专业人员多年来没领过一份像样的工资了。退休了也没有一分钱退休金；妻子倪文英在血防站工作了40年，退休了同样分文工资没有。幸亏当年在职时买了保险，否则吃饭都成问题。现有的血防站建筑还是当年他任站长时发动职工集资盖的，那是血防史上最好的年头。现在已名存实亡。现有职工32名（含9名退休职工、1名癌症病休职工），原来的工资标准，站长以下的职工，800元到500元不等，自1996年开始只拿15％的工资，2002年开始，就分文没有了。高温天气，“血防红旗单位”内没有一台空调。没有X光机，没有台式B超，没有手术床，二楼病房内倒有几个病人躺着，是“晚血”病人，肚子大得像坟包，肚脐爆得像菜头。前几年，由于血防站穷，来站治疗血吸虫病的患者都收费，一个慢性血吸虫病人一年的最低治疗费用是200元（不含生活费、营养费），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最低费用是5000元。应该说，这样的价格是便宜的，因为农民穷，这样低的医药费他们也不来治疗，只要不是急性，都习惯这样拖着。他们站还坚持在干本行。有些地方的血防站为了活命，派人外出进修骨伤科、妇产科、口腔科、眼科，目的很简单：搞一碗饭吃，这样的站长还要准备挨骂，“不务正业”。一些领导干脆放任不管，自生自灭，干一天算一天。
朋友老晏讲了这样一件事：荆州沙市区岑河镇血防站组织了一支灭螺队。队员是从农民中筛选出来的，不脱产，每个村民小组负担1名，每年付给队员的报酬是1500元。这种支付办法肯定是违背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原则，国家又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只得解散。只靠站里20多个工作人员在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查螺灭螺，你不觉得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吗？灭螺工作自然成了谎话、梦话。
石首县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无螺县。那时只要生产队长一声喊，社员都下田、下湖去捡钉螺？老人回想说，那时是一呼百应，现在是百呼不应。谁还会自愿去捡钉螺，石首县改市后，放松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现在石首市的钉螺面积是10。8万亩。
血防站的穷并不只在湖北，湖南、江西均相差无几。因为穷，很多领导把血防站推向市场。用经济效益去衡量一个院或站的优劣，已是卫生界公认的标准了。标准已程式化、脸谱化了。似乎成了一条定律：政绩优劣，看发展快慢；批评表扬，看单位收入多少；能力大小，看敢不敢创收；投入多少，看回报大小。如果回报是个负值，这个单位就永远不要想再伸手了。血防站一直是吃“皇粮”的，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无法获得回报，没有回报就视为“包袱”。“皇粮”吃不到，或吃不饱，各大小血防站只好“自力更生”、“广开财路”，什么事都会发生。湖南岳阳县麻塘镇防疫站工作人员，把本应免费的灭螺药出售给农民。穷懒了，穷变了，穷得工作也不想做，或无法去做。岳阳鹿角镇血防站填报表的数字大都是编造的。到年底与病人治疗数都是瞎填乱编。有的年报表写1500人，实际只有500人，省血防知道底下人在瞎糊弄，谁也没去过问。道理很简单：“现在还有谁去干不拿钱的活？”
湖南沅江是血吸虫重疫区，国家从1996年起，每年拨给该市血防经费是279万元，近几年还在增加，2003年已达到327。9万元。应该说，算不少了，算不错了，该知足了。该市血防站主任张健算了一笔账：全市600多名血防干部，离退休人员140余人，要保证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剩下的钱分给在职人员头上，每人年收入为2000多元，还不如某些单位1个月的收入。
益阳市血防所同志也为我算了这笔账，每年工资的总经费需要170万元，国家拨款只有130万元，发工资都不够，要想发奖金，那只得自力更生。
经费限制了专业队伍的开展正常工作，发展就无从谈起。用湖南省血防办副主任李华忠同志的话说，下拨经费与防治任务不相称，由于不相称，血防工作也就没有走上道。一个血防干部坦承：“一个人一年的人头经费还不到1000块钱，要养站口，还有什么经济能力去灭螺，只有象征性地搞一些。”湖南如此，湖北如此，江西如此，全国穷得揭不开锅的血防站大都如此。
朋友老晏坚持要陪我去洪湖新堤看看。他说，既可忆旧，又会有新思。30多年前，我们社教工作团到洪湖县（当时是县）集训就是从新堤上岸的。那是1965年春节后的第六天，我们从汉口起航，逆水向上到新堤。水浅岸宽，船停在江中，下船后要走过长长的沙滩和草丛湿地。现在是秋天，浅浅的浪拍打沙洲，往远望可见被风吹倒的泛白芦苇。老晏弄来一辆车，沿江边跑了一阵，旧地重游，十分兴奋。只兴奋了几分钟，对这熟悉的江水又产生了十分的恐惧。洪湖市的河滩大约有6万亩芦苇，这儿钉螺的密度很高，有的地方每平方尺有钉螺达20只。
老晏为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查钉螺费每亩以1元计，6万亩就要6万元，灭螺以每亩150元算，就得要900万元。何况，这儿水域复杂，当汛期来时，沿岸沙滩芦苇均会泡入黄汤之中。钉螺就会随水漂浮迁徙，河水退后或留在原处，或落在一个新地方生存下去。一是没有那么多钱去灭螺，荆州市每年血防工作资金缺口近4000万人民币，二是长江涨水能控制么？一路上，我听到感叹最多的就是，钱，钱！钱？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投入不是没有可能的，投入没有回报是万万不能的。结果是不愿负值回报，得到的是回报的负值。
5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我想起了一条人工河的投资。这条河又叫汉北河，1969年动工开挖，全长近百公里，西起天门，经孝感南部再至武汉东西湖区的新沟，进入长江的支流汉江。当年，决定上汉北河这个项目是作为全国治理血吸虫工作的三大试点来抓的，做法是：挖北河、扩南河、平滩灭螺。孝感当时灭螺56。3万亩，治病人18。5万。20年后问题逐渐暴露，不仅行洪不畅，而且河滩杂草丛生，形成沼泽，钉螺面积扩大到5。7万亩，占孝感有螺面积的59％。血吸虫病又使沿河两岸80个乡镇群众的脸上布满了愁云。
1994年，国务院6部委共同主持了汉北河的综合治理工程。决定用3年时间拿下汉北河血吸虫综合防治工程。汉川的水系以汉北河为主，当地农民的生产用水和少部分生活用水都来自汉北河，沿汉北河的30多个涵闸都没有阻螺设施。汉北河春夏涨水，秋冬枯水，河滩冬陆夏水，最易孳生钉螺，而沿河百姓在河滩放牧、在河里捕鱼、游泳。频繁接触疫水的农民说因“水利修得好，钉螺到处跑”。目前汉北河在汉川段的格局是，南、北河河道都宽近百米，中间的滩涂在枯水期宽度约为600～800米，由农民在上面翻耕种植。
据省血防办提供的数据从1994年到1996年，国家共在汉北河综合治理项目上投入2亿元，钉螺密度得到了有效控制：1993年，血防部门在汉北河河滩上测得钉螺密度最高为103只／0。11平方米，防浪林里最高为54只／0。11平方米，到2001年这组数据为1。005只／0。11平方米和0。345只／0。11平方米。综合治理降低了钉螺的密度，却没有减少钉螺分布的面积，目前在汉川市33094亩钉螺面积里，汉北河就占25870亩。全市血吸虫疫情最严重的是汉北河沿线的5个乡镇。
荆州沙市区岑河镇是中国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故里，地处长江北岸，汉江平原腹地。刚解放时，除了阳湖岗一地外，基本上没有钉螺。属于湖沼地形。全镇辖26个行政村，203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52平方公里，面积5。52万亩，素有“西瓜之乡”、“辣椒之乡”的美称。出于富农的愿望，大兴水利工程，水渠相连，相互成网，钉螺获利了，沿渠沟，顺水势，钉螺串塘过田，四处蔓延，一到排灌季节，疫水随沟而行，靠岸而生。该镇总人口4。6万人，2002年统计血吸虫病人有4000多人。2002年来治疗的慢性血吸虫病人总计花了79。6万，晚期血吸虫病人费用为32。5万，合计100多万元。不治会死，治了会穷。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叫“因病致贫”！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农民仍这样说：“水利修得好，钉螺到处跑。”越病越穷，越穷越病！引病上身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啊！
安徽省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泾县陈村水库灌区、四川丹棱县修建的水库，也都出现过血吸虫扩散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昌在实施血吸虫病综合治理试点期间，修建了一批水利灭螺工程，采用低围拦蓄的办法，在洲滩和大堤间修一个矮围堰，蓄水浸杀钉螺，减少了群众接触疫水的机会，有血防效益；也为农民修建了一批水利设施，有经济效益。可几年后，有关部门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