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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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群众接触疫水的机会，有血防效益；也为农民修建了一批水利设施，有经济效益。可几年后，有关部门在考察后认为这种矮圩对渔业养殖和生态环境有影响，就把很多围堰炸掉，结果一度锐减的钉螺面积迅速扩散。1998年以后，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的移民建镇工程，也没有充分考虑血吸虫病防治的需要，有的镇就建在原地，只是地基高点；有的新建居民区离疫水更近，造成群众感染的机会增加。
由此，专家们不能不想到南水北调工程中血吸虫病的传播问题，也许这不算题外话。
决定钉螺生存繁殖三大因素是温度、地面湿度和植被。专家们认为，南水北调对钉螺可能扩散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程对原血吸虫病流行区疫情扩散问题，可能性最大的是输水主干道流经的江苏苏中里下河地区、安徽巢湖地区、湖北四湖地区。由于工程带来水系重新分布，水资源重新分配，使适宜钉螺孳生的区域也发生明显变化；同时，人口流动和由此引起的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均可引起疫情扩散，增加潜在威胁。
二是工程是否会引起钉螺北移至非血吸虫病流行区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的论证表明，钉螺分布最北不超过江苏宝应县境（北纬33°15′）。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江苏北部冬季温度明显升高，仅从温度指标可知，钉螺在北纬33°15′以北，徐州以南地区也可生存。这已被20世纪90年代的现场实验证实。因此，我国第四、第五大淡水湖（洪泽湖、巢湖）存在由血吸虫病非流行区变为流行区的潜在威胁，远期还可能继发扩散至山东、河南省，虽然是设想，不可不防，一旦发生后果严重。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6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4）
政府和科技人员都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和事实，水资源的开发会引发血吸虫的传播扩散加剧。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如20世纪30年代埃及Aswan水库，是世界上建立在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最大水库之一，它的建立改善了农业灌溉系统，同时，也造成了埃及血吸虫中间宿主水泡螺的大范围扩散，血吸虫病人群感染率由2％～11％升至4％～75％。能不再次想起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吗？其概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8月底9月初考察江西时对江西领导干部讲话时提出来的。一个月后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写进这个论述。这概念提出非心血来潮。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袭击时，胡锦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深入百姓，深入到科研机关，深入到抗“非典”第一线，疫情使他和他的同事们不仅看到了公共卫生的弱点，更看到了社会管理体制的弱点，也看到了发展观的弱点。偏离科学发展观的决策必然会失误，必然会给老百姓带来损失。在湖南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事例。华容县位于洞庭湖的北端，1998年小集城“退田还湖”，先后有2300多人搬迁，放养了2000多只羊和830多头牛。通过粪例检查，发现人和牛的血吸虫感染率为68％，羊达到310％。
20世纪70年代初，仍在高喊“抓革命，促生产”，高喊“农业学大寨”，向荒山要田，向湖泊要粮，筑梯田，围湖造平原。处在鄱阳湖、洞庭湖、洪湖等湖泊周边的政府都做出了“围湖造田”的决策，结果是湖泊小了，湖水少了，洪涝一来，无法容纳，在疫区水淹到哪里，钉螺栖到哪里。我坚信，各位领导做出这决策时绝对是想为农民增收致富，为了农业的发展。那时口号不是喊得好么：围湖造田，为百姓造福千年。
本世纪初，政府又号召“退田还湖”，目的还是为了农村农业发展，减少洪涝灾害。口号喊得总是暖人心：退田还湖，根绝水患，千秋大业，造福百姓。据湖区5省不完全统计，退田还湖，平垸行湖面积约60多亿平方米，其中90％滩地重新成为钉螺孳生地。受害的自然是湖边周围的渔民、农民、樵民（以收卖芦苇为生的居民）。
湖南益阳市是重灾区，沅江又是益阳的重灾区，位于洞庭湖的南端，现有血吸虫病人4万。其主要原因就是堵水放水，放水堵水，“三分水域三分洲，三分垸田一分丘”。这儿生活的人离不开水。近30年来，一会儿围湖造田，一会儿退田还湖，一会儿平垸行洪，一会筑堤防水，钉螺只进不出，多生少灭。
湖南血防站一名血防干部告诉我，差不多整个洞庭湖都是疫水了。在沅江疫区，血防工作人员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走村串户宣传上，劝人们不要接触疫水。能不接触吗？
沅江的漉湖有点小名气，是因为有“江南第一苇场”的美名。这儿有11万亩芦苇荡，靠收割芦苇为生的居民几乎是100％染上了血吸虫病，苇场有2000多户人家8000多居民。他们私下告诉我，大人八九成都有这个病，这儿又获得了一个能远扬名声的称号：血吸虫的窝。他们习惯了，他们离不开芦苇，也就离不开血吸虫病，好在又开始免费治疗了，病在传播着，他们的生活也在欢乐地继续着，只当到了晚期，我们才听到悲伤的叹息。沅江双丰乡新民4组的村民，血吸虫到了晚期，要做脾切除等复杂的外科手术，还要用药，最低费用也要3万元。他们家人均年收入为300余元。他只能望湖兴叹了。
经历了几次洪水后，洞庭湖的汉寿、岳阳的血吸虫病人与日俱增，湖中泥沙淤积，洲土扩大，钉螺分布的面积也在增多。
在洞庭湖边，船家几乎都知道洞庭湖是疫水，他们会警告游客，不能随便去湖中游泳、洗手、洗物。一句话，不要碰水。
然而船工们为了生存，又是不得不与疫水接触的一族。有趣的是，我遇了一个从疫区来到疫区谋生的农民。
老沈是湖北监利县朱河镇沈黄村人，他明知这里疫情严重，为什么还到这儿来？他说，监利县外出打工的人很多很多，年轻人大都是为了避血吸虫。外出可以赚钱又可以不染病，该多好。他都快50岁的人了，已是慢性血吸虫病人，到哪边疫区过日子不都一样，这儿有摆渡，有游客，一个月少则赚到300元，多则500元，比乡里好。他还说，老家得了大肚子病也有活到六七十岁的。赚点钱再开刀，何况，国家对治病还有补贴，不怕。他很坦然地面对。
我在沅江血防站听见过这样一段顺口溜：“治完老病人，感染新病人，治完新病人，重复新感染。”在老沈身上确实应了这句话。
我在漉湖镇血防站门口看见这样的标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村民说，这个标语从1970年初写上至今没换过，已经有30年了；再过30年，能应验这句话吗？
登岳阳楼，我想起了另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洞庭湖是壮观的，100多年前是6000平方公里。它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解放初期它的面积是4360平方公里，半个世纪来，围湖造田，失去近半。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每年约有0。98亿平方米的泥沙沉积在湖区和河道湖泊内。由于淤积，洞庭湖已支离破碎，再也没有“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气魄了。湖水不仅有东西南北之分，还有内外之分，内湖就达667个之多，现在的面积是3991平方公里。离开岳阳楼，我心里还在默诵：“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壁，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我在想，不知登楼者今日还能看到这样的景致么？“八百里洞庭”会不会变成“八百里疫水”？那时的登楼者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恐惧？咒骂？悲哀？不屑？望着烟波浩淼、云雾笼罩的湖面，我确实很难表达自己的心情。尽管疫区的一些老百姓谈起血吸虫病时很轻松，很无畏（该是很沉重，很无奈吧）；尽管漉湖的江南烟雨景致十分迷人，迷人得让你情不自禁地念出“草长平湖白鹭飞，夕阳箫鼓几船归”的诗句；尽管那新抽的秧苗和葳蕤的苎麻连成的满目葱绿还在眼前，尽管堤坝上白云下那吃草的牛羊静静地享受着休闲的美好还留在记忆里，尽管，尽管……然而，我总感觉到洞庭湖上烟波升起的是团阴影笼罩在这儿的上空，阴影能抹去吗？
湖南省最近提出要实现的最新目标是，到2005年，全省居民血吸虫病患病率由现在的7。23％降至5％以下，垸内（堤内）钉螺面积由目前的5。9万亩减少到4万亩，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全部达到疫情控制标准。一位领导还说，希望通过退田还湖，到2010年洞庭湖面积达到4577平方公里。
但是，一些基层血防干部对完成这个目标并不乐观。他们说，洞庭湖每年都要发洪水，那些被洪水漫过的地方又有钉螺，重新成了疫区，钉螺怎么灭得过来？洞庭湖的环境不改变，钉螺就不可能消灭。孰是孰非，谁能验证？
专家们说，自然因素变化已使常规防治措施对湖区的血吸虫传播控制能力逐渐降低。再加上人为的因素，使这场人民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回答只能是：任重道远。
6余江写下的启示
1986年国家决定撤销中共中央血吸虫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移交国家卫生部领导。其后，国家卫生部管理、协调，全国血防工作职能逐步削弱。“人民战争”再也难以组织发动起来了。1956年成立的中央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有水利、农业、卫生等相关部门。那时，一声令下，各行各业齐动员，千军万马齐上阵。
江西省卫生厅一位领导感叹地说，卫生部门有多大的权？有多少钱？能叫得了谁，又有谁愿意听你指挥？大部队调不动，小部队、专业部队举步维艰，溃不成军，岂有不败之理？
在2004年春，我读到了这样的报道：国务院决定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同志出任组长。吴仪同志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抓住源头，综合治理，坚决遏止血吸虫病疫情回升势头。
我又读到另一篇报道：余江县创造了连续45年没有血吸虫病的奇迹。人们会问，难道这45年间，余江真没有出现过钉螺？如实地说，出现过，第一次是1973年的冬天，邓埠镇农民于青海在白塔河邓埠浮桥边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钉螺。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分析研究对策。第二天，县领导带头，发动全县干部群众3000多人，从马荃镇至邓埠镇铁路桥共39公里范围内，一个地段接一个地段仔细排查，连续查了3天3夜，直到未发现第二只钉螺才鸣金收兵。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打的还是“人民战争”，这次是1983年，在省水稻原种场突然发现新螺点，有螺面积2481平方米，组织灭螺队，全面灭杀。为了验证灭杀成功，捕获了618只螺，解剖了500只，全部阴性，又用49只小白鼠做了感染试验，仍全部阴性才放心。21年过去，这期间大规模查螺23次，参加查螺群众2。6万人次，发现一个螺奖励30元。用他们的话说，46年来已把疫区像梳头一样反复梳了几十遍，余江用“关注、科学、投入”给血吸虫病流行画了一个句号。
在湖区，像余江县这样梳理，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他们的那股执著的精神，那倾情的投入，那科学的态度，那全力的关注，不该值得学习借鉴吗？
如果说，余江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树起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不能倒的话，那么，四川的满江县用科学的精神开拓了一条山丘型地区灭螺的方法，是改革年代的全新思路。满江县地处川西平原西南边缘，曾是四川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从1996年到2002年，全县通过实施、综合治理工程，有效遏制了血吸虫疫情的进一步流行。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整治塘库、人畜饮用水工程、改造沟渠、改造下湿田、退耕还林、沼气池建设以及疾病控制等，项目总投入达9046多万元，分属农业、水利、林业、卫生、畜牧等多个部门。
2004年春国家卫生部疾病控制司组织有关专家对他们的做法进行考查，认为他们做法是可行的、有效的。县卫生局负责同志说，隶属卫生部门资金不到300万元，也就是说，政府各部门投入了9000多万元。
还是关注，科学，投入。这不仅仅是对血吸虫病，也应是针对痢疾、肝炎、结核、艾滋病等常见病、多发病，不仅仅是针对一次性的暴发或流行，而应是动态地不间断地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不应鼓励预防系统自己“活血”、“造血”，应该给这些无法对投资有回报的单位有计划地“输血”。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7节 “救救我的乡亲”（1）
1．穷帽子与富帽子
一位农村问题专家在2003年惊心动魄的5月里，尖锐地指出：在大陆农村还有比SARS更值得关注的事，农村重新出现的肝炎、血吸虫病等，比SARS更致命。目前真正困扰、危害农村的疫情是肝炎、妇女病、性病等过去已消灭今又卷土重来的病，不应该被SARS所掩盖，中国应该加强对农村公卫防御体系的重视。
就在2003年5月14日国家卫生部办公厅发布了两个疾病的应急处理预案，一个是血吸虫病，一个是疟疾，即《疟疾暴发流行应急处理处案（讨论）》。也许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送瘟神》的两首诗，媒体的目光大都汇聚在血吸虫病疫区和血吸虫病人身上。
疟疾，俗称“打摆子”，它肆虐人类已有5000年历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仍有92个国家和地区处于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发病人数为3亿，死亡270万人，其中2／3是儿童。在非洲，曾经每30秒夺走1名儿童。在我国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曾是疟疾的主要流行区。新中国成立之初，广东省105个市县均有疟疾流行，年发病率达3。5％～4。9％。
1969年全国发病人数超过1000万，1970年发病率达到296％，20世纪70年代末发病率逐渐下降。近几年，由于人口流动，发病率在回升。广东省在70年代末发病率下降到0。73％，90年代中期回升到1。24％，四川省报告的恶性疟疾疾病到2004年截至7月比2003年同期上升91％。回升的原因是什么？
疟疾是疟原虫经按蚊传播的寄生原虫病。在农村，没有能封闭的卧室，没有空调，没有消灭按蚊的有效药物。患者最多的自然是农民。顺便说一句，过去，我国的嗜人按蚊只分布于北纬33°以南低山丘陵区。近年的研究已证明，在我国东北辽宁也发现有传播疟疾的嗜人按蚊。该蚊在我国分布仅次于中华按蚊，其传疟作用比后者强20倍。有嗜人按蚊的地区，如粤、鄂、川、豫、苏、沪等，每年的疟疾发病数占全国疟疾发病总数40％。这是气候变暖的原因；其次是农业结构的调整，把原来种粮食的旱田改变为种养经济价值高的水生作物，在淮河以北屡见不鲜，这为中华按蚊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环境。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河南省商水，农民在原来的田里放水养藕，结果一年全县就出现上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