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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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染病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再不应简单地认为仅仅是一种病毒或细菌的传播与扩散，应该看到医学科学中的社会学成分的浓度与日俱增。在社会的变革与转轨过程中，社会因素往往成了某一疾病发生、发展转轨等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专家们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祸，疫情漏报、瞒报和不正规治疗是导致5省及全国其他地区疟疾疫情回升的主要原因。河南省调查发现，2000年该省商水县疟疾病例超过700例，重点村发病率超过2％，但全县无一例病例报告，2001年1—7月该县报告病例344例，但实际病例超过1500例。安徽省五河县2001年1—8月报告病例233例，而实地调查病例数不少于5000例。湖北省枣阳市2000年报告病例174例，不到实际病例的20％。江苏省泗洪县2002年1—8月上报104例疟疾病例，检查发现漏报的达到90例，其中一个乡有19个病例，但无一上报……上述情况在目前淮河流域比比皆是，就此疟疾流行开去。
像艾滋病、性病的流行和蔓延，慢病发生和发展中的生活行为方式，已经不仅是疾病的成因，而是成了疾病的主因，一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如癌症、乙肝、艾滋病、结核病、糖尿病等，生物学手段已经无能为力，或者是收效甚微，主要的预防手段是人们生活行为方式的转变，或生活环境的改变。
9亿农民的生存环境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袭击他们疾病的种类方式、力度与速度也在发生变化。如果按九江一个朋友所言，把血吸虫病视为一种疾病符号，完全可以证明社会因素的凸出。明知是疫水，为了生存，农民还得天天与疫水打交道；明知是疫水，农民无法离开故土。他们不得不与血吸虫共舞。
变革转轨的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贫富两极。那些没有甩掉贫穷帽子的农村和农民，生存环境受到污染，生活条件简陋不洁，接受教育机会偏少，文化素质低下，身体营养得不到保障，社会信息渠道难以通畅，他们自然成了疾病袭击的主要对像。
1999年有一份调查统计，报告我国城市居民病伤死亡原因的前4位是：恶性肿瘤（24。93％）、脑血管病（20。43％）、心脏病（17。61％）和呼吸系统疾病（13。31％）；农村则是呼吸系统疾病排第1位（22。46％），脑血管第2位（18。95％），恶性肿瘤排第3位（17。73％），心脏病13。08％列第4位。与1957年相比，处在前3位的是：呼吸系统疾病、急性传染病、肺结核。于是有了这样的结论：六七十年代，肝炎被称为“黄病”，面对这无药可救的“黄病”，世人谈病色变。到了70年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进步，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夜盲症、佝偻病等营养缺乏病已经大大减少，也陆续消灭了霍乱、鼠疫、斑疹伤寒、黑热病、其他传染病及死亡率迅速下降。
不仅城市如此，在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趋势，要富裕与健康同行。我国百年来疾病的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百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跻身到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中，由于贫困而引发的疾病逐渐远离我们，而由于营养过剩和不平衡所带来的后果则悄悄浮出水面。
富裕了，一些新的疾病正悄悄向已经富裕起来的人们靠近，所谓“富贵病”，主要是指心脑血管病、肿瘤、糖尿病、肥胖病、脂肪肝等等，也就是祖国医学所称的“逸病”，是由于“过食膏粱厚味或过逸于舒适少动”而导致的疾病。医学专家分析，由于人们在生活改善后过多食用高热量、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从而导致这些“富贵病”的产生。
这种结论，对于农村是否为时过早？我读罢，大感不惑。“黄病”并没有走远。中国是“肝炎大国”，我国人群中乙肝病毒阳性者（携带者）约有1。2亿，农民是肝炎队伍中的主力。病毒性肝炎是由肝炎病毒引起常见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流行面广，发病率高，传播途径复杂的特点。病毒性肝炎分甲、乙、丙、丁、戊5型。其中乙、丙型肝炎都具有病程长，部分病人难以治愈，并有变成肝癌的可能。
社会上常说的乙肝指的是病毒型乙型肝炎，平均每年约有27万人死于乙肝相关中末期肝病和肝癌。全国慢性乙型肝炎现症者约有2000万到3000万人。70％的肝癌与乙肝有关，全球每年100万人死于与乙肝病毒相关的慢性肝病。
2“乙肝大国”：戴上帽子的都是谁？
1991年9月13日下午，国家卫生部会议室里。
国家卫生部原部长陈敏章教授召集部肝炎领导小组、部肝炎专家咨询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推开全国新生儿乙肝免疫行为做最后一次论证，他们就免疫接种程序、疫苗质量保证、疫苗供应渠道等等议题一一展开讨论。会议确定，这场大战从1992年元旦开始，先城市后农村稳步推进，用50年时间，将我国人口乙肝带毒率从10％降至1％以下。
一个月后，陈敏章来到湖南湘潭，向来到这里的全国卫生系统干部发表讲话：“我国有一亿两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还有百万新生儿进入这个行列，再不能等了！卫生部决定，实施新生儿乙肝免疫策略，通过两三代人的努力，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
按照国家卫生部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免疫接种方案，在婴儿降生当日接种第一针乙肝疫苗，待其满1月龄、6月龄时再分别接种第二、第三针。此后连续5年，陈敏章部长年年主持召开全国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专题工作会，总结一年战绩，下达新一年工作进度表。不久，卫生部又明确将肝炎列为国家控制的重大传染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影响农村新生儿乙肝免疫接种调查，推动农村战场加速扩展。
遏制乙肝病毒传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新生儿进行免疫接种，老部长陈敏章教授狠抓了这一项工作。然而由于西部的贫困，12年过去了，在西部有些县新生儿的乙肝疫苗接种率仍然为0。
乙肝疫苗接种的任务是由村医完成的，村医做计划免疫工作，除国家每年补助300元外，没有任何报酬。连药带注射虽是有偿的，政府规定只能收3元钱。有些村，农民穷，3元钱也付不起。不种，村医责任担当不起，打一针，村医要倒贴，这还不算去县城取疫苗的来回路费，上门服务费及不能在家看病的误工费。很多村医不愿接受这项工作。卫生院有规定，不协助接种疫苗者不能担任村医，一些人便放弃了村医的工作。因为孩子要在出生24小时内接种，往往，产妇一家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既没抱孩子去接种，村医也没上门接种，还有超生的、进城打工的，漏种的不少。
2002年，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与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基金会分别在陕西、甘肃6个贫困县试行农村乙型肝炎防治健康教育项目，探索农村推行乙肝计划免疫的有效模式。1年半后，6个试点县乙肝疫苗接种率提高了几十个百分点。
2003年底，农村乙型肝炎防治健康教育项目即将到期。这意味着将不再有项目资金继续投入到乙肝防治宣传中，几个试点县搞疾控的官员们一直在思考着这个敏感而又现实的问题。
甘肃省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与试点县康乐、会宁同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由于没有项目的支持，到2003年为止，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仍然为0。而康乐和会宁，现在第一针接种率分别为61。7％和94。9％。
一边是0，一边是94。9％，反差实在太大了。如何让农村的每一个新生儿都远离乙肝？这个问题摆在了全国卫生防疫人员面前，也摆在了热心支持中国卫生事业的企业面前。
2004年3月12日，在《农民日报》第4版上，我读到了四川省眉山市人大代表的一份建议案，题目是《在成人中推行乙肝疫苗接种》。她考虑的想到的是农民，目前我国仅只有少数大城市开展了成人乙肝疫苗接种，农民几乎没有接种。乙肝已成为广大农民因病致贫的一个重要病种，而且成为外出打工的一大障碍。
继写出《我向总理说实话》后的李昌平，在2004年初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我向百姓说实话》。在《救救我的乡亲》那篇短文中，披露了“乙肝”病对农民的生命的摧残，对农民发展的危害。一个仅有235口人的小组里，有80％人感染了病毒，有1／5以上家庭的主劳力因乙肝所丧生。文中讨论了乙肝发生传播和加剧的8条原因：
（1）村民肝病知识严重缺乏；
（2）不良习惯造成家庭内部传播和交叉感染；
（3）饮食无节，劳逸无度，使病情恶化；
（4）医院收费高，就医难；
（5）饮水污染严重；
（6）血吸虫病雪上加霜；
（7）政府心有余力不足；
（8）农民收入低负担重，看不起病。
李昌平不是医务工作者，8条原因，条条在理。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8节 “救救我的乡亲”（2）
8条原因中，2、6两条与生理、病理因素相关外，其他几条都可以归为生活行为方式、生存环境，均系人为可控因素。
2004年1月14日星期日，《南方周末》头版发表了由江华、曹海东采访的报道：《一个“乙肝村”的现实和期盼》。我摘录文中的几段文字和几组数字：兴旺村2组235口人中只有劳动力113人，死于肝病的人中，30—45岁有6人，45—60岁的6人。
根据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中医学院以及荆州市、监利县有关单位专家组成的所公布的数据，在兴旺村总共检查的876人中，阳性（含表抗阳性、大、小三阳）40人，阳性率为4。56％；其中兴旺村2组检查53户211人，有乙肝病史的家庭有21户，阳性率为1086％。与全国10％的平均带病毒率相当。兴旺村2002年人均收入800元，2003年仅仅有500元。
水是生命之源，再看看这个村的饮水。由于兴旺村的地势比较低，螺山干渠（与兴旺村一堤之隔）的水位要在汛期上涨、灌。每年3月份的时候，与外界相连的水路的闸门就要关闭，一直关到10月份。在这经过漫长炎热的夏季蒸焙，兴旺村已经处于一片死水中，这段时间，水开始发绿，咕嘟咕嘟冒泡！
每到雨季，只要降雨100到200毫米，整个兴旺村就一片汪洋，死鱼、死牲畜、粪便、垃圾都迅速地从暗处漂到河道内，“一片白色！”可是村里人还要吃这样的水，有些比较殷实的家庭，实在吃不下这里的水，自己建了压把井，井深约20米。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压把井流出的清澈的水竟然无法饮用，清水的含铜量很大，达不到饮用标准。联合调查组来到这里的时候，揭开锅，里面的饭全是黑色！还不如吃脏水，2组村民只好放弃清澈的水，继续饮用沟港、水塘里的脏水。
湖北省卫生厅文件——鄂卫生文［2003］51号报告说，兴旺村2组生产生活饮用水源老林长河，上、中、下段以及农户压把井5个饮水区域的CoDCr化需氧量、氨氮和溶解氧均超标，兴旺村老林长河已不能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不洁饮水，这是导致兴旺村村民患乙肝的主要原因。
2003年3月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就兴旺村乙肝得病率高的状况进行了报道，引起中央、湖北省的重视。中央、湖北组派联合调查组对兴旺村的乙肝状况进行了调查，要求改善兴旺村的水环境，对兴旺村进行改水、改厕，并拨专门款项。
2004年初，记者在兴旺村看到了各级政府的公文和中央、湖北省高级官员的批文，专家组建议：县乡各级政府应对类似兴旺村这样的贫困村制定优惠政策；有关部门要保证村民有厕所，有卫生清洁水；有关部门要加强普及防病治病常识，健全三级预防保健网络……
2003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报道的第二天，监利县委的一位杜书记主持召开了现场会，专题研究兴旺村的情况，明确指出确保年底前让村民吃上卫生放心水。此外由财政支持，解决兴旺村行路难问题。
可是，截至2004年1月7日，兴旺村实现的目标是：82米深、花费4万元的深水井已完成，但是配套资金不到位，兴旺村仍然没有喝到卫生水。
那口已经打好的井（82米，水质符合标准）建在兴旺小学教学点的一个角落里，被封着，上面连着水管，再没有其他配套设备。虽然现在可以从里面抽水出来，但是只能满足周围几户。村主任告诉我们，目前村里只拿到5万元的改水资金，其中4万元用来打井，“根本不够，还要建泡晒池、机房、水塔！”因为这项资金，徐祖保已经2次去省城，5次去市里，去县里不知其数，改厕资金应该到位10万元，但是到了2004年初，仅仅到位5000元。
应该说兴旺村是幸运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尽管投入还有缺口，总算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其实，像这样饮不洁水的村庄又何止一个兴旺村？在山西、陕西、甘肃，在河南、江西、安徽的一些缺水乡村都有这样的病人，都发生过这样的惨景。正如该文所述，所幸的是，政府还在做艰难而漫长的努力，政府拯救兴旺村（其实是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的蓝图和计划，需要踏踏实实地实现。
“救救我的父老乡亲！”不仅是李昌平一个人在呼喊。
3肺结核：“富贵病”直逼农民
又是农村！又是农民！
在旧社会称之为“富贵”病的肺结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曾宣布已经基本消灭了肺结核病，今天正以逼人的气焰卷土重来，浩浩荡荡杀入了国门。
说它浩浩荡荡是因为袭击的人数多，袭击的速度快。全世界现有结核病人2000万，约占世界1／3的人口，感染过结核菌，每年新发结核病人约800万～1000万，有200万～300万人死于结核病，相当于每10秒钟就有1人死于结核病。
2004年9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告知，我国现结核病患者450万人，居全球第2位，是全球22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一位专家说我们患者几乎占世界结核总病数的1／4，全国有近半数人口感染过结核菌，明显高出全球1／3人口感染的水平，每年还新发生活动性肺结核病145万例，其中传染性肺结核（涂阳肺结核）65万例，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
又是农村！又是农民！
全国大约80％的结核病人在农村。是农民。中西部结核疫情明显比东部沿海省份高出2倍。也就是说患者大都分散在贫困的农村，大都是没有医疗保障的农民。染上了结核病就意味着继续贫困下去，就意味着生命在贫困中结束，这一辈子、这一代人或两代人都会陷进贫困的泥潭里。
这是一组令人揪心的数字和现实：结核病袭击的对象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我国75％肺结核病人处在15岁—54岁的年龄段。在农村这正是务农打工挣钱的年龄，是家庭的支柱，一旦患上结核病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屋顶漏了，大梁斜了。有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