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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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盼收成与芝麻开花节节高；企盼合作医疗再显辉煌；企盼农村三级卫生网呵护他们的健康。
九江县黄老门乡杨柳村的农民熊家喜今年61岁。农村办合作医疗那阵子，他不到而立之年。虽然身体健康，总免不了有咳嗽、拉肚子等小伤小病，5分钱挂个号就可以。找赤脚医生要点药，每年每人只要交1元钱，最多一次也没超过5元钱。小伤小病病人不出村，可以不花钱。他们怀念办合作医疗的那些日子。
“合作医疗”在当代青年农民和青年医生的调汇表中是个陌生的字眼。
小郭的老爸是江西省吉水县乌江乡段上村的农民。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解放军南下那年出生的。家里几代人在靠种田谋生，人倒下来不知是个什么字。大概是祖父想让子孙识点字，请了私塾先生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伴书。可书没有与其相伴。小学毕业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回家挖野菜、种地瓜，填饱肚子要紧。20岁时他老爸当了兵，退伍那年响应号召种田务农。祖父一直认为只有种田才能填饱肚子，有粮票顶个屁用。祖父一辈子身子骨硬朗，不知药铺的门往哪边开。他老爸郭伴书却从小就少不了头痛脑热。好在村里办了合作医疗，吃吃药，打打针，方便。每人只要出几角钱。郭伴书当兵回来，合作医疗站就“黄”了。说是村卫生所，实际就是1个私人医生，鬼才知道他有没有行医证。一点头痛脑热就打吊针，没几十块钱别想去看病。现在是小病不敢上诊所，大病不敢上医院，这次得病就在家拖了半年。医生说，要早点来只要2000元钱就可以治好，现在拖晚了就是3万元钱也难保证治好。要治，郭雪保就得回家筹钱，不治就回家，结果是不言自明，主任和他都默默不语。
郭雪保在广州打工，同时还在求学。读的是经济管理专业，他不得不去用经济学的眼光和头脑去审视、去思考。他要算算这笔账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次住院费预交金5000元，是他找信用社贷的款，利息是每元6厘。民间贷款比旧社会的高利贷还恶，他不敢借。如果继续治疗的话，至少要贷款3。5万元。年付利息2100元，一年一次还清，本利一起就是3。7万元，按他现在年薪1。2万算，减去个人生活费用、读书费用、养家口费用，一年只能还0。5万元。这还要保证自己在岗；如果回来种田，那就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这时他想起了老爸说过的合作医疗。合作医疗是什么？为什么可以给农民报销医药费？现在又为什么没有了？能重新办起来吗？老爸可以加入吗？他决定回乡了解一下。他毕竟年轻，还不到10岁就赶上了责任田到户，十七八岁就赶上了进城打工的浪潮。用他自己的话说算得上是半个广东人了，他长年在东莞、广州、深圳打工，只到春节才回家。家乡乌江留给他的记忆只是孩提目光摄下来的山和水。
2002年，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合作医疗”这4个字又开始火起来，不过，在其前面加了4个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旧之别在哪里呢？合作医疗深受农民欢迎，为什么会中途夭折了呢？
今天，当我们指责“农村缺医少药”，指责“投入不足”，指责“政府职能缺位”，指责“农村卫生事业落后”，指责“不关注农村农民这个大多数”时，我们又不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一直在关注关心农村、农民的健康卫生工作。
第五部分 寻觅：为农民健康埋单的出路在哪里？第42节 寻寻觅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那时城市人口仅为10。6％，近90％的人口在农村。中央政府深知农民健康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更关系到新中国经济的振兴与发展。首先想到的是生存环境与传染病的流行。针对新中国成立前，农村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猖獗流行，传染病成了农民的头号杀手的问题，建国后农村卫生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抓预防。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出指示开展春季预防霍乱、天花、结核等病的防治工作。数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对农村卫生工作做出了特别的决定，指出要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工作，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组织，国家在县和区一级要逐步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医院，兴办集体所有制的联合诊所。
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中央政府就开始了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构建。当时我国国力不强，经济不够发达，对占总人口90％的农民的看病不可能由政府包下来，农民看病只能自己花钱，病不起怎么办？几十年的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叫合作医疗，它是一条为农民看病埋单的光明途径。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合作医疗写进了有关条例。诚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银行称赞的那样：“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惟一范例。”并以此作为样板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
当代人不禁要问，有这么好的制度、组织、办法，合作医疗为什么会三起三落？为什么至今难以恢复？
解读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合作医疗
《东方红》的歌词是这样唱的：“他为人民谋幸福。”这支歌唱了60多年。今天中国人民幸福地进入21世纪，与全人类一起追求幸福。国家富裕，人民幸福，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就是要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创造幸福快乐的明天。我们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持续发展的最后的落脚点是老百姓的幸福欢乐。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是牺牲环境和百姓健康，尤其是农民的健康为代价的。生产指标上去了，人的寿命下来了，钱赚多了，人死多了，何谈幸福快乐？何谈以人为本？其实，中国农民对快乐要求是很低很低的，世世代代苦惯了，他们只希望年年风调雨顺，有好收成，岁岁平平安安，没有病痛。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说：“何谓自由？了解人所拥有的权利并捍卫这些权利，这就是自由。”我想说的权利是农民享受健康的权利。我想起了一个小国家，想起了这个国家的一个人，那就是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不丹面积4。7万平方公里，人口170万。重庆市是8。24平方公里，人口是309万。不丹只有重庆市的1/2大，这样一个小国家的国王有句名言：“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不丹王国制定政策的依据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是否会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我问过十几个60岁的老农，他这生中享受了多少快乐？我问过十几个40岁的老农，他们又享受过多少快乐？我问过十几个青年农民，他们享受过多少快乐？60岁的老人说，从孩子到中年，都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没有感受过快乐，责任田到户那日子最快乐；40岁的中年农民说，国家在5年内要免除农业税最快乐；年轻的农民说，允许我们到城里打工了，允许我们在城里买房，把我们和城里人一样看待最快乐。几个农民快乐的缘由是：政策，给他们享受快乐的权利。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要在本世纪的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10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江泽民同志又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的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应该说，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追求的是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
用现在一句时髦通俗的话说，追求人民的快乐。
农民手中的那张旧船票登上这艘快乐的新客船，我愿加入他们的行列。在这儿竭诚地呼吁：设立一个“农民健康卫生日”（姑且这样称之吧），让全社会都关注农民健康，让农民自己爱护自己的生命。竭诚地呼吁尽快立法保护农民的健康权利。他们不仅只享有初级保健，应和国民一样享有健康生命的权利。不要把农村医疗推向市场，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
这是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
第六部分 卷末赘语第43节 卷末赘语
2000年，联合国的6个机构——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联合国人口基金（UNEPA）和世界银行（WB）日前联合发布了一篇题为《卫生——打开富裕之门的钥匙：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故事》的公报。公报指出，一些令人生畏的疾病如艾滋病（AIDS）、结核、疟疾等流行性疾病不是不可避免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贝拉米（Carol Bellamy）说：“一种对于在发展中国家能够控制疾病的怀疑论正在蔓延。正如《公报》指出的那样，这种宿命论简直是不可接受的。”贝拉米说，“应该让人们知道，未来10年，我们会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同心协力，就会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谓地死亡”。
这篇公报分成5部分：结核、疟疾、艾滋病、儿童疾病以及母亲和胎儿保健条件，并对发展中国家的作为作了介绍。
例如在秘鲁，高层的承诺已经产生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结核病控制计划。按目前的发展趋势，结核新病便将每10年减少一半。秘鲁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免费的，而且国家还给低收入的家庭提供食物袋，以鼓励他们完成结核治疗。
例如在越南，政府已经承诺大规模免费提供带杀虫剂的蚊帐和高质量的抗疟药，力争5年之内把疟疾死亡率减少97％。而在非洲的儿童只有1％能用上蚊帐。在许多国家，如塞内加尔、泰国和乌干达等国所取得的经验表明，减少艾滋病感染率是完全可能的。
“20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领导的坚强支持、各方面的团结协作、打消不应有的顾虑、着重于社会脆弱人群、强化预防意识、重视年轻人的预防以及鼓励社区的积极参与，都是预防HIV流行的关键因素。”UNAIDS执行主任彼德·派特医生（Dr。Peter Poit）说。
在发展中国家，70％的儿童死亡是由5种疾病，即肺炎、腹泻、疟疾、麻疹和营养不良引起的。而对于这些疾病只要花低廉的费用就可以预防或治疗。
例如墨西哥，由于政府促进推广使用口服补液盐治疗（每疗程仅花0。33美元）、加强儿童年的麻疹计划免疫以及提供安全供水和改善卫生设施，在10年中把因腹泻引起的死亡减少了60％。其他成功的做法还包括扩大妇女受教育的人数、增加适当的资源投入以及推广先进的粪便管理办法等。
在斯里兰卡，估计有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斯里兰卡的母亲死亡率是最低的。这个国家的优势之处在于母亲生孩子是在卫生条件好、医务人员技术熟练的医院或卫生所进行。而这些成就的取得是政府承诺改进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的结果。
公报的新信息，往日的旧记忆，突然交替、融会在一起，在我心中漾开。我应该去为农民做点事，也可以为他们做点事——到农村去，把他们的贫困、患病、防病、治病的现状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关注他们，都乐意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共建和谐社会。申请课题，无人喝彩。自助云游，走南闯北。和谐而快乐着，快乐着中充满了和谐。我为自己这个决定、这个行动高兴。尽管亲人、朋友、同事说我有点傻帽。自己却在行走中获得了满足。够了，足够了！愿将傻帽进行到底。
进行到底是有缘由的。
早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时公布的章程，给“健康”下了明确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或虚弱，而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在内的健全状态。健康实质有两个含义，一即生理健康，无生理性疾病；二是心理健康，无心理疾病。不久世界卫生组织又对“健康”概念具体化了，用“五快”衡量机体健康，用“三良”衡量心理健康。“五快”是指食得快、便得快、说得快、走得快、睡得快。“三良”是指良好的个性、良好的处世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在这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心理健康最基本的标志就是一个人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找到幸福快乐的感觉。
在傻帽的日子里，我最能找到幸福快乐的感觉。
我希望永远快乐——进行到底的缘由之一。然而，我也有痛苦的时候，甚至痛苦得不能自拔。本调查没有记录农民的心理健康，没有记录他们因二元结构所致的心理伤害、贫困和生理疾病所带来的心理障碍，如自卑、压抑、封闭、嫉妒、懦弱、暴躁等等。这些心理疾病会给他们的生活乃至人生带来什么呢？我想继续写下去——进行到底缘由之二。
这是本调查后的文字堆砌，实话丑话都在其中。整本圆珠笔划出的字全是由谭佳小姐一人尽朋友之谊完成的，桂芬小姐又为之排版校正。感激之余，充满欣慰。傻帽居然还有人相助，写的文字居然还愿读，读完还用了两个字来表达：“感动”。感人的不是文字，是那些允许我采访的和拍照的农民兄弟姐妹与同行们的经历与事迹。对他们，我在这里深深地鞠一躬，说声：谢谢。
贵在思过，心存此念，笔耕不辍，下篇更好。
谨此。
2004年初夏—2004年重阳节初稿
2005年元旦—2005年春节爆竹声中二稿于“慕容一亚”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