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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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ⅲ腋咝耍喔缚橐残校颍叮埃常换颍福埃税朔ⅲ挥谐�100块的。到县医院我们吃得消吗？一年累到头的收入刚够生一个孩子。何况生孩子不是生病，根本不用上医院，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在家里生的，一个个不都健康，不都会耕田！在他们村我询问了十几户人家，回答几乎都是相同的：“省钱”，“不是病，不必住院”。他们村孕妇几乎是100％在家待产。他舅舅郭家大屋村离乡卫生所近点。近点，舅舅家的孩子也舍不得花这笔钱。
在家里生孩子到底是一种习俗还是出于一贫困呢？
九江县离星子县只有１小时的汽车路程，九江县的江州乡位于长江中，这里农民以种棉花为主。江洲前埂村（也叫洲头村）的农民坦言说，不上医院，还是没钱，穷嘛，穷就不敢上医院，没有底气。我们洲上人家代代不也是在家里生孩子，接生婆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几年，富了点，有钱的人家就会把媳妇送到乡卫生院。再说，有些媳妇读了几年书，也晓得生孩子的重要和危险，自己会要求到医院去检查，要求住院。
在乡医院顺产，只要花了四五百元。
3位数的价格对他们压力不大，种粮区的农民握着四五百元就显得十分沉重了，这是一年一亩地的纯收入啊！
钱、习俗和对卫生知识的认知程度，都是让农民在家里生孩子的原因，其中贫穷起了主导作用。
周月华是1962年毕业于九江医专助产专业的医师，她回忆起那段到农民家中接生的日子说，有轻松，也有紧张；有顺畅，也有棘手。
她给我讲述了两个回忆起来还令她心怵的病例。
第一个例子。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她刚参加工作，夜半被人接到家中，产妇正在房里号啕大哭大叫，2个老人，大概是公婆用棉絮死死地抱住产妇，一个着黑衣的女人，用棍追逐着敲打产妇，去叫周医师的是产妇的丈夫，他说，你快救救我老婆吧，她会被活活打死的。产妇被追得筋疲力尽，“叭”地像门板一样倒了下来，那棍子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劈啪劈啪往产妇身上落。产妇在颤抖，在抽搐，被子在一起一伏。“不能打，再不能打了！妈！这是迷信啊！”
“是鬼附了身，不打死这鬼，你也会倒霉的！”又是一阵棍棒。
拦住，一定要拦住。周医师冲上去，用自己的身子扛着，并迅速打开被子，只见产妇已是面色苍白，呼吸急促，嘴唇发紫，不是休克就是虚脱，不是缺氧就是晕厥，周医师顾不了棍棒落在自己身上，和她丈夫一起，把产妇搬上了床。在这偏僻的山村，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惟一的方法就是推萄葡糖，就是喝糖开水，她冷静地在大脑里翻阅着“妇产科学”。在“产后子痫”这一章，她停住了，对，这是子痫。测血压，测呼吸，医生护士就她一个人，她决定给产妇推注硫酸镁，产妇的血管已经干瘪了，昏暗的煤油灯靠近床前，仍很难寻找出静脉，她担心一针不能见血，果然，几次注射都未成功。绿豆大的汗珠往下掉，没有安慰，没有鼓励，有的只是咒骂，再失败。产妇就有可能被他们折磨死。狗急了跳墙，人急了生智。产妇还没穿裤子，手上血管找不到，找大腿内侧的静脉，那里好找，成功了，推进了硫酸镁，产妇平静了，她没敢离开产妇家中，写好了药名，给了钥匙，要产妇的丈夫跑一趟，去卫生所取药。直守到第二天上午，吃了早餐，病人平稳了，她才背着出诊箱返回。
第二例是个产妇，事情发生也是在半夜。
孩子出来了，产道出血，周月华判断是胎盘滞留；也就是说，胎盘不剥离出来，产妇会因出血致死。接生的手套已经污染破裂，接生箱里没有了备用手套，容不得犹豫，把手伸进阴道，再往里，伸进子宫，血顺着手往外流，产妇卧着，周月华蹲着，血流到了手臂，染红的衣衫，染红了肌肤。为了操作方便，她双脚跪着，已经不知膝盖与砖头相接的疼痛，不知大腿挤压的麻木，只一心想快、快，尽快把胎盘剥离出来。别节外生枝，别把子宫剥穿了，要快中有细，要轻巧，周月华叮嘱着自己。这个女人的命就在你的手中，千万、千万呀！跪在血水里，也跪在汗水里。当胎盘完整剥离出来，她的手从子宫、从阴道里滑出来时，她已瘫在血与汗的水里。她命令自己不能倒，还有事要做。用热水洗净了手，给产妇推注萄葡糖，喂药。现在的青年人会想到当年在农村医生担起的艰苦和风险吗？什么脏和累，什么苦和难，都已经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心中只有一件事：病人平安，平安！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在家中接生却没有成为历史。一些助产士，一些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接生婆还活跃在贫困的农村。
我们记住了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3倍的数字，我们感受到这3倍的悲痛吗？
一个花季姑娘走进洞房，结婚了，怀孕了，要做妈妈了，幸福、喜悦如春天的阳光洒满在她的人生路上。当孩子在肚子里拳打脚踢时，做妈妈的激动给她的生活带来多少欣慰啊！然而，这在哪一天早上或晚上，这个要开花结果的女人就死于产后出血，她没有听见这个孩子的哭声，孩子来到世界就失去了妈妈。在孩子的人生字典里，在哪一页去寻找妈妈的笑脸，去听妈妈的笑语呢？
这就是“3倍”的悲剧！
联合国2002年儿童特别会议提出，每个儿童都应有一个尽可能好的人生开端。想想吧，在农村的孩子，他们人生的开端是怎样起步的呢？一位儿科医生告诉我，由于接生条件差，接生方法不正确，很多新生儿来到人间就大病一场，这病无疑对今后的体质、智力都有影响。有的农村，孩子几乎0—3岁的整个过程都是吃着药物度过的。
0—3岁是孩子发育的关键时刻，只能这样说，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孩子在生命开始就是一步一个趔趄，整体发育落后于城市孩子，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大多数，大多数的身体素质就有了潜亏。
5病中苦吟：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
20世纪末，我母亲在武昌湖北省人民医院住院，我在陪护中结识了一位从鄂西山区来的病友。今天提笔写他，心里还隐隐作痛，他患的是甲状腺癌。他说，肿块小的时候可以在当地医院开刀，穷，没钱。拖大了，那里医生不敢开，要到省里来，要保命，只好借钱。交了２０００元押金住进院。每天我见他都是白开水泡饭，拎着一瓶从乡下带来的泡辣椒，每餐就靠从瓶里夹几个咽饭。我想到那一餐要吃掉几百或几千元的招待款，望着他，心中浮起了阵阵心酸。他只想尽快把病治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苦，没去想城里人的富。他惟一的希望是想早点回去种田，快熟的庄稼还等他去开镰。近开刀之日，医生还要他交３０００元说，手术中要输血，手术后要用药。天哪，他到哪儿去弄这３０００元，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他老婆背着他哭了一夜，他咬咬牙决定卷铺盖回家。清早，我送他出院门，他后悔来看病，他心痛已用去的近千元的检查费。可惜，可惜，真可惜呀！早知道贵，打死我也不会来。他信命，他说，有次他从崖上摔下来没死，这次得病也不会死。他乐呵呵地走了。他真的是乐呵呵走的吗？我泪水湿润的眼睛望着他高大的身躯，仍在人群里走动，却一直走不出我的视野，走不出我的记忆。我不知道他的地址，没法和他联系，不知他是否还活着。我常惦念着他，我虔诚地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发生。
南城县位于江西中部，农民收入远远低于南昌市郊。新丰镇新丰村位于流经南城县的盱江支流河汊边。符小俊是这儿土生土长的农民，收入全靠种田。2003年春末夏初，正值“非典”流行，他牙痛，不敢也不愿随便外出就医，找片树叶贴贴，贴了痛，痛了贴，他总希望牙痛会自己好，牙龈肿胀得越来越厉害。
“非典”警告解除后，他到镇上一家牙科诊所拔了牙，原以为病会好，殊知，肿胀没消还见长，又买了消炎药吃了1个月，还没消，他怀疑是假药。悔及了，心痛那几十块钱，决定到县医院求治。
县医院做了检查，建议他到省城大医院进一步查查，长包总不是好事。
2003年8月1日，他夫妇俩早上摆渡过河，搭上了到省城南昌市的班车，听说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口腔科好，下车后直奔那儿，已是11点钟了，总算挂上了专家号，专家认真摸了摸后，建议他住院手术。他口袋里只有500块钱，他要回家筹钱，5天后他又来到了一附院，缴了1000元的预交金，做了CT，肿瘤范围很大。减去做CT的钱，剩下的用于开刀显然不够，夫妇俩要求出院，1周后，他们夫妇又来了，妻子邱春兰流着泪说：“就只筹到４０００元，为了给丈夫治病，家里买的可以抵的都卖了，抵了。”医生说手术费用估计要５０００元，他们夫妇苦苦哀求，能否少一点。种１０年田也存不了这么多钱哪！医生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些价格都是卫生厅制定的，我们也无权为你降价，能省一定为你省点。符小俊刚过３９岁生日，老婆年轻孩子小，总不能有病不治吧！回到家还卖什么？抵什么呢？第二天病理报告出来了，是恶性肿瘤。这一夜夫妇俩抱头痛哭，符小俊坚决要求出院，不治，坚决不治。妻子邱春兰哭泣着向医生说，丈夫给她算了一笔细账。
他们知道恶性肿瘤手术后也只能活三四年，病后的三四年里，哪能赚到三四千块钱呢？省下这笔钱供老婆活命和孩子读书。不开刀未必马上就死，活一天还能干一天，干一天还可以赚钱。符小俊将要用他的顽强坚韧去战胜疾病，他回家还要下田，还要去养猪、养鸡、养鸭。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在没有被击倒之前，他要干得比过去更多、更多。他妻子在出院处点着退款，她的手在颤抖。她点的不是一张张人民币，是丈夫一天又一天的生命，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从8月1日门诊初诊到8月18日明确诊断，19日出院，共计18天，18天里，他们夫妇是三进三出，来省城一趟两人要花去路费和餐饮费近100元，是他们不会计划？是他们没有时间？是3个字：“没有钱！”
就在这个科，就在2003年的8月，诊断已明确了是恶性肿瘤，而拒绝治疗的农民就有4例，分别是舌癌、牙龈癌和2例腮腺癌。应该说，有些恶性肿瘤能接受早期治疗，预后是好的。但是农民没有钱，即使切除了肿瘤，也无法进行后续的放疗或化疗。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9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5）
2004年4月11日是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到了南城县，到新丰镇已修了桥，乘中巴20分钟就可以达到。下午4点钟，我和朋友一起在新丰村找到了符小俊的家。邻居说他们夫妇上山捡柴去了，我们在山口候着他。大约40分钟后，他和邱春兰扛着一捆枯枝出现在山间小路上。呜咽、抽泣，对话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他颜面极不对称，右侧面部高高隆起，张口受限，上颌骨下沉，牙齿在口腔像他背上的枯枝一样，松松垮垮，弹一弹就会失落。他沉默不语。他妻子说，回家后一直头痛，靠打止痛针过日子。这种药在村里、镇里都买不到，只能到县医院找主治大夫开处方。每次开10支，打1针费用是1元钱，半夜里痛醒了，村医也不愿赚这1块钱，他只好自己打，买了注射器、酒精，过去1针可以维持七八个小时，现在4小时都维持不了。痛一止，他就做事，砍柴、下田、喂猪。好在这药还便宜，别的药他舍不得吃。我随他走到家中，破屋残垣，家徒四壁，只需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贫如洗。一路上他妻子邱春兰的泪水没有断过，她孩子还小，只有5岁。
在农村一个家庭，男人倒下了，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是倒了。她不知自己的丈夫还能挺得住多少日子。如血的残阳渐渐西沉，我望着破屋下他们的背影，我真不知安慰的话如何出口，也许一切安慰的话在此时都是枉然。
符小俊用拒绝治疗表达了对妻子、孩子的爱，他要把省下来的医疗费留给他们。他这是不是明智之举呢？
求生是人的本能，尽心是中国人的美德。人们对医学总是寄托了许多美好的愿望，希望奇迹出现在自己的亲人身上。
双桥乡是江西赣南一个贫瘠的小山村，从那块红土地上走出了无数位红军将领。他们当年举起刀枪闹革命，就是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不受贫困的煎熬。
改革开放后，一些农民是富了，赖旺新就是其中一个。农忙已过，他正筹划着旧房换新居，农民辛苦了一辈子就盼望着盖幢房。赖旺新关节痛已半年了。一是忙，二也是想省几个钱，就在乡卫生院买了几块伤湿止痛膏贴贴。病情加重，走路瘸拐。拖到隆冬盖房进县城购材料时才顺便到县医院看看。拍了X光片，医生告知，可能是长了瘤子，要他到省城医院再查查。他屈指一算，路费、住宿费、伙食费，没有三五百元怕是打不下来。先就近找个土郎中看看吧。他包了几服草药敷在痛处。无效，病情逐渐加重。他只得启程到省城，挂号、拍片、血液，还做了CT……各项检查完毕，回程的盘缠还差几个。医生威严地警告说，是恶性肿瘤，要迅速住院开刀。住院预交费是3000元，他找谁乞讨呢？不能白白等死，搭车返乡借钱，卖了猪、鸡，卖了耕牛，最后还卖掉了刚破土动工的全部盖房材料。腿锯了，命保住了，出院了。望着他那在寒风里晃动着的空裤脚，我落泪了，他将如何度过余下的岁月呢？患病的农民都在唱着一支支无言的求生悲歌，凄凉、寒碜、悲痛。但愿悲歌尾声少一点寒意，多一丝温暖；少一点孤寂，多一点慰藉。
6死去无声：人生中最后的那个春天
农民如果患了恶性肿瘤，或是患上了需要支付巨大医药费用的疾病如肾炎、血液病、心脏病，要做肾移植、人工肝、人工肾时，那就意味着他们靠近了死亡。
生活中，许多农民到城里求医的目的只是讨个“说法”。是恶性的无钱治，是良性的舍不得治。说白了，这个说法就是“死因”：我是得什么病死的。
患了恶性肿瘤固然是生命的无奈。同是无奈，步入城市的大医院在肿瘤科病区或在优质病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病人躺在洁白的床单上，抗癌药，一点一点在闪烁的阳光下流进他们的血管。昂贵的药费使他们生命得以延伸1年，2年，甚至3年、5年，也许只有2小时、4小时、6小时。床头上的鲜花，室内的空调，年轻护士的微笑，老专家细心的检查和叮嘱。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享受着人间的温暖与亲情，当药物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安详地闭上眼睛。曾有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颇有兴趣地对肿瘤放化疗的病人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统计，他惊讶地告诉老师，农民患癌症的少，干部患癌症的多，占总人数的80％。老师笑了，告诉他，不是农民患癌症的少，恰恰相反，农民患癌症的人要比城市多，只是他们无力接受需要巨额费用的放化疗。干部或是公费，或是保险。学生哑然。社会会哑然吗？农民的健康、生与死会就这样悄悄地淡出众人的视野吗？
死是人生的终点。病了，谁都希望得到良好的医治，在医生呵护下无憾地死去，而不是痛苦地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