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作者:伊文思-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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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高层领导对社会政策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在确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已成为现时的一个敌对阶级之后，毛想继续进行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其他几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当然包括在内，却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即土地、工厂和商店的私有制，允许它们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长期共存。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批评了这条路线的倡导者。他说，他讨厌他们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时限）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在8月召开的党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毛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同年10月，便向全国宣布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形式要经历—个逐步衰亡的过程。
当邓小平到达北京时，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因而他主要是在政府任职，而不是在党内任职。这时，周恩来同担任副总理和财经委员会主好的陈云。成了他的上级别最亲密的同事。他主管水陆交通。1953年9月，他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更为精细的财政工作，这时他接替薄一波任财政部长。薄一波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129师根据地时便已十分熟悉的一个北方人（由于他在1952年底采用的一套“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税制受到毛的批评而不得不辞职。毛在8月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
邓一定认为他会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呆上更长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担任这个职务仅九个月。1954年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原文有误。邓是4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译注）委员会秘书长。这样，他的工作就由政府工作转向了党的工作。这项工作使得他与毛和刘少奇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也使他成为毛刘和全国各地党组织之间的一条最主要的纽带。
他这第二次职务变动的背景是，时任政治同委员、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党的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妄图推倒刘少奇和周恩来阴谋活动的失败。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刘和周，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试图通过散布一份缺少几个资深的军队干部的政治局人选机密名单（据毛说，这是未经授权的）来挑起人们对刘、周的不满。他们把这份名单强加在刘身上，说它是由刘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起草的。他们的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了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但邓、陈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无原则的，于是便把这件事报告了毛。
1953年12月，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和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从而揭露了高恶意攻击刘的行径，并指定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指责高、饶是反党阴谋家，并敦促这次会议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分别对这两个人的活动进行调查。据说，高曾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所以没有立即对他进行处理。不管这是不是事实，但这次会议的确是标志着这场阴谋的结束。高、饶不久失去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高最后自杀身亡。
除被任命为秘书长外，邓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部长，并被指定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作关于这个阴谋集团的正式报告。一个月以后，他被选进了政治局，虽然他在政治局排在第十三位（也是最后一位），但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很多同事。总的说来，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的会议上，毛宣布，中央委员会（意指党的领导层）已经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大会。他概要地介绍了这次大会正式的议程，并提出党要在“一年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为这次代表大会拟定了一个为期十八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还要起草文件和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但对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来说，时间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大改变了政治势念。在国内，中国已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了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然谴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迷信”，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策略。
在中国，“社会主义政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征购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改由国家代销粮食，对那些私营面粉业主也停止了固定的低价的粮食配额。这一变化缓和了城镇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从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缺粮。毛对此的反应是，要求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刚一开始，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口和农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了“更高的阶段”，即合作社的社员只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的农场，实行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遭到破坏。
1955年4月底，党的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这一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要继续发展，但另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倒退。毛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而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则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政策。在这第二次会议上，他是以这段不久便很快传播开来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的：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⑥
他指出，大部分农民想实行合作化，党的任务是带领他们走向合作化；他进而指出，在从1949年算起的十八年内完全实行合作化，中国的这一目标并不背离苏联的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省委书记们都感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处于得失攸关的关头，因而他们便立即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实现农业集体化。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约有一亿一千万农户加入了三十多万个高级社，到1956年底，提前11年完成了毛所确定的农业合作化的目标。在实现这个巨大的转变时，中国虽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用大规模地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它并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灾难，与苏联合作化运动的后果相比，至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也引发了城镇同样的运动。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因而成为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感到不满。同年4月底，池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棒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⑦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所带来的后果是，先是在波兰引起了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也宣告瓦解。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个报告中谈到，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国家政权。毛也由此断定，列宁主义的相当多的东西已被赫鲁晓夫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用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比喻来表达他的这个观点：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体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大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⑧。
在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四个人作主要报告：毛泽东，他仅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刘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这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的报告是第二天作的，在这个篇幅很长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党的任务。由于他的报告在风格上、实际内容上都同其他三个人的讲话有着显著的不同，因而可以把这个报告看成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它反映出邓个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而且也可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这些观点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在此论述了以下三个主要的政治观点：中国阶级关系的状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他在一开始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是指这个社会仅有一个阶级存在，而不是阶级已全部消亡）。他在把党在1945年的状况同它在1956年的状况作了比较之后，指出：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⑨。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 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⑩
他所说的党的作用和政策的含义在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作了清楚而详细的说明，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谈到党员的品行时，邓阐发了他曾反复重申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工作作风的危害性和党同非党员合作的必要性。在一大段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中，他指责官僚主义有以下陋习：“机械地盲目地搬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把问题“层层下放”，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一切靠命令“行事”。他由此得出结论，许多党员还远没有完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进而提出了防止它的措施，并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党员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这一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是自1949年以来一直实施的一个方针；尽管这种合作中间是有“斗争的”，但“民主人士”能够“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
关于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领袖（并不是“一个”领袖）的作用，邓巧妙地摆正了以下两种需要，既要顾及到毛的立场和观点，同时还要表明中国党既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又不轻视这件事。他一开始便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或在政党中的作用。但他接着又明确指出了“剥削阶级的领袖”同“工人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差别；同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他们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对被领导者来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
邓接着特别阐释了这一点。他说，苏联的经验表明，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中国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正因为这样，它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采取了诸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歌功颂德”等措施。“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因而党的任务是“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⑾。
在邓的听众中，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定没有人会对他阐述的几条原则提出异议。也一定没有人会对他简短地、泛泛地提到苏联的经验而表示反对。更没有人会反对他为中国党的态度和实践所定下的调子；他尽量不用道歉或自满的字眼。最为巧妙的是，他把毛说成是党所实行的禁止对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