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作者:伊文思-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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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眩徊⒍隙ǎ胤礁刹肯虻车纳霞读斓迹ɑ蛘呦袼庀榈睦词硬斓墓伊斓既耍┍ǜ媲榭鍪辈⒚挥兴嫡婊啊５⒚挥邢蚱渌牧斓既嘶蛟诘车幕嵋樯瞎嗟靥傅剿恼飧鐾贫稀�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并在6月中旬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登上了位于江西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4日，他就“大跃进”的问题给毛写了一封长信。他当然希望毛会亲自复信；或把他叫去谈话。然而事与愿违，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一个人，并在随后的一个篇幅很长并带有讥讽口气的讲话中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他的听众们强凋，他们都参加过彭所批评的政策的制定过程；他本人也亲自提出要对其中的大部分政策进行批评；但彭在春天召开的党的会议上允许他发言的时候却一言不发。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了，并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有几个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上都作了发言另外还有不少同情者。但是，一旦毛提出了忠诚的问题，那么只有二、三个资格最老的党员愿意并能够追使毛收回成命，他才能免遭批判。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因而使得毛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能够随心所欲地改弦易辙，向彭发起了总攻，并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把彭和其他三个人（包括毛在江西时期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的成员。除了二十五年来一直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发言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为彭辩护。四个月前刚刚接替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往曾热心致力于阻止毛的“家长制”行为，但（邓小平在1980年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用“家长制”一词来说明毛对他的同事们的态度。——原注）现在他对彭的攻击尤为激烈。
在9月召开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结束了对彭的批判。他受到了林彪和其他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说彭是“军事俱乐部”头头，并解除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虽然保留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不久后便不让他出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他在中南海的房子被收回了，改而分配一栋在荒郊野外的空房子给他。
林彪取代彭当上了国防部长，并很快开始了把军队变成他用来实现他自己政治野心的工具。他按照他所了解到的能够投毛所好的方针改组了军队，然后便开始着手把军队变成为具有革命品德的一个堡垒。196O年秋，他说服军委并一致同意，毛的思想（单独地）应成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并普及了毛的讲话和著作的语录，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小红书”。毛对此的反应和林所期望的完全一样。1963年12月，他号召全国“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全军政治部应按政府部门和党的机构的建制组成。从而颠倒了党和军队以党指挥“枪”为基础的传统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远离各级党的监督。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了“大跃进”一次新生。这是因为毛坚持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场运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清洗运动，清洗的对象是：所有对“跃进”一直持消极态度或带头响应毛自己早些时候发出的慎重、节制号召的党的干部。结果，造成所有的干部不能再提应当停止无偿占有劳动，不能再提应当根据农民的工作数量和质量支付给他们报酬。1960年初，又发动了一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产量指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毛并且明确宣布，他支持政抬挂帅式的工业管理体制。
196O年，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援助，这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过来。同意实行一条新的总路线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用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直到196O年11月，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跃进”导致了一场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这个指示规定允许农民恢复“跃进”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然而这时，农村却遭受着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一直能够保有一亿二千二百万吨粮食。到1960年，这个数字已减少到一亿一干三百万吨，每人每年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多和1960年的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O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两倍半和三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完全因饥饿和疾病——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要严重的多，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后的饥荒所造成的死亡人数。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了有关这一时期出生和死亡率以及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现在，官方的文件，甚至小说和短篇故事中都很少提及“大跃进”及这场饥荒。“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邓小平由于腿部受伤，＊没有出席在庐山召开的政（邓在1958年一次打台球时折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直到1961年4月，他一直是靠一根手杖行走。可见他的伤恢复得很慢。——原注）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但他很可能出席了最后为彭德怀定罪的军委会议（在军委中除了毛之外，他是唯一的文人）。尽管他同彭从来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也一定为彭的命运——以及毛的行为——而深深地担忧。据公布的一些材料记载，他对毛的看法是：他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但他并不是绝对不犯错误。这时，他又勇敢地准备再次重申这个观点。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员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也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领袖，毛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他仍然是这个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切不可把他同这个集体领导分开。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这场斗争（反对彭及其同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③
作为总书记，邓也一定发觉，要想避开毛所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或第二次跃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并不是对这两项运动发表主要讲话的领导人之一，从他在天津的讲话中可以看出，1960年春，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可能中苏关系也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也许这也为他把大部分国内事务留给其他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毛在1960年1、2、3月召集的几次会议，讨论应如何应付中苏关系所发生的危机，邓一定出席了这几次会议。
50年代和60年代中苏之间的大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及外部始料未及的，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遍及全世界。它使1950年签订的两国同盟条约变成了一纸空文，它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打破了当时的世界均势。它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断绝同苏联社会一切来往的决定，这与他后来作出的使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这场论战始于1958年，是在两国两党关系度过了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时期后不久发生的，中国人从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的暴乱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危险，对那些极力想摆脱莫斯科以获得更加独立地位的共产党，莫斯科方面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又显得十分的谨慎；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过分表示这种同情有可能助长“修正主义”，而通过修正主义可通向彻底的反革命，其后果与赫鲁晓夫最初所持的有关斯大林问题和议会夺取政权的道路的论题是相同的。因此，1957年，毛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需要有个“头”，而这两个“头”就是苏联和苏联党。
毛还说，苏联成功地把两颗地球卫星——苏联最早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和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表明“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他主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以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所运用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为榜样，决不向敌人屈服。他还谈到了核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宣称，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死绝的，一个勇敢的、新的共产主义世界将会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崛起。但他并没有预见到当中国面临苏联不友好的政治或军事态度时所应采取的行动。
俄国人一定感到毛有关核战争的观点使人感到不安。但他们已经决定，他们要满足中国人所提出的有关帮助他们建立制造和试验核武器设施的一切要求。10月中旬，在毛到达莫斯科之前，两国已在这里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按说一定会作出两国之间是信任和合作的关系这祥的承诺。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标志着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顶点，随后是走下坡路了。
不久，影响两国两党关系的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大跃进”便出现了。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有权用任何手段收复台湾。苏联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并没有反驳中国的这一立场。但赫鲁晓夫认为，假如存在着美国帮助国民党保卫台湾这样一个正式承诺，而对苏联来说，它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中国至少应该事先告知俄国人他们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意图。而这正是中国人所不愿意做的。他们并不想进一步扩大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因而当中国人在1958年8月底对离大陆仅有几公里之遥的国民党驻守的岛屿金门展开猛烈的炮击，并进而攻击国民党的补给船只时，便出现了中苏关系以及中美关系的危机。不久，赫鲁晓夫在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信中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进攻苏联，苏联将“忠于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卫中国。但他对毛的做法非常生气，因为他8月初曾在北京同毛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毛对他即将开始的这场炮击只字未提。
印度之所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个问题，是因为当中印两国军队在靠近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东西段边界上发生冲突时，苏联却开始谋求加强同印度的密切联系。在东段边界，冲突是由1959年春西藏叛乱（和随后不久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难民和游击队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活动引起的。在西段边界，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中国在印度已宣布为己有并不时有印度的巡逻队出没的领土上修建了一条公路。中国在公开的声明中对苏联不（中印边界冲突的实际情况是，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同年8月25日，印度武装部队向我边防军开火，挑起武装冲突，并不断升级。三年后，挑起全面冲突。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无理要求和军事侵犯，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62年10月22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11月22日，主动停火、后撤。此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没有再发生冲突，——译注）站在中国一边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指出，苏联宣布中立事实上是为了取悦印度。赫鲁晓夫在1959年10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访问北京时，他和他的东道主中国人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个月后，苏联党（不是苏联政府）在给中国党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的行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的表现。在这封信中，俄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到，要使民族的利益服从于他们把自己视为监护人的国际利益。
这两个问题是任何两个主权国家都有可能提出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大跃进“，则只有在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间才可能提出来。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上，俄国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对“跃进”表示反感。因为它否定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进而声称，中国，这个只有三年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国家要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并很可能比苏联更快地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给负责向中国运送商品的苏联经销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并且给正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五百名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带来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工作条件。
同样，俄国人，尤其是赫鲁晓夫的行为也十分粗暴和过火。从1958年秋起，赫鲁晓夫开始以轻蔑的口吻向到莫斯科访问的人、包括西方的来访者谈论“跃进”。1959年夏，他首先中止了1957年10月签署的军事技术协议，接着便开始公开批评“跃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暗示，就像20年代和30年代的共产国际那样，赫鲁晓夫要惩罚中国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一意孤行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攻击“跃进”几乎与彭德怀在庐山写给毛的那封有关公社的信发生在同一天。毛由此断定，赫鲁晓夫和彭已串通起来，而且他已就中国的事务同资深的中国党的成员达成了一致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这些阴谋串通的确切的证据，而且与一个外国人串通，这也不符合彭的性格。根据彭的回忆，他最初并没有想上庐山，他只是到庐山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决定给毛写信。然而，毛这位这方面的老手必然会看出其他的问题；不久，官方的决议称，彭的干扰有力地支持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
这些问题一出现，便再次引发了一场有关赫著晓夫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的一些原则问题的争论，中国人率先开始了争论。1960年4月，他们在列宁诞辰的那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和中央委员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四篇长篇评论文章，它们的中心思想暗含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列宁主义万岁》中，这就是：他们比俄国人更信仰列宁主义。他们谴责俄国人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有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的新主张，认为俄国人已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这使俄国人处于了守势；他们不得不辩解说，自列宁的时代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变化，因而有必要对他的一些学说进行修正，但他们在精神上并没有放弃列宁主义。所以，事实是，中国人已经展开了进攻；苏联人在开始反攻前要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
1960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