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作者:伊文思-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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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邓小平集中精力解决政府部门和华国锋本人的问题，他的策略是建议党内的老同志，包括他本人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让较年轻的人来接替。华国锋对这一建议可能多少有所抵抗，但即使如此，也很快就被否决了。决定政府高层人事任免的是政治局，而华国锋此时已被孤立了。8月，他被迫辞去了总理的职务，从而失去了1976年所赢得的三项职务中的第一项。
名义上，直到1981年6月，华国锋仍一直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但仅仅是名义上的。在1980年11月和12月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了多次批评。这些批评涉及原则。政策和公开行为等方面。最后，华国锋主动提出辞去党内职务。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胡耀邦、邓小平暂时接替华国锋的职务，直到中央委员会正式接受华的辞职为止。不知为什么，中央全会七个月以后才召开。直到这个时候，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人）才知道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已经被罢免。但华国锋的政治生涯还有一小段结束曲，1982年9月以前，他一直任党的副主席。之后，他同三十七年前的王明、博古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了。他从公众的眼前消逝了，报纸上再也见不到他的名字了。
邓小平为什么会对华国锋采取这种态度呢？那小平是不是像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哈里·哈丁博士所说的是背叛了华国锋呢？⑨或者，邓小平这样对待华国锋是应该的？
从表面上看，不赞成邓小平这样做的人认为，邓在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的信中都曾表示要全力主持华。这表明，他不会在华的领导下推行毛以前所批评的那些政策。而赞成邓小平的人则认为，在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他就已经明确表示。他无法、也不愿意接受“两个凡是”。然而，在政治上，表面的东西并不能说明一切。
哈丁还说，邓小平是个有使命感的人，⑩他要拯救党和国家，消除那些曾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伤害的思想。当华国锋还是一个党的县级领导干部时，他就已经是党的总书记了。邓的同辈和同事大多数认为，他是党和国家需要的领导人。如果不过分挑剔的话，应该承认，同1957年斗争彭德怀以来党内所流行的斗争方式相比，
（应为1959年，此处作者有误。——译注）邓小平所采取的方式是温和的。他没有鼓励新闻媒体对华个人进行攻击，而华国锋却在1976年允许在报纸上公开批评邓小平。邓小平获得胜利后也没有要求华国锋像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刘少奇等人那样作自我批判。
在纠正过去的历史方面，1980年和1981年有几件主要的事情：为刘少奇平反，审判“四人帮”，全面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给“文革”定性。
在党内外，刘少奇一直都不是一位特别受爱戴的领导人。虽然，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新四军政委，但在60年代，很多党员认为他不够资格接替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有些人甚至怀疑他能否胜任党的主席。人们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只是表示遗憾，而不像对待其他受害者那样感到痛心。同为其他人平反相比，诸如同彭德怀、彭真的冤案相比，他的案子很敏感。为二彭平反不用去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必直接去谴责毛发动“文革”的做法。但是，刘少奇的地位很高，他是被当成“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的，因而为他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邓小平想为刘少奇平反是因为他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准备面对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所造成的后果，而且他也一定认识到，不为刘少奇平反，自己的复出与平反就不彻底。直到1980年2月底，他才促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对刘少奇的一切指控。同年5月为刘少奇举行了追悼会。被关押了十多年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又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她是一位有知识、有魁力的女性，她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丰富多采、不再充满恐惧的时代。
对“四人帮”、陈伯达以及林彪的支持者的审训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上的一个创举。斯大林曾把他的政敌送上法庭，东欧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也曾跟着这样做过。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让法庭来审判“反党”、“反革命”分子。这或许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党的地位远远高于国家。或许是因为他觉得很难像对待谋杀、抢劫犯那样，为反革命分子定罪。邓小平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事实上，他要明确区分毛泽东所说的“犯错误”和“四人帮”、林彪所犯的“罪行”之间的差别。
对“四人帮”的审判是1980年11月底到1981年1月底在公安部以前的办公地举行的。事先就已经给十名罪犯定了罪，只是将最后的审判程序公开了。被告中只有江青试图为自己辩护，张春桥一言不发，其他八名罪犯或俯首认罪，或把过错推给同伙。江青主要说的是她只是按照毛的指示办事（她说“我是毛主席的狗”），现在审判她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和她一样，也参与了对刘少奇的批斗，而且在“文革”期间，法律已失去了作用。她的表现引起法庭内外的阵阵骚动，许多观看电视的人不得不承认她有点精神。然而，各种文件和口头证词表明，“四人帮”的活动折磨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江青本人对于了解她过去历史的人，都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
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两年后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罪犯也都被判了很长的徒刑。陈伯达和林彪的一些支持者在80年代被释放，不过此后就不曾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历史决议完成得比较顺利，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主持的一个小组负责起草的，决议经过了多次修改。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至少讨论了九次，主要是讨论毛泽东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功与过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决议的最后定稿文字清晰易懂，用词极为谨慎。
决议的开头首先回顾了1921年至1979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中间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特征：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干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非常明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没有否认毛泽东个人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决议》还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决议》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悲剧人物，认为他是自己所犯错误的受害者，周恩来也是： 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⑾
但是这一决议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党的其他领导人未能阻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且它也没有提“大跃进”以后的饥荒。但是它至少取得了同1945年党的历史决议一样的成功。它结束了党内对过去一些问题的争论，正确解释了一些问题，为党今后的正常生活提供了依据。它没有令什么人感到不对劲，也没有什么人想要对它进行修改。
注释：
①《问题与研究》，1983年第3期，第443页。
②《剑桥史》第15卷，第37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75页。
⑤同上书，第82页。
⑥《剑桥史》第15卷，第430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0－153页。
⑧同上书，第166－172页。
⑨哈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66页。
⑩同上书，第58页。
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传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
第十三章 国家领导人
1981－1984年
80年代，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致认定，邓小平是中国的领导人。然而，这个地位与他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他不是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也不是政府首脑，更没有像刘少奇一样担任国家主席，他的地位来自他的权威，而这种权威源于他过去的经历、领导才能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作为一名决策者、发言人和设计师所取得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1958年至1966年间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只剩下了邓和陈云。那段时间（以及更早以前）陈一直是邓的上级。但陈没有邓在“文革”初期对抗陈伯达、康生及1975年对抗“四人帮”那种声望。他乐于避开众人的注意，在幕后施加他的影响，因而，一般老百姓对他没有太深的印象。在其他一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高层人物中，彭真、叶剑英、李先念是重要人物，但是他们都缺少邓那种威望和经验。另外，叶剑英比邓年长七岁。逮捕“四人帮”前，叶和李都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倘若他们知道后来要反对华，他们或许会改变当初的做法。
作为一名领导者，邓的风格与毛截然不同。毛总是与他的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邓则和他们打成一片；毛善于掩饰自己，邓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清楚；毛常处理抽象事物，邓则喜欢处理具体的事情，即便阐述一些原则问题时，亦是这祥。邓的领导风范已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他有远见且实干，他能够并且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当一个问题出现时，他不是等待和观望，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加以解决。他待人严厉但不残酷。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结论后，他没有组织新闻媒体毁坏华的声誉，更没把他投入监狱；1987年初，他坚持胡耀邦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允许他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另一方面，在处理曾在1976年那段黑暗的日子中帮助过他的高级领导干部问题时，邓也绝不心慈手软。
与毛和华不同，邓坚决抵制建立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的这一思想可追溯到1956年。他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鼓励国家出版社以文选的形式出版他的讲话；允许专业和省级出版社出版他另外一些讲话和有关他军事生涯的一些故事。但是，他不允许在公共场所悬挂他的画像或竖立他的雕像，不允许在任何文章或讲话中夸大他的作用。人们总是称他为“邓小平主席”或“邓小平同志”，而不是什么“英明领袖”（如华国锋）或“导师”和“舵手”（如毛泽东）。
作为一名决策者，邓有两个突出的长处：他目光远大；他规定，对所有计划与建议的可行性都要先进行试验。就前者来讲，他遵循的是列宁主义传统与中国政治的传统。在其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曾遵循毛的模式。30年代，毛主张党和军队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人进行一场持久战。邓则更进一步。他所设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目标，有的他生前或许可以看到，有的可以肯定他这辈子根本看不到。例如，他很乐意把1997年定为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把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中叶分别定为党和政府实现其经济目标的日期。同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相比，邓有条件把眼光放得很远。但是他不一定非要这么做，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并没有看得这样远。对可行性进行实验是与邓在反对华国锋时使用的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一致的。坚持这两个口号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社会主义，而表明在邓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是与繁荣富强相联系的（这是马克思的观点），他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这一繁荣富强。他不想让那些没有参与过社会与经济实践只是在办公室中勾画蓝图的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也正因为如此，一些非共产主义作家称他为实用主义者。
邓在国际上的威望来自于他所积极参与的外交活动。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了毛泽东。1978年，也就是他对华国锋的态度由小心监视转变为公开挑战这一年，他频繁出国访问。冬天，他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朝鲜。1979年1月访美期间，他显示出了杰出的公关才能。在德州的赛马盛会上，他欣然戴上一顶大牛仔帽，给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年底，他出访了日本，再次显示出一位微笑大使的风度。
之后，邓小平留在国内。但他花费大量时间接待外宾。会见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当然是他的份内事。但他还像以往一样热情接待那些已卸任的政治家，如尼克松、基辛格、希思等。在与来访者的交谈中，他总是引导他们谈一些与其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同时也会向他们透露两三件重要事情，这些事情通常比他在国内的公开谈话深入些。他的坦率与平易近人给大多数来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些人则相当欣赏他的智慧。
在这些谈话中，邓反复强调三点。第一，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而且不会再重演；第二，中国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愿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第三，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但中国要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也不会将自己置于容易受到压力的境地。
随着邓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提高，他在国内的威望也与日俱增。人们意识到，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了新生，并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们还承认，在国家统一方面，他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一点是毛比不上的。
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年迈的革命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监督政策的制定；另一部分是邓提拔的担任重要职务的较年轻的领导人（也只是年轻半代）。从1982年到1985年，政治局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大多数董事都不担任行政工作。1985年以后这一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人数依然不少，不担任行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其人数甚至占多数，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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