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评论集及序跋-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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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还是比文学史少的多。我们这二十来年里，文学批评史却差不多要追上了
文学史。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
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
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
上。再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所用的评价标准，起初虽然是普遍的——其实
是借用西方的——后来就渐渐参用本国的传统的，如所谓“言志派”和“载
道派”——其实不如说是“载道派”和“缘情派”。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
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与地位。
还有，所谓文学遗产问题，解决起来，不但用得着文学史，也用得着文学批
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得相当快，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响。
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他
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他写过许多
单篇的文字，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重要的意念，启发我们很多。可
惜他那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只出了上册，又因为写的时期比较早些，不免
受到不能割爱之处，加上这种书还算在草创中，体例自然难得谨严些。罗先
生的书，情形就不相同了。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这原也
是自然之势。罗先生这部书写到五代为止，比郭先生写到北宋的包括的时期
短些，可是详尽些。这原是一部书，因为战时印刷困难，分四册出版，但第
四册还没有出。就已出的三册而论，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
评史》。“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
却有它自己的发展，上文已经提及。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
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
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
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
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
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
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他说要兼揽编年、
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有时也不必拘泥体例：如
就一般的文学批评而言，隋唐显与魏晋南北朝不同，所以分为两期。但唐初
的音律说，则传南北朝衣钵，便附叙于南北朝的音律说后。他要做到章学诚
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观态度（一册三六至三八面）。能够这样才
真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隋唐文学批评史》（三册）开宗明义是两章“诗
的对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录，也许觉得这种琐屑的题目不值得专章讨论，
更不值得占去两章那么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细读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
“音律说”（在二册中占两章）有过之无不及，著者特别提出，不厌求详，
正是他的独见；而这也正是切实的将中国还给中国的态度。
《绪言》里指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
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
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作品的批评”。
又说中国的“批评不是创作的裁判，而是创作的领导”（一册一四、一五面）。
他以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一册一六至一
七面）。这里指出的事实大体是不错的；说是“尚用重于尚知”，也有一部
分真理。但是说作家反串地“就当然侧重理论”，以及“求好重于求真”，
似乎都还可以商榷。即如曹丕、曹植都是作家，前者说文人“各以所长，相
轻所短”（《曲论论文》），后者更说“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
定”（《与杨德祖书》），都并不侧重理论。罗先生称这些为“鉴赏论”（二
册七八至七九面），鉴赏不就是创作的批评或裁判么？照罗先生的意思，这
正是求真；照曹植的话看，这也明明是求好——曹丕所谓长短，也是好与不
好的别名。而西方的文学裁判或作家作品的批评，一面固然是求真，一面也
还是求好。至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如载道说，却与其说是重在求好，不如说
是重在求真还贴切些。总之，在文学批评里，理论也罢，裁判也罢，似乎都
在一面求真，同时求好。我们可以不必在两类之间强分轻重。至于中国缺少
作家作品的系统的批评，儒家尚用而不尚知，固然是一个因子，道家尚玄而
不尚实，关系也许更大。原来我们的“求好”的艺术论渊源于道家，而道家
不信赖语言，以为“言不尽意”，所以崇尚“无端崖之辞”。批评到作家和
作品、便不免着实，成了“小言”有端崖之辞，或禅宗所谓死话头。所以这
种批评多少带一点“陋”；陋就是见小不见大。中国文学批评就此没有得着
充分的发展；它所以不能成为专业而与创作分途并进，也由于此。至于现代
西方人主张“创作必寓批评”“批评必寓创作”，如书中所引朱光潜先生的
话，却又因为分业太过，不免重枝节而轻根本，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一步为的矫正那偏重的情形，促进批评的更健全的发展。但那批评和创作
分业的现象，还要继续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分业的世界。中国对作家和作品
的批评，钟嵘《诗品》自然是最早的一部系统的著作，刘勰《文心雕龙》也
系统的论到作家，这些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几部书。陈祚
明的《古诗选》，对入选作家依次批评，以辞与情为主，很多精到的意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
这里纪昀的意见为多。还有赵翼的《瓯北诗话》分列十家，家各一卷，朱东
润先生说是“语长而意尽，为诗画中创格”（《批评史大纲》三六八面），
也算得系统的著作。此外就都是零碎的材料了。罗先生提到“制艺选家的眉
批总评”，以为毫无价值（一册一六面，参看八面）。这种选家可称为评点
家。评点大概创始于南宋时代，为的是给应考的士子揣摩；这种选本一向认
为陋书，这种评点也一向认为陋见。可是这种书渐渐扩大了范围，也扩大了
影响，有的无疑的能够代表甚至领导一时创作的风气，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
奎律髓》，后者如明末钟惺、谭元春的《古唐诗归》。文学批评史似乎也应
该给予这种批评相当的地位，才是客观的态度。其实选本或总集里批评作家
或作品的片段的话，是和选本或总集同时开始的。王逸的《楚辞章句》，该
算是我们第一部总集或选本，里面就有了驳班固论《离骚》的话。班氏批评
屈原和《离骚》，王氏又批评他的批评，这已经发展到二重批评的阶段了。
原来我们对集部的工作，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笺注，是求真；里面也偶有
批评，却只算作笺注的一部分。《楚辞章句》里论《离骚》，似乎属于这一
类。又如《文选》里左思《魏都赋》张载注，论到如何描写鸟将飞之势，如
何描写台榭的高，比较各赋里相似的句子，指出同异，显明优劣，那更清楚
的属于这一类。二是选录，是求好；选录旨趣大概见于序跋或总论里，有时
更分别批评作家以至于作品。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和李充的《翰林论》
是开山祖师，他们已经在批评作家和作品了。选本的数量似乎远在注本之上，
但是其中文学批评的材料并不多，完整的更少，原因上文已经论及。别集里
又有论诗文等的书札和诗，其中也少批评到作家和作品；序跋常说到作家了，
不过敷衍的多，批评的少，批评到作品的更是罕见。诗话文话等，倒以论作
家和作品为主，可是太零碎；摘句鉴赏，尤其琐屑。史书文苑传或文学传里
有些批评作家的话，往往根据墓志等等。墓志等等有时也批评到作品，最显
著的例子是元稹作的杜甫的《墓志铭》，推尊杜甫的排律，引起至今争议莫
决的李杜优劣论。从以上所说，可见所谓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着充
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分布。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
但是罗先生这部书的确能够借了“文学批评”的意念的光将我们的诗文
评的本来面目看得更清楚了。他在《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里特立专章阐述
“文体类”的理论（二四至四一面）。从前写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的人都觉
得这种文体论琐屑而凌乱，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可是读了罗先生的叙述和
分析，我们能以看出那种种文体论正是作品的批评。不是个别的，而是综合
的；这些理论指示人们如何创作如何鉴赏各体文字。这不但见出人们如何开
始了文学的自觉，并见出六朝时那新的“净化”的文学概念如何形成。这是
失掉的一环，现在才算找着了，连上了。这一分册里《文学概念》一章（一
至一七面），叙述也更得要领，其中“萧纲的鼓吹郑邦文学”和“徐陵的编
辑丽人艳歌”，各占了一个独立的节目。还有上文提过的第三分册的头两章
《诗的对偶及作法》，跟“文体类”有同样的作用，见出律诗是如何发展的，
也见出“元稹、白居易的社会诗论”的背景的一面来。再说魏晋时代开始了
文学的自觉以后，除文体论外，各种的批评还不少。这些批评，以前只归到
时代或作家批评家的名下，本书却分立“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章来阐述
（二册七○至八一面），面目也更清楚了。《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里还提
到“古经中的辞令论”（五三面），这也是失掉的一环。春秋是“诗”和“辞”
的时代；那时“诗”也当作“辞”用，那么，也可以说春秋是“辞”的时代。
战国还是“辞”的时代。辞令和说辞如何演变为种种文体，这里不能讨论（章
学诚《文史通义？诗教篇》曾触及这问题，但他还未认清“辞”的面目）；
现在只想指出孔子的“辞达而已矣”那句话和《易传》里“修辞立其诚”那
句话，对后世文论影响极大，而这些原都是论“辞”的。从这里可见“辞令
论”的重要性。可是向来都将“文”和“辞”混为一谈，又以为“辞”同于
后世所谓的“文辞”，因此就只见其流，不见其源了。《文选》序曾提出战
国的“辞”，但没有人注意。清代阮元那么推重《文选》，他读那篇序时，
却也将这一点忽略了。罗先生现在注意到“古经中的辞令论”，自然是难得
的，只可惜他仅仅提了一下没有发挥下去。第三分册里叙述史学家的文论，
特立“文学史观”一个节目（八九至九一面）；这是六朝以来一种新的发展，
是跟着文学的自觉和文学概念的转变来的。前面说过“文学史”的意念在我
们的传统中早就有了根苗，正是指此。以前的文学史等，却从没有这么清楚
的标目，因此就隐蔽了我们传统中这个重要的意念。这一分册叙述“古文论”
（一○三至一五一面），也很充实，关于韩愈，特别列出“不平则鸣”与“文
穷益工”一目（一三三至一三四面），这是韩愈的重要的文学见解，不在“惟
陈言之务去”以下，但是向来没有得着应得的地位。本书《绪言》中说到“解
释的方法”，有“辨似”一项，就是分析词语的意义，在研究文学批评是极
重要的。文学批评里的许多术语沿用日久，像滚雪球似的，意义越来越多。
沿用的人有时取这个意义，有时取那个意义，或依照一般习惯，或依照行文
方面，极其错综复杂。要明白这种词语的确切的意义，必须加以精密的分析
才成。书中如辨汉代所谓“文”并不专指诗赋（一册九八面），又如论到辞
赋的独特价值就是在不同于诗，而汉人将辞赋看作诗，“辞赋的本身品性，
当然被他们埋没不少，辞赋的当时地位，却赖他们提高好多”（一册一二○
面），都是用心分析的结果，这才能辨明那些疑似之处。
朱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里说“这本书的叙述特别
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四面）；他的书大部分以个别的批评家标目，直到清
代《白雨斋词话》的著者徐廷焯为止。他的“远略近详”的叙述，恰好供给
我们的需要，弥补我们的缺憾。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
们读来有滋味的。这原是讲义稿，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
里说得明白。我们只能当它“大纲”读着；有人希望书里叙述得详备些，但
那就不是“大纲”了。《自序》中还说这本书是两次稿本凑合成的，现在却
只留下一处痕迹，第三十七章里说：“东坡少游于柳词皆不满，语见前”（一
九六面），前面并不见；这总算不错了。作为“大纲”，本书以批评家标目，
倒是很相宜的；因为如《自序》所说，“这里所看到的，常常是整个的批评
家”（四面）。朱先生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很多，《读诗四论》（商务）
之外，还有许多研究历代批评家的论文，曾载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学报》上，
现在听说已集成一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了。《读诗四论》和那些论文都
够精详的，创见不少。他取的是客观的分析的态度。《大纲》的《自序》里
提到有人“认为这本书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而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
朱先生承认这一点，他提出“史观的问题”，说“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
场”（五面）。本书倒是有夹叙夹议的，读来活泼有味，这正是一因。但是
朱先生的史观或立场，似乎也只是所谓“释古”，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
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这似乎是现代的我们一般的立场，不见
其特别是朱先生主观的地方。例如书中叙“盛唐”以后论诗大都可分二派：
“为艺术而艺术，如殷А⒏咧傥洹⑺究胀嫉取保拔松帐酰缭帷�
白居易、元稹等”（九三至九四面）。两派的存在得着外来的意念来比较而
益彰。又如论袁枚为王次回辩护道：“次回《疑雨集》，与《随园诗话》所
举随园、香亭兄弟之诗论之，非特与男女性情之得其正者无当，即赠勺采兰，
亦不若是之绘画裸陈也。？ 。若因风趣二字，遂使次回一派，以孽子而为大
宗，固不可矣。”（三六三面）这可以说是“雅正”的传统，不过是这时代
已经批评的接受了的，和上例那一对外来的传统的意念的地位一般。这些判
断都反映着我们的时代，与其说是主观的，不如说是客观的，可是全书以陈
廷焯作殿军，在这末一章里却先叙庄棫谭献道：“清人之词，至庄谭而局势
大定，庄谭论词无完书，故以亦峰（廷焯字亦峰）之说终焉”。（三九六面）
这个判断是客观的，但标目不列代表的批评家庄谭，只举出受庄氏影响的陈
氏，未免有些偏畸或疏忽。然而这种小节是不足以定主客观之辨的。
《大纲》以个别的批评家标目，这些批评家可以说都是代表一个时代，
一个派别或一种理论的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