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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朱自清评论集及序跋-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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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于口语,可以使文字有独立的地位,自己的尊严。现在的白话诗文已经
有了这种地位,这种尊严。象征诗的训练,使人不放松每一个词语,帮助增
进了这种地位和尊严。但象征诗为要得到幽涩的调子,往往参用文言虚字,
现在却似乎不必要了。当然用文言的虚字,还可以得到一些古色古香;写诗
的人还可以这样做的。有些诗纯用口语,可以得着活泼亲切的效果;徐志摩
先生的无韵体就能做到这地步。自由诗却并不见得更宜于口语。不过短小的
自由诗不然。苏联玛耶可夫斯基的一些诗,就是这一类,从译文里也见出那
精悍处。田间先生的《中国农村的故事》以至“诗传单”和“街头诗”也有
这种意味。因为整个儿短小的诗形便于运用内在的复沓,比较容易成功经济
的强烈的表现。
诗韵
新诗开始的时候,以解放相号召,一般作者都不去理会那些旧形式。押
韵不押韵自然也是自由的。不过押韵的并不少。到现在通盘看起来,似乎新
诗押韵的并不比不押韵的少得很多。再说旧诗词曲的形式保存在新诗里的,
除少数句调还见于初期新诗里以外,就没有别的,只有韵脚。这值得注意。
新诗独独的接受了这一宗遗产,足见中国诗还在需要韵,而且可以说中国诗
总在需要韵。原始的中国诗歌也许不押韵,但是自从押了韵以后,就不能完
全甩开它似的。韵是有它的存在的理由的。
韵是一种复沓,可以帮助情感的强调和意义的集中。至于带音乐性,方
便记忆,还是次要的作用。从前往往过分重视这种次要的作用,有时会让音
乐淹没了意义,反觉得浮滑而不真切。即如中国读诗重读韵脚,有时也会模
糊了全句;近体律绝声调铿锵,更容易如此。幸而一般总是隔句押韵,重读
的韵脚不至于句句碰头。句句碰头的像“柏梁体”的七言古诗,逐句押韵,
一韵到底,虽然是强调,却不免单调。所以这一体不为人所重。新诗不应该
再重读韵脚,但习惯不容易改,相信许多人都还免不了这个毛病。我读老舍
先生的《剑北篇》,就因为重读韵脚的原故,失去了许多意味;等听到他自
己按着全句的意义朗读,只将韵脚自然的带过去,这才找补了那些意味。—
—不过这首诗每行押韵,一韵又有许多行,似乎也嫌密些。
有人觉得韵总不免有些浮滑,而且不自然。新诗不再为了悦耳;它重在
意义,得采用说话的声调,不必押韵。这也言之成理。不过全是说话的声调
也就全是说话,未必是诗。英国约翰?德林瓦特(John Drink water)曾在
《论读诗》的一张留声机片中说全用说话调读诗,诗便跑了。是的,诗该采
用说话的调子,但诗的自然究竟不是说话的自然,它得加减点儿,夸张点儿,
像电影里特别镜头一般,它用的是提炼的说话的调子。既是提炼而得自然,
押韵也就不至于妨碍这种自然。不过押韵的样式得多多变化,不可太密,不
可太板,不可太响。
押韵不可太密,上文已举“柏梁体”为例。就是隔句押韵,有些人还恐
怕单调,于是乎有转韵的办法;这用在古诗里,特别是七古里。五古转韵,
因为句子短,隔韵近,转韵求变化,道理明白。但七古句子长,韵隔远,为
甚么转韵的反而多呢?这有特别的理由。原来六朝到唐代七古多用谐调,平
仄铿锵,带音乐性已经很多,转韵为的是怕音乐性过多。后来宋人作七古,
多用散文化的句调,却怕音乐性过少,便常一韵到底,不换韵。所以韵的作
用,归根结底,还是随着意义变的;我们就韵论韵,只是一种方便,得其大
概罢了,并没有甚么铁律可言。词的句调比较近于说话,变化多,转韵也多。
可是词又出于乐歌,带着很多的音乐性,所以一般的看,用韵比较密。它以
转韵调剂密韵,显明的例子如《河传》。还有一种平仄通押(如贺铸《水调
歌头》)“南国本潇洒,六代竞豪奢”一首,见《东山寓声乐府》也是转韵;
变化虽然不及一般转韵的大,却能保存着那一韵到底的一贯的气势,是这一
体的长处。曲的句调也近于说话,但以明快为主,并因乐调的配合,都是到
底一韵。不过平仄通押是有的。
词的押韵的样式最多,它还有间韵。如温庭筠的《酒泉子》道:
楚女不归,
楼枕小河春水。
月孤明,风又起,
杏花稀。
玉钗斜? 。云鬟髻,
裙上镂金凤。
八行书,千里梦,
雁南飞。
(据《词律》卷三)
这里间隔的错综的押着三个韵,很像新诗;而那“稀”和“飞”两韵,简直
就是新诗的“章韵”。又如苏轼的《水调歌头》的前半阕道: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据任二北先生《词学研究法》,与《词律》异)
这也是间隔着押两个韵。这些都是转韵,不过是新样式罢了。
诗里早有人试过间韵。晚唐章碣有所谓“变体”律诗,平仄各一韵,就
是这个:
东南路尽吴江畔,
正是穷愁暮雨天。
鸥鹭不嫌斜两岸,
波涛欺得逆风船。
偶逢岛寺停帆看,
深羡渔翁下钓眠。
今古若论英达算,
鸱夷高兴固无边。
(《全唐诗》四函一册)
章碣“变体”只存这一首,也不见别人仿作,可见并未发生影响。他的试验
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我想是在太板太密。新诗里常押这种间韵,但是诗
行节奏的变化多,行又长,就没有甚么毛病了。间韵还可以跨句。如上举《酒
泉子》的“起”韵,《水调》的“宇”韵,都不在意义停顿的地方,得跟下
面那个不同韵的韵句合成一个意义单位。这是减轻韵脚的重量,增加意义的
重量,可以称为跨句韵。这个样式也从诗里来,鲍照是创始的人。如他的《梅
花落》诗道: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霜中能作实。摇荡春风媚春
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
“实”韵正是跨句韵;但这首诗只是转韵,不是间韵。现在新诗里用间韵很
多,用这种跨句韵也不少。
任二北先生在《词学研究法》里论“谐于吟讽之律”,以为押韵“连者
密者为谐”。他以为《酒泉子》那样押韵嫌“隔”而不连,《西平乐》后半
阕“十六句只三叶韵”,嫌“疏”而不密。他说这些“于歌唱之时,容或成
为别调,若于吟讽之间,则皆无取焉”。他虽只论词,但喜欢连韵和密韵,
却代表着传统的一般的意见。我们一向以高响的说话和歌唱为“好听”(见
王了一先生《什么话好听》一文,《国文月刊》),所以才有这个意见。但
是现在的生活和外国的影响磨锐了我们的感觉;我们尤其知道诗重在意义,
不只为了悦耳。那首《酒泉子》的韵倒显得新鲜而不平凡,那《西平乐》一
调的疏韵也别有一种“谐”处。《词律拾遗》卷六收吴文英的《西平乐》一
首,后半阕十六句中有十三个四字短句。这种句式的整齐复沓也是一种“谐”,
可以减少韵的负担。所以“十六句三叶韵”并不为少。
这种疏韵除利用句式的整齐复沓外,还可与句中韵(内韵)和双声叠韵
等合作,得到新鲜的和谐。疏韵和间韵都有点儿“哑”,但在哑的严肃里,
意义显出了重量。新诗逐行押韵的比较少,大概总是隔行押韵或押间韵。新
诗行长,这就见得韵隔远,押韵疏了。间韵能够互相调谐,从十四行体的流
行可知;隔行押韵,也许加点儿花样更和谐些。新诗这样减轻了韵脚的分量,
只是我们有时还不免重读韵脚的老脾气。这得靠朗读运动来矫正。新诗对于
韵的态度,是现代生活和外国诗的影响,前已提及。但这新种子,如本篇所
叙,也曾在我们的泥土里滋长过,只不算欣欣向荣罢了。所以这究竟也是自
然的发展。
作旧诗词曲讲究选韵。这就是按着意义选押合宜的韵——指韵部,不指
韵脚。周济《宋四家词选》叙论中说到各韵部的音色,就是为的选韵。他道:
“东”“真”韵宽平,“支”“先”韵细腻,“鱼”“歌”韵缠绵,“萧”“尤”韵感
慨,各具声响,莫草草乱用。
这只是大概的说法,有时很得用,但不可拘执不化。因为组成意义的分子很
多,韵只居其一,不可给予太多的分量。韵部的音色固然可以帮助意义的表
现,韵部的通押也有这种作用,而后者还容易运用些。作新诗不宜全押本韵,
全押本韵嫌太谐太响。参用通押,可以哑些,所谓“不谐之谐(现代音乐里
也参用不谐的乐句,正同一理);而且通押时供选择的韵字也增多。不过现
在的新诗作者,押韵并不查诗韵,只以自己的蓝青官话为据,又常平仄通押,
倒是不谐而谐的多。不过“谐韵”也用得着。这里得提到教育部制定的《中
华新韵》。这是一部标准的国音韵书,里面注明通韵;要谐,押本韵,要不
谐,押通韵。有本韵书查查,比自己想韵方便得多。作方言诗自然可用方音
押韵,也很新鲜别致的。新诗又常用“多字韵”或带轻音字的韵,有一种轻
快利落的意味;这也在减少韵脚的重量。胡适之先生的“了字韵”创始于新
诗的“多字韵”,但他似乎用得太多。
现在举卞之琳先生《傍晚》这首短诗,显示一些不平常的押韵的样式。
倚着西山的夕阳
和呆立着的庙墙
对望着:想要说什么呢?
又怎么不说呢?
驮着老汉的瘦驴
匆忙的赶回家去,
忒忒的,足蹄鼓着道儿——
枯涩的调儿!
半空里哇的一声
一只乌鸦从树顶
飞起来,可是没有话了,
依旧息下了。
按《中华新韵》,这首诗用的全是本韵。但“驴”与“去”,“声”与“顶”
是平仄通押;“阳”“墙”“驴”“顶”都是跨句韵,“么呢”“说呢”,
“道儿”“调儿”,“话了”“下了”,都是“多字韵”。而“去”与“下”
是轻音字,和非轻音字相押,为的顺应全诗的说话调。轻音字通常只作“多
字韵”的韵尾,不宜与非轻音字押韵;但在要求轻快流利的说话的效用时,
也不妨有例外。编后记
受天津人民出版社之托,我编选了这本《朱自清书话》。在一般世人印
象中,朱自清先生是位散文家、诗人,但其实不尽然。朱自清先生也是一位
学者,而且是一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学者。他写的学术论文,除了具有学者的
严谨风格外,更有着文士摇逸的风姿,读他的学术论文,是一种享受,我们
不会被那种学究气所束缚、所折磨,相反,在他那平实的叙述中,我们感到
充实,感到有无数无尽的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当然,读到精彩之处,甚至会
让人感到有一只温暖滋润的纤手,在触摸着你的神经,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说到学问,我以为可以有多种多样,但总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让人
正襟危坐式的,一种是性致所至、随意而谈式的。朱先生关涉学问的文章,
包容了这两种形式,收入这本集子中的文章,理所当然,包括这两部分内容,
以及一些评析当时新出版的学术著作的书评;另一部分,则是一些读书笔记、
点评作品的文章。由于朱先生同时兼具学者和文士的特殊身份,因此,他的
书评范围相当广,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文学和文学教学。从他的书评内容出
发,我将本集分为四部分,即对现代作家作品的评论;给自己及别人文集所
作的序跋、后记等;与读书生活有关的杂谈;对学术著作及论文的评论。
最后需要感谢的是,朱乔森先生在版权联系上,多次给予了帮助;天津
师大的高恒文同志的热情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杨扬
1997 年9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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