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真文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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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铭任员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长，总算混到出人头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鸿铭获得清廷赏赐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在同榜中，严复居首，辜鸿铭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鸿铭对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气闷，一直耿耿于怀，怫然不乐。如果说严复、伍光建将西洋名著输入到国内，使国人眼界大开，算是了不起的本事，他辜鸿铭将中国儒家文化输出到国外，去感化那些野蛮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严、伍的功绩国人有目共睹，辜的功绩则是在西洋知识界有口皆碑，他显然要吃亏一些，能点个榜眼，不说心满意足，他也该心平气和了。
张之洞去世后不久，被贬居彰德的袁世凯大有卷土重来之势。辜鸿铭在许多公开场合辱骂过袁世凯是“贱种”，是“流氓”，他还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一书中嘲笑袁世凯的智商只相当于北京街头倒马桶的老妈子，袁世凯耳目众多，难保他不清楚这本账。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是辜鸿铭的顶头上司和多年好友，他为辜的安全担忧，恐怕他难逃厄运，便及时向辜鸿铭发出警报，要他赶紧逃命。辜鸿铭够倔，但并不傻，他立刻辞职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的校长（也有记载称他做的是教务长）。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并包”为办学宗旨，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辜鸿铭是天字第一号的保皇党，他时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脑后拖着灰白小辫，在北大激昂亢进的氛围中来去招摇，保持鲜明的个人姿态，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确实是当年的一道奇异的景观。“辫帅”张勋复辟时，辜鸿铭在外交方面尽了绵薄之力，梁敦彦荐他做外务部侍郎，据说张勋期期以为不可，理由是“辜鸿铭太新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谈。好在那幕复辟闹剧只折腾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场了，倘若再闹下去，保不定还会闹出更多的笑话。五四运动后，辜鸿铭离开北大。
辜鸿铭对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贞子珍爱有加，因此欣赏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说：“有人纳闷处于孤岛之上的日本怎么会崛起为东方的强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生下了许多我妻子那般贤淑的女子——她们像崇高的古罗马母亲一样伟大。”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之邀，去东瀛巡回讲学（主题是“东方文化”），呆了几年，并不如意。“东北大王”张作霖一度想聘请辜鸿铭为政治顾问，两人见了面，晤谈过几回，张作霖觉得货不对版，辜鸿铭也对张作霖观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萨摩维次谈及那次东北之行，仅仅一语带过：“张作霖只不过是个马贼，他哪里懂得政治与文明。”
1928年，军阀张宗昌欲委任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氏未置可否，即于4月30日下午逝世于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岁。辜鸿铭曾对近邻和好友凌福彭（现代女作家凌叔华的父亲）说：他想刻一枚图章，同康有为的“周游三十六国”比一比，看谁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年轻时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贞子为妻（一说为妾），勉强算得上婚在东洋。可见他童心未泯，骨子里是好胜的，他不肯让康有为专善独美。还有一事也可见出辜鸿铭的好强，他自夸能够背诵数千行的长诗、弥尔顿的《失乐园》，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当仁不让，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请凌叔华的堂兄作证，把《失乐园》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错，硬是堵了梁崧生的嘴，使对方不服气不行。
语不惊人死不休
语不惊人死不休
辜鸿铭在西方获得赫赫之名，多半由于他那机智有余、火花四溅、酣畅淋漓的英文实在太出色，他那专搔痒处、专捏痛处、专骂丑处的文化观点实在太精彩，令欧洲学者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鸿铭在中国获得籍籍之名，则是由于他怪诞不经的言行实在太离谱，他桀骜不驯的态度实在太刺目，“他的灵魂中没有和蔼，只有烈酒般的讽刺”，令中国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对玩弄以诡辩与谬论“震惊白种或黄种庸人”的游戏乐此不疲，欧洲人能够欣赏他大言不惭、狂狷不逊、立异为高的表演，而中国人则全然不懂得该如何欣赏其中的妙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过于内敛，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从来就不肯容纳异端和叛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视之为不世出的天才，中国人则视之为不经见的怪物的根本原因吧。其实，我们只要越过中国人千百年来自设的重重樊篱，把辜鸿铭简单地视为一个极端有趣（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兼而有之）并具备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够从他自觉与不自觉的喜剧表演中清醒地观察到、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可爱处和可恶处，以及中国文化的可贵处和可卑处。然而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蔑视西方的价值观念，他到底是仅仅表现一种东方人的文化姿态，还是确实出于内心的真诚？这始终是一个谜。辜鸿铭太擅长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极大的遮蔽力和欺骗性，在一团驳杂的光影中，观众往往莫辨其虚实。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却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定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撞煞，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忖开罪不起，只得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那口鸟气。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他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生逢乱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鸿铭那样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杰，骂遍天下强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语尖酸刻薄，不肯假贷，不留情面。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写过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爱好》的文章，赞扬慈禧太后“胸怀博大，气量宽宏，心灵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无可挑剔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慈禧太后就没有微词。鄂中万寿节时，湖广总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编爱国歌。辜鸿铭对同僚梁星海说，有爱国歌，岂可无爱民歌？梁星海便怂恿他试编一首。辜鸿铭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诵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话音刚落，满座为之哗然。辜鸿铭对晚清的中兴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亦颇有微词。他认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闻），李之病在固（凡事无所变更）。他还拿张之洞与端方作比较，结论是：“张文襄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鸿铭最看不起袁世凯，因此后者挨骂的次数最多，也最为不堪。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由封疆外任同入军机，辜鸿铭也做了外务部的员外郎。有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子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可见他对蔡元培颇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