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0-八千湘女上天山-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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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军区政治部举办政治干部培训班，我考上了。主要学维语，开学不久，学校就改为军区语文学校，搬到了伊犁巴彦岱。
学校提出的口号是、“一年学会是天才，两年学会是人才，三年学不会是蠢材。”学校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丁四级，我汉语水平是丙级，维语水平是乙级。我感到很难过，想很快把汉语突击上去，但由于文化基础差，感到非常吃力，我着急得哭了——这是我入伍以来第三次流泪——其他两次一次是为不知家有多远哭，另一次是为八个月没来例假害怕得哭。
我是个要强的人。我当不了天才，但也决不当蠢材，为学好维语，我就去村里交维族朋友，跟他们练口语发音；为学好汉语，我就虚心向从华北、华中、华南革大肄业后参军来疆的同学学习。半年后，我的汉语和维语都升到了甲级。
1954年9月，军区从语文学校抽调十二名优等生去军区首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当干事，其中就有我。军区副政委熊晃审查后，认为我维语已学得很好，就让我当维文打字员。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戴庆媛：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2）
党代会结束后，我留在了军区机关工作。当时在军区机关，男女间的接触有严格规定，除了工作往来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外，男女如有单独接触和交往，一经发现，就要关禁闭七天。
当时军区的女性很少，我所在的部门四十多人，女的只有两人，所以我们特别显眼，也是众多男性暗中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闭门学习最安全，只要一走出办公室，就有人追求你。
当时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对我们这些五四年以后结婚的女兵来说，觉得像包办又不是包办，自愿又不是自愿，既幸福又不幸福，反正十分别扭。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婚姻生活没有爱，十分压抑，最好的，也只有友谊，没有真正的感情。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包括在有意或者无意当中，我们对情感的选择，都不是从个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那就是繁殖生育，让兵团的人口增加，壮大力量，以固守疆土，扎根边疆。
人世里男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解不透的密。就我们当时而言，它有时显得无比纯洁，有时又显得十分复杂。我们到伊犁后，条件十分艰苦，因为土改队有几个女兵有天晚上没去看电影，就被坏人糟蹋了。我们在行军途中或到农村去，为保证安全，我们二十多个女学员睡中间，七八十个男学员就围成几圈，睡在外面，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里，大家都像兄妹一样，没发生过任何事情。但条件变了，环境变了，这种情况也就会改变。我对此一直没想得太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考，我已知道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
从军区转业后，我到了农八师一三三团，我去那里不久，就被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尊称为“玛依努尔”，汉语的意思是“像五月的阳光一样温暖”。维吾尔族群众一直这样称呼我。我到石河子市委工作后，仍有维吾尔族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看望我。我威信的确立，就是因为我精通维语。所以，我认为语言是民族间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我永远是个明朗而坦诚的人。我坦然承认，我们是被禁欲的一代。我也永远是个繁忙的人。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姐妹们不被故乡遗忘奔走。为此，我与卢代昌、朱湘楚等人一起组织印刷了一本砖头一样、厚达五百多页的精装本《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其中印有她们的照片、故乡地址、出生年月，现在的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配偶及子女的名字和一生的主要业绩、取得的荣誉等等。我们在1987年一次聚会中留在签名单上的题词，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对两个故乡——湖南和新疆的感情——
衡岳苍苍，湘水泱泱，
吾人故土，耿耿难忘。
胸怀祖国，建设新疆，
饮天山水，食戈壁粮。
喜十三大，日月同光，
婵娟千里，相祝寿昌。
石城乡友，济济一堂，
开怀畅叙，共谱华章。
我们的人名录，无疑是自己在故乡面前，替故乡写的一份份寻人启事。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杜颂先：跨到新疆来，又割苇子又打狼（1）
我1951年5月参军时，也是买了厚底鞋，然后再在里面填上棉花、布片才勉强够了身高的。我的进疆，有一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味道。我父亲原在飞机制造修理厂工作，后来，工厂从湖南搬到贵州，父亲失业了，为了谋事，他曾经想到新疆谋生，已经到了酒泉，因实在忍受不了那无边荒凉带来的恐惧，半道折回了。这些，他跟我讲过，希望以此打消我的西行梦想。但他没有成功。他总想着女儿肯定会在某一天像他一样逃也似的跑回故乡来。可直到他离开人世，我还在新疆。
我觉得自己没有白来新疆，总的来说是幸福的。当然也有一些坎坎坷坷的事，但谁的人生又总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原来有首歌谣，我唱给你听听吧——
走长路，出阳关，
不怨爹，不怨娘，
只怨孩儿腿太长，
一步跨到新疆来，
又割苇子又打狼……
我入伍后，一直在兵团后勤部财务处工作。1954年10月，我主动要求调到了安集海。
我当时的想法与很多人一样，越艰苦的地方越光荣。
安集海当时是够艰苦的。我到达那里时，正是隆冬季节。那是一个新垦区，在水利工程处的指挥下，上万人兵分两路，同时出击，一路人马负责挖渠修水库，另一路人马负责开荒造田。水利战士们住帐篷，喝雪水，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开荒部队则正集中火力猛攻肃州户等地，他们睡地窝子，喝盐碱水，跟古榆、红柳、梭梭和芦苇较量。那里除了干部，其余的全是劳改人员；有二十多名妇女，都已结过婚，她们住在几顶帐篷里。没有结婚的就我一个，我就自己挖了个小地窝子住下。没门没窗，劳改人员又那么多，我睡觉老睡不踏实，就在门口放了两盆水，心想若有不轨之徒，水盆被碰翻，有了响动，就会被惊醒。
那些天每天要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有时，凌晨两点钟就得起来打爬犁，拉肥料和沙子。我劳动不到半年，体重就减少了二十多公斤，降到了我当兵时的三十五公斤——当年，由于体重不够，不能当兵，我跑到湘江边拾了两块石头揣在衣兜里，才够了体重。
半年之后，我们拿下了长达四十公里的引水渠和总干渠，接着又一气呵成，完成了安集海水库一期工程和所有配套工程。也就是一年时间，十几万亩荒原就变成了良田。
1956年年底，开发安集海的第一场战役胜利结束，新华社立即将这一消息通告全国，“我国最大的一个以植棉为主的农场，正在新疆著名产棉区玛纳斯河流域的安集海地区建成，面积四十二万多亩。”《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对此做了记录，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
追忆往事，我总是不胜感慨。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生活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真是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只知道真拼实干。
现在，我就讲讲多年来耳闻目睹的军垦故事吧！
这石河子因为多沼泽，蚊子很多。人身上只要有裸露的地方它们就咬，咬得人心焦火燎。
为防蚊咬，大家干活时，就用布把头蒙起来，活像养蜂人戴的面罩，但即使这样，衣服一贴了肉，它们还能叮上。有人就想了个妙法，在身上糊一层泥，像泥人一般，这方法很有效，蚊子叮不透。于是，大家上工先“化妆”，跳到水渠里糊泥巴，收工再“卸妆”，钻进水渠里洗泥巴。
有一次，王震将军乘着一辆军用吉普车到下野地视察，车正走呢，突然从一片苞谷地里窜出一群脸上、身上糊着泥巴的“泥人”，只见他们一齐朝车奔来，向王震致意，大声喊着，欢迎首长！
王震看到这情景，开始有些发愣，待这些“泥人”走拢了，才知道都是他的战士。王震和他们热情握手，看着战士们糊着泥巴的胳膊、脸、脖子和腿，问道，同志们，你们为什么这个模样哇？
一个战士回答说，报告首长，这里的蚊子太厉害，穿一层衣服都能叮到肉，所以我们就在身上抹了一层泥巴，这样，在地里干活就再也不怕蚊子咬了。
哦，那可是很好的泥铠甲。他看看那一片苞谷地，果然听到了蚊群的叫声，随着叫声，它们已黑压压地聚集在战士们和自己头上。看到这情景，他再次握住战士们的泥手，激动地说，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学习！
说到蚊子的厉害，还有牛被蚊子咬死的事发生呢！泉水地有头大耕牛，有天放出去后，没有找回来，第二天找到它时，它已被蚊子叮咬得不行了。原来，那牛被陷在了泥沼里，动弹不得，任由那蚊子叮咬，只见它浑身全是小血痂，真是可怜。把它从泥沼里弄出来，当天晚上就死掉了。
那以后，各个团场的牲畜，只要在夏天，放出去后，就必须找回来。有一次，三十团二连的两头牛跑进苇湖吃草，天黑未回。大家很着急，偌大的苇湖，苇子长得一人多高，狼奔豕突，蚊虫成群，怎么去找呢？连长正在发愁，路灿壹说，我去。说罢，抄起一根大棍子，就出发了。
路灿壹是有名的大力士，河南支边青年，三十多岁，长得五大三粗，背阔腰圆，夏天不穿上衣，脊背晒得黑光油亮，他能吃能干，一手挽一框铁制“之”字耙，一口气能提一百米远，中间还要翻过一道排水渠。
他在苇湖里钻来钻去，终于把牛找到了。原来牛陷在泥里拔不出来。他用双手拽住牛角，使出全身力气，硬是把两头牛从泥沼里拖了出来。从此他就落下个“力大如牛”的绰号。
说到大力士，我想起了“白大胖”，他是机枪连的，一米八的个子，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人黑，站在那里像座黑铁塔，跟《水浒》上的李逵差不离儿。可这黑大胖子偏姓白，大名叫白冯奎，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白大胖子。
屯垦初期，部队在小拐开荒种地。浇水时，战士们都在腰间绑个长棍子，人和棍子像一个十字架，干起活来非常碍事，看起来也很怪异。但没法子呀，那里的荒地开出来后，水一进地，就会冲出好多大窟窿，有的深一两米，有的深四五米。大的窟窿能掉进去一辆大卡车，小的也能淹住一个人。不过，大窟窿很少，小窟窿最多。人若掉下去，单靠自己很难爬上来，弄不好还会出危险，所以腰间绑根长棍子，人一旦不小心掉下去，这长棍子就能把人架住。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杜颂先：跨到新疆来，又割苇子又打狼（2）
有天晚上，白大胖子上夜班。他吃过晚饭，急着去浇水，也可能是太累，他迷迷糊糊的，竟忘了往腰间绑长棍。刚跑到地边，就“扑通”一声掉进一个窟窿里，好在水不深，却听到了“嗷嗷”几声猪叫。他知道窟窿里有了一头掉下去的野猪。那野猪正狂怒着，朝他冲过来。白大胖子毫不示弱，就与那头野猪展开搏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较量，终于把野猪牢牢压在自己身下。这时，他才记起叫人来拉他。几个浇水的战士听见了，连忙跑过来，听到白大胖子的叫嚷声中还有猪的哼唧声，很是奇怪，就问他，咋还有别的声儿？他说，我压着了一头野猪。战士们先把白大胖子拉上来，然后把野猪也弄了上来，那家伙足有三百多斤，全连一百多人美美地吃了几顿野猪肉。
还有个地穴历险的事儿。那是莫索湾二场三支渠刚修好不久，二十六队便挖了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渠，把水引到住的地方作生活用水。渠修好后开始放水，由于地下洞穴一个接一个，放水一个星期，渠道垮了十多次。于是，全队集中四十多人昼夜守在渠道上，挖土填洞。别的洞填住了，可水到伙房门前时，“轰隆”一声，那里垮下去了一个直径两米多、深四米多的洞。守在那里的一个人随着轰隆声，掉进去就不见了。大家到处找人，但怎么也找不见，正急得团团转，突然从十几米远的一条自然沟里冒出一大股水柱来，在水柱中，还露出一个泥柱子。大家惊奇地奔过去，七手八脚将“泥柱子”捞上来，竟是那个看渠的人。原来水冲开地下的泥沙，从一条暗渠沟口喷薄而出，把那人从暗渠里冲了出来。他一吐出口里的泥浆子，连忙喊，我还活着！他妈的，我还活着！
大伙笑着说，你钻入地下十几米，还大难不死，不是土行僧，就是泥菩萨。
这样的故事说上十天十夜也说不完。
1950年7月28日，王震、陶峙岳、陶晋初三位将军到玛纳斯河西岸一带踏勘，选点建设军垦新城，当天晚上投宿在石河子老街一家车马店里。店很小，土屋土炕，店门外数步，就是泉沟、苇湖，蚊虫很多。店主哈德尔不知他们是多大的人物，在院里生了火，用柴烟熏赶蚊虫。将军们忍着闷热和柴烟熏呛，在油灯下筹划建城大计，直到午夜才睡觉。可那蚊子叮得他们不能入睡，大家不知该怎么应付。这时，王震爬上了屋顶，喊道，同志们，我找到了好地方，请你们赶快上来。众人沿着梯子上了房，果然夜风习习，蚊虫很少。将军们就这样头枕土块、身盖军毯、面对星空睡了一觉。就在那天晚上，他们绘制了石河子这座荒原新城的蓝图。
第二年冬天，建设石河子新城的施工部队开始备料。一天，建筑二大队四连开展拉砖竞赛，班长孙光先带着全班天不亮上路，拉着满载砖块的爬犁子，你追我赶。这时，后面有人喊道，同志们，休息一下吧！
战士们回头一看，认出是王震司令员，大家就停住了。王震给每人递了一支烟，一边说你们辛苦，一边为大家点上。点完烟后，他查了查每人的爬犁子，问道，一爬犁拉多少块砖？
大家如数做了回答。
有一人少了一块。王震司令员说，说完就把手伸进大衣里，从腋下掏出一块红砖来，说，补上这一块，你们的总数就够了。
班长接过那块红砖，立即想到那块砖是路上不小心掉下的，心里很惭愧。王震说，拉上走吧，掉下来的砖回头捡上就行。
王震捡砖的故事是我在书上看到的，我还听一个老军垦给我讲过陶峙岳背砖的事儿。
建设石河子新城时，条件很差，砖是自己烧，木料要自己去天山里砍，然后用人力一根根拉回来，往返一次需要六昼夜。饿了，啃冻馍，嚼冰雪，晚上，贴着马腹取暖睡觉。
在盖石河子的第一座大楼时，战士们的劲头很大。可是，楼砌到第二层时，工效慢慢低下来，咋回事呢？原来工作太紧张，生活太艰苦，天冷得滴水成冰，连个手套也没有，不少人的手冻得裂了口子，直冒血。
工程队长因为进度太慢，向战士发火，一位战士和他顶了起来，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背几趟砖试试！
试试就试试！工程队长正准备上脚手架，看见脚手架上有个人正背一大摞砖在艰难地爬着。等那人放下砖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