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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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的生活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下去。
“党风是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的“警世恒言”。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几乎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但反复讲，还不断出台许多规定、禁令，但今天的党风状况，仍是百姓们反映最强烈的问题。20多年，时间并不算短，在经济战线翻两番的巨大目标都已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天下也不过用了28年时间，那可是改天换地的大事业，难道端正党风比打天下都困难吗？
难道真的不能跳出当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的“历史周期的支配率”？人们几乎用一种宿命般的无奈不断反问这个问题。
对于一些官员的演讲，对于一些平面媒体的文章，普通百姓觉得离自己太远。而人们往往注意媒体披露的每一个丑闻，背后往往隐藏着另外一些丑闻，往往揪出一个腐败分子，会带出一串有瓜葛的官员，于是老百姓觉得厌倦，觉得受了欺骗。
端正党风何以如此之难？长期以来，治标的用力大，而治本方面却迟迟拿不出好办法，甚至顾虑重重。例如，曾先后任河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在2003年8月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正省级职级待遇。河北人士除普遍认为处理太轻外，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对程维高的处理至少推迟了10年，不知道这10年给国家带来多少创伤？包括他自己。因为早在1993年初，原河北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善祥在查处河北工业经济投资公司的经济问题时，发现总经理张铁梦的骗贷大案就与程维高有关，此案在程维高的亲自干预下夭折了。干部郭光允举报程维高的问题，结果反被程打击报复投进监狱劳教两年。程维高何以能够一手遮天？
还有2001年4月落马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早在1994年他任阜阳地区专员时，就有群众举报他的问题，但他凭借两大秘诀，官却越做越大。一是“政绩工程”，虚报数字，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竭泽而渔；二是“金钱工程”，即隔三差五向上级领导进贡，在这方面他“大开风气之先”。一次上级某领导儿子结婚，他发现有一个副专员送5万元，另一个副专员送10万元，而他一出手就送20万元。“政绩工程”在明处，“金钱工程”在暗处，一明一暗两个“工程”相互配合，使王怀忠一路扶摇直上，并保证他无论怎样瞎折腾也平安无事。他在阜阳那几年里，举报他的人从没间断过，他却毫发无损。在一个公开扬合，他竟宣称：“告我又能怎样？查我一次，我升一级”。王怀忠把官做到这个份上，不是充分暴露了我们干部管理体制上的漏洞吗？
关于中央针对领导干部在“不准”方面的规定，列举一下可能不下百种：
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不准买卖股票；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有价证券；不准接受赠送的信用卡；不准用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消费的娱乐活动；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小汽车；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不准购买小汽车；不准违反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不准超标准占房；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不准利用本人及家族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运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敛财；不准借风景名胜开会；不准用公款为住宅配备电脑；不准私设小金库等。
还有许许多多“不准”。这些“不准”，规定得很细，如果能不折不扣地施行，风清人正当不存在问题。可惜规定是规定，无视规定我行我素者大有人在，而且一旦有人举报，也往往以“小问题”而受到上级庇护，或轻描淡写地处理一下，对违规者不痛不痒。更何况，这些治“标”非“治本”的规定，往往查起来难以落实，因而屡治屡犯，防不胜防。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见怪不怪了。
20世纪90年代末，第三代领导集体明显地加大了整治党风的力度。在顽强治标的同时，在治本方面也有了引人注目的举动。首先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出台并逐渐落实。到1999年，大多数地区和部门制定了实施细则或办法，1999年全国有63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受到责任追究。
从1999年至2000年，中央在全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整风——“三讲教育”活动。为此下发了中央文件《关于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风教育的意见》，对“三讲”教育进行全面部署。
关于讲学习，江泽民同志说，对于一个领导干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学习理论，二是学习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和科技知识。江泽民同志举例说：“不了解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不知道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怎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啊？”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这就必须学习，提高领导干部的专业素质。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做好领导工作。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应具备。江泽民同志说，非如此就不能很好地观察和把握全局。讲学习是讲政治和讲正气的前提和基础。
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敏锐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当今最大的政治”。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主要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政治纪律性，就是从政治的高度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的能力，就是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统一。
讲正气，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与革命气节，有一股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000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江泽民同志说了下面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共产党人时时刻刻都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个人的名利地位应该看得淡一些。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名位钱财之类，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总要多做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本体现。元曲和《红楼梦》中都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割舍啊？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格言警句和诗词歌赋，都是劝人要奋发向上、淡泊名利，不要为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蝇营狗苟地生活。老子就说过：‘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不是说要大家看破红尘，那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对个人的名利，要看得开些，否则很难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的社会环境的考验。”
巨贪李嘉廷（云南省原省长）的罪行被揭露后，中央领导在批示中有这样的话：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切勿寿星佬吃砒霜，活得不耐烦；吃再好的饭，也只是一日三餐，住再大的房子，睡下去也只是一张床，对子女最大的爱护是教育其艰苦朴素，勤学苦练；我们整天讲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李嘉廷做领导工作多年，也说了不少这样的话，岂不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这批语充分表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堕落行为的深恶痛绝。
以“三讲”为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全党有70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另有500万党内外群众加入民主测评和帮助整改的行列。在两年时间里，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经受了一次党内民主生活的严格锻炼。“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党风建设一次创造性的探索和成功实践。
第五节 摘除“恶性肿瘤”决不手软
腐败是没有国界的，它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心照不宣的共同语言。腐败是当今中国最敏感的话题之一，被普遍称为“扑不灭的火焰”和“恶性肿瘤”。1989年那次政治风波中学生喊出的口号中，最响的一个就是“反腐败”，那么，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怎么样？至今令中央高层最头痛、令中国百姓最痛恨的仍是“吏治腐败”，人们公认这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1999年底，中央党校在部分厅局级干部学员中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所列13个问题中，腐败占第一位。200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半月谈》杂志共同进行一次问卷抽查，对象是不同学科的50位专家，结果仍然是腐败排在最前面。
《中国新闻周刊》刊出一篇题目为《不谈腐败》的文章，文中写道：“腐败谈多了，真是令人口干，贪官的故事太多，人们听着也心烦。其实比腐败更可怕的事情，是人们出离愤怒，对腐败干脆不谈。”此话有些偏激，出离愤怒是鲁迅先生文章中的话，是愤怒至极和对当政者完全失望的表现。当前，民众虽然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当局惩治不力感到不满，但还没有对反腐败取得最后胜利完全失去信心。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50位专家，他们的看法比较切合实际；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较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益激烈，党和政府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狠斗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虽极为艰难，但进展显著。
的确，对反腐败正党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下了大决心的。江泽民同志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己不正焉能正人。”这就要求中央带头为反腐败做表率。1998年和1999年国务院发动了两次“正己行动”，国家审计署对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进行了全面突击审计。1998年的审计集中在国有粮食部门，弄清楚了6年来2000多亿元的挂账亏损是如何形成的，结果抓出一大批“粮耗子”。
1999年，国家审计署对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进行了一次全面审计。结果令人吃惊，绝大多数都有违法违规问题，“一身清白”的部门寥寥无几。审计结果出来之后，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向朱镕基汇报，朱镕基说：“不遮丑，不护短”，如实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是年6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李金华向全体委员作了审计报告，委员们反映非常强烈，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他们说：“这是多年来审计报告中最好的一个。”他们表示：审计部门敢于碰硬，顶住压力，把问题揭出来，人大常委会就要认真关心和跟踪整改结果。
李金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审计部门就是国家的‘看门狗’，一定要把门看好。”
让人大常委们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违法违规部门多。榜上有名的首先是财政部，依次是国家税务总局、海关、中央国库、水利部、电力、公安、铁道、邮电、煤炭等。
其次是违规违法金额巨大。高达164亿多元，而1999年中央财政收入为6395亿元，也就是说占中央财政收入的3《Times New Roman》的违规违法资金在上缴中央财政前就被以各种名目截留。
再就是手段五花八门。有应缴的预算收入而未缴的，有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有预算资金未按规定缴入中央财政的，有滞留、欠拨财政专项资金的，有隐瞒转移专项资金的，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巧立名目、将中央税收化为地方税收的，有提取不合理代征代扣手续费的，有伸手向下属单位集资、要钱的，有挤占救灾款物的，有截留罚没款的，有不及时收缴节余资金的，有越权批准减免税的，也有征了“过头税”的，有因监管不严而导致少收少征的，有涉嫌走私和偷逃税款的。对于应上缴中央财政的，想方设法能留的留，能截的截，能瞒的瞒，目的就是一个，为地方和部门谋取不正当利益。
财政部管钱，违法违规的数额最大。所以，人大常委们对财政部意见也最大：管钱的也这么干，这还了得！
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呢？或建楼堂馆所，或私设小金库，或乱发奖金，或请客吃饭，或公费旅游，或存入银行坐吃利息，或用来买国债炒股，或买汽车，或用来投资未经批准的项目。虽大部分未落入个人腰包，只不过是“扩大了”的个人而已，还是为个人和小团体谋私利。有小部分实实在在进了个人的腰包，审计审出了一批违纪违法分子。
2000年，国家审计署再次对上述部门进行突击审计，结果是，违规违纪问题虽比上一年有所减少，但距“两袖清风”仍有天壤般距离。正人先正己，实非易事。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人们迫切期望所有的“上梁”都能早日被扶正。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反对和弃权票达700多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不满意。
世界上有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叫“透明国际”。它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致力于与腐败作斗争的组织，总部设在德国柏林。到2001年5月止，它已经在82个国家建立了分部，透明国际建立于1993年。从1995年，它每年度发布一次各国的清廉指数（CPI）；这个指标是基于大约10个覆盖不同领域的调查的加权平均。它以企业界、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据其经验和感觉对各国进行由10到0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清廉指数被称之为“民意中的民意”，因为，它是综合了许多关于腐败的调查报告的结果。以1999年为例，它在该年的清廉指数制作过程中一共参考了17份调查报告。其中，包括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调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以及世界银行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等。由于各个调查报告覆盖的国家子集不同，一个国家至少需要三份调查报告才能列入清廉指数的评比。但是，因为不同国家清廉指数来源的报告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衡量误差。该项指标涉及的国家（地区）样本数量较多，应用也比较广泛，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较为普遍认可和使用的腐败指标。
透明国际对中国清廉指数的评估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中国1980年至1995年的清廉指数为513，属轻微腐败；之后清廉指数逐年下降，到1993年至1996年为243，为极端腐败；随着党和国家对腐败打击力度的加强，到2001年清廉指数又回升到35，属腐败比较严重。（详情见表1、表2）
表1 1996年至2001年47个国家（地区）CPI比较
1996年排名
国家或地区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
新西兰
943
923
94
94
94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