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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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银子”很快得到了省委书记的赏识。
陈林喜欢介入政治，他通过刘方仁的特殊关系，左右官场的干部升迁，有“地下组织部长”之称。
用女色攀上权贵的陈林，打着刘方仁的旗号，几乎用无赖的手段介绍工程、要挟官员，很快踏上暴富之旅，这些被要挟的官员，也包括被其掌握把柄的刘方仁。
陈林一次在饭局中向人炫耀：“你们信不信？我打电话叫刘方仁，他马上就会来。”大家不信，他就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省委书记刘方仁真的就到了。
到此，堂堂一个省委书记为贪恋女色竟成了一个“无赖”的一条狗。胡长清也是如此，他为养情妇需要巨资，为筹巨资必然傍“大款”，胡长清用私商周雪华的钱为情妇购房、为嫖娼“买单”，必然被周雪华套牢。由一个声名显赫的副省长变成了周雪华豢养的走卒、马仔，死心塌地的为一个年龄可以做自己儿子的“大款”鞍前马后去效劳。
还有那个臭名昭著的李嘉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却拜倒在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水性杨花的女人徐福英脚下。
李、徐关系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悲剧性：从高级官员的身世和职业道德的角度看，李嘉廷滥爱徐福英，为党纪政纪所不容，最终走的是一条“存私欲、灭官德”的道路；徐福英利用李嘉廷捞钱发财，更是对国法的践踏。她对李嘉廷的爱中不可否认更多地掺杂着私欲、贪婪和虚荣。她在交代材料中说：“我和李嘉廷这种关系完全是互相利用，他需要我的身体，我需要他的权力……”保持官德，必须舍弃小我，以成大我。但如果李嘉廷根本就不想成就大我的话，党一味强求他舍小我，是不现实的。看来，既然，当李嘉廷们一旦厌烦官宦生活，想脱去伪装，追求小我，在非要爱美人而不可的情况下，让他们回归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可能是避免李嘉廷式个人悲剧的唯一出路。
有人幻想从高官到“大款”开通“双向直通车”，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除了男性贪官们贪恋女色之外，女性贪官们也不甘落后，她们充分开发自身的“女性”资源，出卖灵魂乃至肉体，去换取可怜的“高官厚禄”。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的原副厅级副总经理蒋艳萍是一个被讥为“芙蓉花”和“罂粟花”的女人，有媒体称她为“中国性行贿第一人”。
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只用了短短13年时间，就从一个仓库保管员升到副厅级干部。性贿赂不仅助她官场发迹，还帮她聚敛钱财1000多万元，在三湘爆出了一场又一场“桃色新闻”。
据本人交代，她先后用性贿赂将40多名干部拉下水，权色交易让蒋艳萍尝到了一连串甜头，她总结出自己的“至理名言”：“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她用性贿赂精心设下一个个陷阱，她曾夸口说：“在湖南，只要我愿意，就没有接不到的工程。”蒋艳萍和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权贵展开了一笔笔交易，以美色、肉体换取了10亿多元的工程项目和各种名誉地位。
更令人作呕的是，蒋艳萍被捕后关在远离长沙的汉寿县公安局看守所。她为了能找一个为她通风报信的人，或者是想在被押期间怀上孕，从而使自己免于一死，竟用她屡试不爽的肉弹将该看守所副所长万江击中。如此卑劣无耻的行径发生在一个厅级领导干部的身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蒋艳萍将作为反面教材永远警示着后人。
与蒋艳萍无独有偶的是女贪官——深圳罗湖原公安局长安惠君，她任内涉嫌“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取巨额贿赂。在2004年12月被刑拘。与男贪官一样，她个人生活糜烂，接受或索取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出差外出，必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单独随她外出，期间向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者，回深圳后即迅速提升；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炼”。
有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仅两年时间，便从副科级升到正处级。此警员也随安惠君之后被查处。
厦门“远华”走私案侦破后，有关部门在“红楼”搞了一个拒腐防贪的展厅，厅内有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扭曲的信念，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不义的钱财，一副银光闪闪的镣铐；放纵的情欲，一个环珠映目的陷阱；错误的亲情，一根温柔软滑的绞绳。”在此劝告手握重权的官员们，警惕啊！
于连？索雷尔式的人生轨迹
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其代表作《红与黑》中，出色地描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悲剧典型——于连？索雷尔。〖JP＋3〗于连的人生轨迹：贫穷——奋斗——发迹——顶〖JP〗峰——堕落——灭亡，曾震撼了全世界几代人。至今，仍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彩。
所谓悲剧，就是把本来美好的东西破坏掉，把本来辉煌的人生断送掉。
《红与黑》一书中的于连出身贫寒，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酷爱读书，拉丁文的《圣经》可以倒背如流。他不甘处于社会的底层，怀着对命运抗争的极大热情，成了一个在当时封建贵族与资本主义交替社会的政治旋涡里翻腾的角色。他自尊于平民阶级而又不甘于贫穷和下贱，他敌视上流社会又向往这个社会，自觉的抗争意识与个人进取的野心相交织。年轻的于连为改变个人地位而拼命搏击。司汤达说：“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的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所以才要奋斗，于连沿着这根竹竿不停攀爬，从一个平民的儿子当上令人羡慕的市长家的家庭教师、有丰厚待遇的神学院院士、皇室侯爵的秘书和乘龙快婿，就在他即将脱胎为上流社会的“大贵人”时，发现昔日的情人成了他成功路上障碍时，竟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向心爱的人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最后在断头台上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于连的一生，充满着自尊和自卑的冲突，正直和虚伪的冲突，雄心和野心的冲突，奋斗和堕落的冲突，这种种冲突让所有的读者，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都会产生心灵的震颤。
司汤达说：“小说，这是一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用“于连”这面镜子去照射今天的中国官场，在贪官中绝大部分是贫苦出身的“于连”，由于之前贫穷怕了，一旦获得权力和地位，便更疯狂、更贪婪、更不择手段地去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财富，最后自绝于人民。这就是由我们常说的从“根正苗红”坠入“黑暗的深渊”，正映照了《红与黑》这本现实主义杰作的书名。为此，我们不得不感叹作者惊人的超前意识和犀利的目光穿透力，司汤达的确如尼采所称道的那样，是“人类灵魂的观察者”，是“惊人的先知和先觉者”。
翻开数以千计的报刊，打开数以百计的电视频道，人们通过各种传媒，不难获取这样的信息：某某官员，昨天还风光无限，今天突然从媒体蒸发，随之传出“落马”的小道消息，接着得到官方的证实。翻阅这些“落马”人的档案，几乎都和于连有着相同的出身背景和心路历程，以及相似的人生轨迹。
辽宁省有一位高官，因为涉嫌受贿入狱。在押解途中，他对年轻的检察官大发感慨，说自己是“四大”干部：即少年吃大苦，青年读大书，中年做大官，晚年坐大牢。与于连的人生轨迹何其相似乃尔。其相似之处：
一是出生寒门，少年吃过大苦。
贪官成克杰、胡长清、李嘉廷、王怀忠、肖作新、孟庆平，河南的李长河、石发亮、朱振江等都是贫穷农民的儿子，这些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痛苦挣扎中度过的，他们备受歧视，对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极度渴望，迫切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他们也信心十足，正如于连所说：“我认为我是为最高级的社会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强烈盼望这两种东西，而且配得上他们。”相反，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孩子，追求享受荣华富贵、金钱美女的“热情”和“毅力”，按司汤达的说法，相比却逊色得多。
我们说寒门弟子的这种追求改变个人命运的“热情”和“毅力”不应一概否定。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不满现状，要求改变地位的本能愿望，即使在个人英雄主义的基础上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都有着“历史的正当性”，富有社会的积极意义，如有先进的理论指导和积极的目标牵引，在这些个人奋斗者中会产生一批社会的杰出人物，在我们党内像彭德怀、徐海东、许世友等很多知名的将领都是穷苦出身，但也不乏会生长出个人野心家和利欲熏心者。在苏联的赫鲁晓夫时代，中苏的政治论战非常激烈，1960年在一次苏联主持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会议上，赫鲁晓夫理屈词穷，自诩说是穷苦的矿工出身，革命立场坚定，而说周恩来是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周恩来却镇定自若地反击：“是的，您说的我们俩人的出身都对。然而，我们却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
贪官胡长清1948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市常德县黄土店镇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家境十分贫寒，他的母亲是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小脚女人，因贫病交加，他的父亲在胡长清12岁时便撒手人寰，母亲拉扯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胡长清的母亲没有文化，但却懂得文化对一个人的重要，她因贫穷，放弃了对其他子女学习的培养，按照丈夫的临终嘱托，只保胡长清一人读书。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胡长清自幼就懂得家庭的艰辛，更懂得读书求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他的求学之路尽管异常艰辛，但他却从不畏难，始终顽强努力。他小小年纪，每天早晨步行十几里山路到小镇上去上小学，后来上中学，中午饭是咸菜就锅巴团，晚上放学回家路上割草、砍柴，然后，卖草、卖柴攒钱交学费，贴补家里买油买盐。他书包里总是背着一把镰刀，由于年纪小，皮肤嫩，每天砍一捆柴草，咬牙背回家，常把肩膀和脖子磨破，老的疤痕好了，又添新的伤痕。直到胡长清被捕后，还一边指着小时落下的伤疤让监管人员看，一边痛哭流涕。
胡长清还讲，他小时一双球鞋穿了5年，鞋底和鞋面都破了，露出了脚趾头，仍在穿，因为没有钱买新的。
中国古代曾有凿壁偷光的故事，胡长清早年也有类似的经历。因为家穷，买不起煤油点灯，就捡山上的桐子榨出桐油点灯读书，并经常借灶前的炉火那点光亮练习书法，胡长清娴熟的书法就是这样打下基础的。
1966年，胡长清以各科优秀的成绩高中毕业，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上大学的希望破灭之后，风雨军旅生涯向他敞开了怀胞，当兵、提干，一步步在仕途之路上摸爬滚打，由一个山里娃终于爬上了副省长的高位，他飘飘然了，在金钱、美色的包围下败下阵来，他不仅背叛了党和人民，也背叛了自己的初衷，将自己千般磨砺换来的前途毁于一旦，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这正是中国“于连”们的悲哀！
二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智商。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落马的这些贪官，大都是出生于解放前后或五六十年代，那时中国的经济落后，又有严格的城乡壁垒，这些穷乡僻壤出身的孩子要想跳出“农门”，走向城市，几乎唯一出路就是刻苦学习，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些志向高远的“于连”们个个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面对贫困，他们与自己的父辈或同龄人迥然不同，不是忍受平庸，而是直面人生，怀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梦想，经过10多年寒窗的磨砺，终于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这些幸运儿，他们赶上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依靠国家的助学金，顺利地读完大学，进而踏上辉煌的仕途之路，让我们看一看这些人的档案。
成克杰出生于广西上林县大丰镇塘栖村，壮族，解放后他家定为地主成分，不仅土地财产一无所有，在政治上也备受歧视，他奋力拼搏，1957年从北京铁道学院毕业后，直到1984年，年过半百的成克杰才入党并出任柳州铁路局副局长，也可能因给他家定地主成分的怨恨，成曾说：“我本不愿意入党，是他们非让我入党不行。”后来在成功的仕途之路上，忘乎所以，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严重扭曲，也可能人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仍打着地主阶级的烙印。他在职时曾对一个干部讲：“要弄点钱，有了钱没有权也一样风光”。这种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成了他在腐败路上越走越远的原动力。
祖籍河北的贪官孟庆平，曾任海南、湖北两省的副省长，放牛娃出身，因为穷，13岁才开始上学，学习勤奋，天资聪明，博闻广识，其后来在担任政府要职时以有超强的记忆力而闻名，特别是对经济工作中的一些数据，可以记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曾被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誉为计算机头脑。
大学毕业后的孟庆平和当时很多的优秀青年一样，主动要求支援边疆建设，到海南昌江县的石碌铁矿，钻在山沟里一干就是22年，从采矿工人一直干到矿长。他吃苦耐劳，有“拼命三郎”之称。
1983年，邓小平到海南视察，孟庆平在座谈汇报中谈了自己对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见解，得到邓小平的重视和肯定，从此成了一块“闪光的金子”，职务步步高升，随着权力的扩大，他开始受到大大小小的“大款”和金钱美女的包围，终于因收受巨额贿赂、生活糜烂、乱搞两性关系、玩弄女性被关进北京秦成监狱，不久死于狱中。按他自己的话说：“完全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无产阶级，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多年培养教育。”
被称为安徽省第一巨贪的原安徽阜阳市长肖作新，也是出身于贫寒的家庭，出生不到两个月，就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带着他和姐姐，靠着拉板车，给别人做佣人养大了两个孩子，肖作新依靠国家助学金读完了大学，工作后从27岁就被提拔，到38岁就当上了阜阳市市长，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可惜娶了一个贪婪霸道的老婆周继美，结果在短短5年间，在只有1300多万人口的阜阳市，很快聚敛了2200多万元的钱财，相当于从阜阳每个百姓身上搜刮2元。其灵魂蜕变的速度令人惊讶。
李嘉廷，出生于滇南山区的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龙朋镇一个叫鲁士格的小山村。
石屏县历史上就有重教兴文的传统，曾有“山川东迤天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的誉称。李嘉廷的语文老师，云南著名作家李乔，曾多次说到小时的李嘉廷“学习很刻苦。”而李嘉廷中学的母校石屏一中的老师说，李嘉廷曾是他们的骄傲，也曾是所有红河人的骄傲——1963年，19岁的李嘉廷从这里走出大山，走进北京，是红河边走进清华大学的第一位高才生。历史简直开了个大玩笑，这个本已实现梦想的“山里娃”，在过了40年后却滑落为人民公敌。随着其本人命运的转折，妻子王骁自杀，儿子李勃也成了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