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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氲摹吧嚼锿蕖保诠�40年后却滑落为人民公敌。随着其本人命运的转折，妻子王骁自杀，儿子李勃也成了阶下囚。历史为什么这样无情呢？
那些走向腐败的高官，在自己的发迹史上的确一个个都展示过自身过人的才华。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误了卿卿性命。”
三是辉煌的仕途经历，使他们私欲迅速膨胀。
成克杰等中国的“于连”们走上仕途后不久，适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需要大批高学历的年青知识分子干部补充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正值青壮年的他们，高学历、高智商，风华正茂，也就自然成了幸运的弄潮儿，由于大气候形成的大势所趋，他们之中竟有人一夜之间飞黄腾达。
成克杰从一个副处级干部当上正省级的干部只用7年。
李嘉廷从一个副处级干部到正厅级的晋级只用4年。
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28岁成为河北省委的一个副处级秘书，5年间升为厅级干部，34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国税局局长，并对自己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发展前景，要再用5年时间成为一任封疆大吏或政府高官，可惜成了“一枕黄粱”。
面对突然到来的权力和地位，“于连”们没有认为这是党和人民的培养，而认为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把自己当成“先知和先觉”独断专行，将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而是当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老爷。”由于这些人长期拒绝监督，迅速堕落成司汤达笔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像暴发户瓦尔诺（书中贫民收容所所长，后当上省长）一样，无比的贪婪和吝啬，“自从掌管国家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迅速增加了两三倍”，中国的“于连”们何止两三倍！他们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贪贿，过着香车宝马，纸醉金迷的寄生虫生活。
这些出身寒门的“于连”，本应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却堕落成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身居高官，却不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正如老百姓给他们的画像，即“三路”和“四个代表”。
所谓“三路”：官路（跑官、买官、要官、卖官）、财路（乱收、乱支、乱花、乱报）、玩路（歌厅、舞厅、赌厅、按摩厅）。
所谓“四个代表”：代表自己、代表老婆、代表子女、代表情人。
分析这些共产党内的贪官走上腐败之路纵有千条万条的原因，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忘记了共产党员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为了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翻身过上好日子，因此，他们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有的甚至被灭九族，“满门抄斩”。徐海东大将长征时期是红二十五军军长。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男女老少共66人包括婴儿都被杀光了。而且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任八路军师长的贺龙，曾同蒋介石会过一次面，蒋随口问起贺龙家中可好，贺龙激动地回答：“我家的房子被烧了，全家80多口人全被杀光，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蒋介石颇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
据党的六大时的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者高达32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
今天的江山正是这些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如果任由贪官们去糟踏，共产党人的一世英明任由他们去玷污，九泉之下的先烈们能不含恨吗？
成克杰等一些从寒门走出的官员，由于当了官就去追求名誉地位、金钱美女的现象，不由得让我们想到许多老一辈的革命家，出身豪门，却视富贵如粪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抛弃万贯家产投身革命，去出生入死，这又是怎样的境界呢！
小说《红岩》中的革命烈士陈然是有真实原型的。陈然出身金融世家，川内豪富。他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关进渣滓洞，他的家人用钱打通了关节，只要陈然能写个“退党书”便可获得自由，出狱后经商也可，出国留学也好，陈然拒绝了。他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宁可把国民党的牢底坐穿。
更让人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致力农民运动的，竟是四个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沈玄庐、彭湃、毛泽东和夏明翰。
沈玄庐是我们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他家是浙江萧山有名的地主，家财万贯，家中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沈玄庐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叛者，公开站到农民一边。他头戴农民草帽，身穿土布长衫，经常站在土地庙的戏台上向农民发表演说，公开表示不向农民收租，并把家里的钱粮送给农民。开始农民都以为他是疯子。他以百折不挠的工作，终于使当地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从发现的史料看，他于1928年被国民党杀害。
彭湃是从1922年开始，在家乡广东海丰县启发和组织农民起来斗争的。他家是全县有名的大地主。彭湃向党组织自述家庭情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30口，平均一人就有50个农民做奴隶”。他自己留学回来已当到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但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公开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带人来分自己家的土地，把家里人气个半死。因而被农民尊称为“彭菩萨”“农民王”，牺牲时年仅32岁。
夏明翰则出身于湖南衡阳的豪绅家庭，世代为官。但他少年时代就同情家里的轿夫、女佣这些受压迫的所谓“下人”，后来他成为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牺牲时只有28岁。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便是他的就义诗。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兄弟5人都投身革命，先后为革命英勇捐躯。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出身富农，在4个人里，他的“成分”还是最低的。众所周知，毛泽东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舍弃了个人的一切，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
上述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出身书生却没有迂腐之气，家境优裕，却无纨绔作风，身为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相反，那些从贫苦家庭走出的某些贪官却为了能够飞黄腾达，背叛了本阶级，从贪婪走向毁灭，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位长期从事人类行为科学研究的权威——多尔尼克博士认为：长时间由于物质的缺乏和人格的缺失，会导致物质和精神的过分追求，这种追求一旦超过了道德的约束力，就会产生犯罪。于连是如此，那些中国的“于连”式人物也是如此。要知道正确的追求通向过分的追求，会潜移默化，有时天堂和地狱仅一步之遥。
历史无情，然而历史最公正。一个人无论有着怎样辉煌的历史，心灵若是被蛀蚀了，他的肉体就会走向反面。一个人生命中的理智如果不能战胜情欲，那么，内体中的邪念就会把你带到一个荒唐的境界。人生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每个人都应该将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揪出一个，牵出一串
《中国新闻周刊》近日披露：兰州“首富”张国芳，浙江东阳人。涉嫌虚假注册中外合资公司——兰州国芳置业有限公司，骗逃关税等，2004年5月，被有关部门执行强制措施。张国芳在2003年曾以95亿元资产跻身胡润中国富豪榜。
从张国芳第一块骨牌倒下，先后8名与张国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员相继落马，按媒体的说法，张国芳问题迅速呈“多米诺骨牌”效应蔓延开来。
在张国芳的财富轨迹中，起点是建设位于兰州市中心的国芳百盛商场。1998年4月，张国芳低价拿到了兰州市中心地带东方红广场的公益用地。而兰州市政府的初衷是，在这里建设一座国际博览中心，作为兰洽会一个永久性主会场使用。但为何公益用地变成了张国芳的商业用地呢？中央纪委开始调查后，这成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据一位浙江商会的老板说，张国芳本人看起来比较低调，生活俭朴。在同行的民企老板中，一直就有人认为，张之所以能够把企业做大，关键是后面有人，张也曾私下说过，每年用于联络政界的“灰色消费”有500万元之多。
之后，中央纪委的调查，证实了张国芳的“灰色消费”确有此事。
张国芳案发后，率先倒台的是主管城建、环保的兰州市副市长杨在溪，杨在张国芳低价取得东方红广场的公益用地问题上起关键作用。
接下来，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贾仲瑚被有关部门批捕，原因是贾在1996年取得安宁区农业用地建设黄河药市期间与相关领导存在权钱交易。
随后，兰州市委秘书长殷吉平，兰州市安宁区委书记张强双双被“双规”。殷吉平曾担任兰州市规划局局长，张强曾是兰州市市委书记王军的秘书。
随着兰州黄河实业发展总公司贾仲瑚的案件的调查深入，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的受贿问题浮出水面。
戏剧性的发展是，张玉舜曾因举报王军和杨在溪的问题时，涉及张国芳和贾仲瑚两个行贿人，而这两个人都供认也向张玉舜行过贿。举报人也是“案中人”，2004年10月，张玉舜被“双规”，之后被批捕。
张玉舜之后，兰州市建委副主任梁鸿宾、市发改委工业交通处副处长魏国真也被查处。
为稳定局面，2004年9月，兰州市委特别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市委书记王军在会上讲到，部分干部跌倒了，但大多数干部还是勤政廉洁的，尽职尽责的。并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大家不必心忧。
随后，局面稍稳，仅仅两个多月后，2004年11月30日，兰州市内各级报刊纷纷刊登消息：
经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免去王军中共兰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一个月后，兰州市再度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会上宣布：张志银不再担任兰州市市长职务，并免去其中共兰州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至此，张国芳一案，引出另一贾仲瑚案。同时，引发兰州市一场“大地震”：市委书记、前后两任市长、副市长、市委秘书长、建委副主任、市发改委工业交通处副处长、安宁区委书记等8名政府官员相继落马。
在南国羊城，广州市工商局一起知法犯法，以权谋私的案件同样具有“揪出一个，牵出一串”的“窝案”典型。
2003年6月25日，广州市工商局下属分局经济检查科一个叫皮建清的科长被纪检监察部门立案调查，在确凿的事实面前，皮建清承认自己在处理本公司违法经营案件中，曾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林某所送人民币3万元。
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在调查人员拔出皮建清这棵萝卜之后，经过深挖细查，皮建清所在分局原副局长陈长安利用职务之便，收贿75万元的违法问题很快水落石出。
调查人员乘胜追击，在政策感召下，该分局局长胡志友主动到市纪委交代了其利用职务之便，收贿9万元的事实。
在调查人员进行紧张调查的同时，举报市工商局经检分局原党委书记彭国喜和番禺分局局长黄志荣的严重经济问题的来信接踵而来，在掌握重要线索的情况下，对他们分别“双规”，后查证落实，前者受贿80多万元，后者受贿150多万元。
上行下效，番禺分局化龙工商所原所长冼坤荣也多次收受案件当事人钱物。
至此，以区区3万元的案件查出涉案9人、涉案受贿资金近300万元的“窝案”尘埃落定。这种近年来在行政执法机关尤其是是基层执法人员执法犯法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基层部门利用执法手段搞“创收”、办“福利”，由于单位“奖金”高、“待遇”好，一些领导在群众中“威信”高，对外的形象是“团结”好，实质是“团结起来搞腐败”。
关于“团结起来搞腐败”，湖北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案是个典型。涉案200多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45人，移送司法机关20人，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仅孙楚寅本人收受贿赂就高达500多万元。孙当了13年书记，多年培植了党羽，形成了政治与经济结合、权势和利益勾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团伙，此案涉及一把手12人，市直一把手19人。孙在班子里没有对立面，而且在群众中政声不错。2002年他是省人大、政协候选人，得票数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团结起来搞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的一大特点，在形成“腐败氛围”的条件下，官员们可以相互攀比，肆无忌惮搞贪污、受贿比赛。
据《大河报》原引《新世纪周刊》的报道：2005年以来，四川乐山官场发生了不小的“地震”，因为接受福布斯富豪王德军的贿赂，乐山已有数10名官员被查处。先是2004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被“双规”，到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因受贿而受审，再到乐山原市委副书记袁俊维、市民委原主任刘羽成被逮捕，直至乐山市政协原秘书长张大常被批捕。到11月底，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德玉被刑拘。在这些落马的政府官员的“受贿单”上，都记录着一个共同的行贿者的名字——乐山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总裁王德军。
非法侵占国有资产，行贿各路官员的王德军，年仅40岁，泥瓦匠出身，短短10多年，靠非法手段竟将个人财富滚至近1亿美元，成为2004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167位的水电大亨。
王德军迅速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贪官叔父做靠山。据乐山市检察院证实，王德军是2003年被执行死刑的原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的远房侄儿。那个副市长在位时，王德军曾帮其洗黑钱至少300万元。自此王德军已开始进入检察院的视线。
2002年11月，王德军为了非法侵吞高达46亿元的犍为县电力公司的国有资产，向犍为县前县委书记田玉飞行贿1500万元现金及房产和轿车，后因想高升乐山市组织部长一职，竟拿550万元巨款去省里打点，被纪检部门发现，因此东窗事发。在向田玉飞行贿的同时，王德军还用金钱先后将犍为县副县长杨国友、乐山市委原副书记袁俊维、乐山市民委原主任刘羽成以及手握实权的一般干部数10名拉下了水，这一窝案还最后牵出四川省原人大副主任陈德玉。陈德玉曾在1992年担任乐山市委书记，2003年进入人大，事发后被刑拘。自此，这一典型的“窝案”画上了句号。
以上这种“窝案”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呢？
其一，是政治生态环境问题。
比如辽宁的“慕马大案”，从1999年7月到2001年10月，涉及此案的沈阳市官员达到122人，其中已有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人员中，副省级干部1人，副市级干部4人，正局级干部11人，副局级干部7人；收缴和扣押赃款、非法所得达2亿多人民币。
辽宁省有关媒体说“慕马大案”最后落实的违法违纪的沈阳市处级以上官员高达400多人。
从一些调查资料看，这些贪官们早已连成了网，形成了片，千丝万缕，盘根错节。如果你还想在沈阳的官场混，你就没有办法不送钱，也没有办法不收钱。如果你违反这里的潜规则，你的命运最终会被这个体系排除在外，你就成了“另类”，“升官发财”就没有你的份。
一度，沈阳市党政干部中送礼成风，如老慕出国出差、生病住院、自己和家人过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