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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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穷无苗、富无根。”秦始皇横扫六合，实指望江山传至二世、三世乃至万世，却不料胡亥继位第二年就爆发农民起义，秦传至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笑柄。古人云：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福也大，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自家不肯罢。所以，给子孙多留下精神财富才是明智之举，也是历史的经验之说。
第八节 既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
改革开放犹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个古老的闭关锁国的民族从此走进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轨道；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
由于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不断实现，因而对我们党更加信任、爱戴和拥护，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马克思理论创新成果，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了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也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伴随滚滚而来的改革大潮，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春风吹动万物复苏，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不管你承不承认，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严重侵蚀共和国的大厦根基。
正如前所述，1997年以来，随着国家大批资金的投入，一条条高速公路蜿蜒延伸，同时产生了它的“副产品”—— 一批交通厅长相继落马。
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一些对共和国的肌体有着致命威胁的“萌芽”也冒出了地面。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因为既“没有护栏也没有路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经济驶入现代化快车道的同时，是我们无意放任了这些“萌芽”的肆意生长。事实上，腐败行为普遍化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在市场经济竞争的角逐里，金钱就是决策的唯一标准和个人奋斗的唯一目标。
以我们所熟知的两位“烟王”的堕落为例，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明。
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兼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和河北张家口卷烟厂厂长、书记李国庭，在年轻时都被错划为右派，历尽生活的屈辱和艰辛。在年已半百时才被落实政策予以纠正的。褚时健当年是带家携口被从城市赶到云南的“烟瘴之地”劳动改造的，改革开放后才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而1981年55岁的李国庭已准备退休，市委这时却任命他为张家口卷烟厂厂长、书记。当时，他们都激动得彻夜难眠，决心不负党恩，创造事业也是人生的辉煌。
褚时健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烟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赫赫有名的“红塔集团”；李国庭则发明了烟草发酵新工艺，卷烟质量明显提高，使张家口卷烟厂成为河北省的财政支柱之一。从有关案卷来看，也就是从这时起，腐败的种子开始在他们身上孕育。
随着他们开发的香烟品牌地位的确立，随着他们领导的企业的崛起，他们个人也获得越来越多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中共十三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等等桂冠接踵而来，他们都被誉为中国“烟王”。既然成了“王”，自然就成了企业的“家长”，在各方面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企业的大小事当然由“家长”说了算，企业领导班子失去了对他们的实际监督权。此时，腐败的种子开始发芽了。
由于品牌的效应，他们开始被一些个人烟商、一些“官倒”所包围，用各种糖弹向他们频频进攻，他们只是利用手中一支笔就使不少人一夜暴富。作为国企负责人，他们无法公开敛财，当看着别人通过自己大发横财时，开始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应该“及早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产生了，即那颗腐败的种子在适应的条件下破土而出了。
在“能人治厂”的大旗下，他们开始在企业各个要害岗位上安插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亲信。褚时健把对自己唯唯诺诺的罗以京提拔为玉溪厂的总会计师。李国庭则把他的情妇冯季玲从一个普通工人，一直提拔为主管财务的副厂长。企业内部虽然也有纪检、审计、财务、职代会等多种监督组织，但这所有都成了被监督人褚时健和李国庭两位“大老板”的摆设。实际上已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们。当他们这一切“任人唯亲”和“大权独揽”“专断独行”的做法终于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而纷纷向上级反映时，而出于对有贡献的改革家、优秀领导干部的保护的动机有关上级机关却未予理解和重视。于是那棵破土而出的“萌芽”开始在阳光下堂而皇之地生长了。
他们开始“曲线救国”。褚时健的妻子儿女开始收爱烟商提供的“好处”，褚时健也通过自己的亲信把数亿元的销售收入存放在账外，使之脱离企业的监控。李国庭也选准了计划外卷烟的“总代理商”，并让冯季玲来操作此事。
这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己还没有明显地将国有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处在观望和权衡的阶段，只是把“国家财产”放到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为“侵占”做好时刻准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开始举报他们的“账外资金”，但有关部门就是不相信也可能认为这些有贡献的人可以有这种“权力”，他们不相信群众，却相信“红塔离不开褚时健”，“张家口厂离不开李国庭”，不知为什么，某些共产党人有了这种思维方式。
结果，褚、李的胆子更大了，加之已到“退休交权”的年龄，更“机不可失”，加快了“老鼠搬家”的速度。那棵腐败的萌芽终于长成了毒草，他们失去了被教育、被挽救的机会。
最后，当他们“超期服役”后，退休交权前，还是走到私分巨额国有资产和索取巨额贿赂的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样的“毒草”党和人民必须连根拔掉。
拔掉毒草本来是可以轻松的事，但我们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们本可以不长成毒草，可以头戴各种桂冠光荣退休，他们根本不缺钱花，因为他们在任时凭合法的收入（高工资、高奖金、国家、地方政府给的各种奖励），早已进入富裕阶层。如果不是过分贪婪，完全可以免去牢狱之灾。
当然事情没有“如果”那样简单。他们的堕落有关党的主管部门应该负有责任。如果从他们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搞专断独行时就开始予以告诫，提出警告，甚至介入调查，在他们腐败的幼芽没有长成毒草时就进行纠正，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发生。
所以有效的监督，无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还是对掌权者本人，都有好处，都是一件幸事。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监督机制方面的某些缺失。
西方国家总是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的殿堂，攻击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上专制、夸大歪曲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监督机制的某些不足。当代垄断资产阶级以其强有力的手腕，控制、支配西方国家的政治机器，获得“民主制”的外观。相比之下，代表着人类民主未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机制，因为仅仅诞生几十年，运作时间短，又没有前车之鉴，所以显得十分稚嫩，十分不完善。正如一位社会学者所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还出生不久，漏洞或空隙很多，容易产生弊端，在同精致的、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较量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这犹如古希腊神话人物“阿喀琉斯之踵”，如不注意防护其“脚踵”，容易被对手击中。
阿喀琉斯（Achilleus），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时被母亲握住脚踵倒浸在河水中，因此除未浸水的脚踵外，任何武器都不能伤害他。后来还是被暗箭射中脚踵而死。“阿喀琉斯之踵”通常被西方表示致命的弱点或者薄弱环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尽管在权力监督方面具有某些薄弱环节，但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根植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沃土，代表和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它也犹如古希腊的神话人物阿特拉斯（Atlas）之头、之手，其力可以顶天。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权力监督有以下特色：一是中国共产党既是权力监督的主体，又是客体，是权力监督的核心，是实施有效监督的根本保证。
二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人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据统计，历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80《Times New Roman》以上是通过信访渠道发现的。
三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可以对权力实施监督。
四是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可以对执政党的决策，实行民主监督。对减少失误，遏制腐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权力监督制度的主要缺陷有：
第一，权力监督意识淡化，权力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差。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当代相当一部分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认为官员的权力是神圣的，是不能由平民百姓对“官”“权”评头论足的。尤其是有少数干部把上级的监督看做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把下级的监督看做是吹毛求疵。更有甚者，有人把监督看成监视，视为丢人、不光彩。久而久之，把自己排除于组织的监督之外。由于听不进批评，甚至对批评打击报复，造成群众不敢监督，好人主义盛行。
这几年，对“一把手”的监督一直成了权力监督的最薄弱的环节。不少地方、部门的“一把手”由小错到大错，最终走向犯罪，与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有关。上级党组织对“一把手”重选用轻管理，忽视监督。只重视监督“一把手”的工作完成情况，忽视其思想作风、廉政勤政情况的监督。另一方面，“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上级以“首长负责制”的方式强化了“一把手”的权力，削弱了集体领导的作用，本应由副职承担的工作也有“一把手”独揽，副职不敢表态反对，比如干部的调配任免，本应由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负责，但有些一把手亲自抓，甚至不设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一些地方“买官卖官”盛行，有“要致富、动干部”之说，正是由“一把手”越权所为。加之上级部门往往过多地和“一把手”单线联系，很少听取副职的意见。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有的是“一把手”提名推荐的或亲手提拔的，所以容易形成“一把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都是“一把手”搞“一言堂”和“家长制”的客观条件。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第二，监督维度单一，自上而下的监督较强，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监督较弱。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不少优点，如运行效率较高，操作便捷，有很强的控内性和御外性，对于保证最高权力中心意志的贯彻，迅速组织社会成员的参与，十分有效。但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弊端也很多，如易形成监督主体（上级）与监督客体（下级）的猫鼠关系，下级总是有意或无意、正式或非正式地力图博得上级的好感。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业绩获取上级的信任，无可厚非；而曲意奉承，巴结讨好上级，则成了厚颜无耻之徒。假若上级任人唯亲，则会对下级的过失姑息迁就，乃至纵容；上级在权力的塔尖上远距离监控众多下级的言行，顾此失彼，势必影响监督的质量。再加上信息渠道不畅，腐败行为的隐蔽，即使上级不徇私情，秉公办事，也难以对付众多下级的百般手段、万般花样。有专家认为，目前腐败的“黑数”很大，带来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很重，即与自上而下监督的疏漏有很大关系。
自上而下的监督动力源系于个人或几个人，监督状态往往以个人好恶为转移，随机性很大，很容易走进误区。“跑官”的盛行正源于此。
要想使监督走出误区，必须使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平行制约以及自下而上的监督相匹配；形成立体监督的框架体系。
第三，监督网络不严密，监督合力不够。我国已有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律监督、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人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也有了许多专职监督机构，如负责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的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财政和财务监督的审计机关，负责党政干部考核监督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党的纪律监督的纪委等。长期以来，这些监督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应当看到，诸多法令法规，诸多监督机构，其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加强整体监督功效，互通情况、协作配合是提高整体监督效能的当务之急。监督效能互补原理决定了必须加强整体监督的合力。所谓监督效能互补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监督行为（或系统）交互协调所产生的总效应大于各个监督行为（或系统）所产生效果的总和。当前，各监督部门在工作上有时脱节，整体监督配合不力，甚至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大大影响了监督力度，出现监督的空当或盲区，很多腐败的现象从监督的缝隙中发生。法规不健全。若干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许多廉政制度，但往往是令出多门，你建一个规章，我搞一个文件，上下不一致，各地不统一，相互矛盾，漏洞百出，时间一久，规章制度被变通得面目全非，流于形式，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有的法纪条文规定得过于笼统，使人不知所云，如“原则上应该”或“原则上不得”等用语，给人留下创造性发挥的余地，纪检部门操作起来费力劳神，无所适从。规章不少，但管用的不多。个别党员利用自己熟知规章之便，千方百计地寻找政策的空当，逃避监督的制约。
第四，人大、纪委、司法监督应有的监督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我们党十分重视提高纪检部门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党章规定党的纪委不是由同级党委任命的，而是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纪委书记要担任地方党委的副书记，规定对中央以下的纪委实行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体制，基本意思是提高党的各级纪检机关的权威性，但是实际生活是，没能全部实现这一目的。监督权以各层级的执行权为中心。现有的监督体系，无论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其独立程度与它履行的监督职责，都是不相称〖JP〗的。
按照我国的宪法设计，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种种原因，人大在理论上应有的神圣与权威，在现实中尚需进一步维护。地方政府的重大事项一旦在党委获得通过，若再发挥地方人大的决策监督功能已不是易事。我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不受制约的问题，迈出党内监督的重要一步。1997年9月18日通过的新《党章》第四十四条规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发现同级的委员会委员有违犯党的纪律行为，可以先进行初步核实，如果需要立案检查的，应当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涉及常务委员的，经报告同级党的委员会后报上一级纪律检�
